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民营出版业的繁荣及其启示^[1]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图书出版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尤其是民营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

徽州地区图书出版的历史始于南宋，但当时刻书的数量很少，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当时徽州刻本仅有八种，而且全部是新安（按，徽州古称新安，又称歙州，以下凡称新安刻本或歙刻均指徽州所刻图书）郡斋刻本，即府学官刻本。这与当时号称“图书之府”的杭州、四川、福建等地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据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包括经、史、子、籍在内，新安刻本已达三十一种。隆庆、万历以后，徽州的图书出版业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一跃而成为全国著名的刻书之地，而且以刻书之精闻名遐迩，成为椠刻界的新宠。谢肇淛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2]胡应麟亦云：“余所见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州又次之。今湖刻、歙州骤精，遂与苏、常争价。”^[3]

为什么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图书出版业特别是民营图书出版业会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一方面诚然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是与其地处皖南山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雕版印刷材料，并且是全国著名的“文房四宝”产地有关，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商品意识增强，把眼光投向了出版业。一般说来，古代雕版印本按出资者的不同情况，可分为官刻本、私人刻本和书坊刻本。官刻本虽然也出售一部分，但总的来说是以宣扬政教与传承文化为主要宗旨而非营利性质的，而书坊则以“射利”为主要目的。据今人蒋元卿先生考证，在南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江南地区尚没有出现专为营利而刻书的坊肆，即便有极少数私家刻书，“也只限于一些学者们为了传播前人或自己的著作而雕印行世”^[4]。但到了明代隆庆、万历间，则“满目皆坊刻矣”^[5]。也就是说，明中叶以前在江南（包括徽州在内）的许多地区图书尚未成为商品，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观念的增强，图书出版已开始成为生财盈利的产业。当时徽州地区有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素养较高的商人、学者、官僚便开设书坊，刻书营利。据不完全统计，仅隆、万年间徽州地区著名的书坊就有五十余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吴勉学的师古斋，曾校刻各种图书数百种，至今存世的不下三十余种。勉学家世代从商，本人官署光禄丞，是一位文人。据说他开始由于刻医书，“因而获利”，后便广泛搜集古今典籍，“并而梓之，刻梓费及十万”^[6]。以明代刻工价及纸张之低廉，仅刻印费投资就达十万，可见其书坊规模之大了。吴琯的西爽堂也是比较著名的民营书坊之一。吴字仲虚，原籍福建漳浦，隆庆五年进士，知婺源，后定居歙县，刻书均署“新安吴琯”。吴氏刻书品种有246种，总计1　565卷（不包括重印）。其他著名的书坊还有黄正位的尊生馆，吴养春的泊如斋，吴继仕的熙春堂，程大约的滋兰堂、滋荪馆，汪应娄的鹄举堂，休宁吴氏举一斋，歙西鲍氏耕读堂等等。由明入清以后，由于受“文字狱”的打击，徽州地区的出版业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萧条，其后又恢复了明中后期繁荣的局面，许多著名的书坊又重操旧业，有的甚至在经营的规模和出书品种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清代徽州图书出版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歙人程伟元的萃文书屋曾于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先后用木活字排印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世称程甲本、程乙本），使曹雪芹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从手抄本变为印本形式流传于世。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民营出版商们不仅在本土刻书，有的还把自己的书坊开设到外埠，以便占领更广阔的图书市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里，一直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徽州书商设在南京的书坊最多，有歙县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又署金陵书林郑大经四德堂），休宁汪廷讷的环翠堂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胡正言的十竹斋刻坊。《休宁县志》说他“所摹历代篆文、法帖、印存、图谱不下数百卷”，至今传世所刻图书仍有30余种，200余卷。此外，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扬州等城镇也都留有徽州书商们的足迹。由明入清以后，扬州刻书业更是大部分为徽人所把持。在《扬州画舫录》一书中，留下了这方面的大量记载。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图书出版不仅刻书坊肆多，分布地域广，而且在刻书品种、图书的编辑、刊印和经营方面也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从刻书种类看，除了一些大部头的史书、类书和丛书外，还有大量的戏曲、小说、笔记，实用性强的专业类、生活类乃至商品广告、八股程墨之类的图书，出书内容非常广泛，不像官府刻本多以经书、方志、政书类为主。这主要是民营出版商们为了满足多层次的读者需求所造成的。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增强，不少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正由传统的知识性、教化性向实用性和娱乐性转化，如方志中载，徽州不少人从小“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则观演义说部”^[7]，而当时人们对于戏曲的热衷，更是人所熟知，有时组织演出时，观者之多，“路隅为之阗塞”^[8]。这样的市场信息，当然不会不被精明的徽州书商们注意和重视，所以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这些著名的小说在其他地区刚一出版，他们马上将其印制出来，并以精美的插图取胜；而像《牡丹亭》、《玉簪记》这些人们对其故事情节耳熟能详的戏曲剧本，更是一版再版。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书商还自己创作、自己刻印通俗文学作品，如吴大震印月轩刊刻的《广艳异编》、汪廷讷环翠堂刻印的《环翠堂乐府》中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编撰的。

在图书的编辑、校勘方面，徽版图书非常讲究质量。徽州的书商大多出身于财力雄厚的儒贾世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功名仕途不得志转而选择图书出版这一与自己身份较为贴近的行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的，他们刻书固然是为了“射利”，但士人固有的良心与使命感又使得他们不敢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任何的轻率和不负责任，所以他们对图书编校十分审慎，有的不惜以重金聘请名师硕儒为其编辑校勘，有的还亲自参加校雠。在这些出版商们的着力经营下，徽州的坊刻图书一般都有着版本善、校勘精、错讹较少的特点，并因此而饮誉学林。这与明代其他地区的坊刻本普遍存在的粗制滥造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谢肇淛在评价当时全国的刻书业时说：“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而“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且版纸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9]。

徽州的出版商对图书的印制也十分考究。徽版图书特别注意在书中配以大量精湛美妙的插图，以增加图书的旨趣与可读性。虽然版画插图用于书籍在唐代就出现了，但当时仅限于佛经和佛事宣传方面的内容，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兴起，戏曲、小说、讲唱之类图书大量出版，书籍插图才进入鼎盛时期。郑振铎先生称明代万历间为中国版画史上光芒万丈的年代，正是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书籍插图和版画专著中得出的结论，而徽版图书插图在当时最享盛誉。郑振铎先生在《明代徽派的版画》一文中是这样描绘当时徽版图书插图的：“只要你翻开一本明刊小说或戏曲，只要那书里有插图，而雕刻者是徽人的话，你准得被其细腻而匀称的线条和雅致而工整的布局所迷醉了……几乎没有一点地方是被疏忽的：栏杆、屏风和桌子的线条是那末齐整；老妇、少年以至侍女衣衫襞褶，是那末软柔；大树、盆景、假山，乃至屏风上的图画，侍女衣上的绣花，椅上的垫子的花纹，哪一点是曾被刻者所忽略过？连假山边生长的一丛百合花，也都并不曾轻心的处置着”，“你一眼望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艺术，那是可愉悦的。那便是所谓‘古典的美’的作品！”^[10]关于这类插图本图书，仅据周芜教授《徽派版画史论集》一书统计，刻于徽州本地的有74种之多，而刻于外埠的则有六七十种。为了提高图书质量，吸引读者，徽州的出版商们还发明了套版印刷技术。据已故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考订，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间歙人程涓刻的《闺范》十六卷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用套版印刷的书”^[11]。稍后程君房刻《程氏墨苑》、方于鲁刻《方氏墨谱》、黄一明刻《风流绝畅图》也采用了此法。到了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画笺》，更是把套版印刷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胡正言在套印的基础上创造了饾版和拱花两法。饾版是改多色整版套印为多色零星碎版套印；拱花是用凸凹两版嵌合，以凸起的线条来表现花纹。有了饾版和拱花两法，印刷艺术图画“不但色彩鲜明，而且连云纹水波都一一凸现在纸面”^[12]。这一技法的发明使雕版印刷技术更臻完善，也开了近代彩色印刷技术的先河。

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的许多书坊在经营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前面我们说徽版图书品种繁多、内容广泛，这是就整个地区的出版状况来说的；而就单个的书坊而言，几乎每个书坊都有自己侧重的刻书品种。如吴勉学的师古斋，所刻图书虽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但以刻医书最为著名；吴琯的西爽堂则凭刊刻大部头的史书、丛书取胜；胡正言的十竹斋主要是“摹历代篆文、法帖、印存、图谱”；歙县黄正位的尊生馆是刊刻戏曲小说的名坊，而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都是以刊插图本小说为主。这些民营书坊由于出版图书各具特色，一方面避免了由于重复出书竞争所造成的浪费，一方面则增加了书坊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如方志中说，黄正位尊生馆刊刻的戏曲小说，“悬之国门，纸价为贵”。可见品牌特色的效应。

徽州的民营出版商们既注重保持自己刻书的品牌特色，有时彼此之间又通力协作，搞联合出版。据王学林先生考证，万历间吴勉学刻《资治通鉴》294卷附《释文辨误》12卷，就是由吴勉学与张一桂、俞允顺等多人协作完成的；《性理大全》则由吴勉学与“文枢堂吴桂宇”共同校梓，而吴琯辑刻《增订古今逸史》55种时，吴勉学之子吴中珩也参与其事^[13]。徽州民营书坊协作出版的图书一般都是大部头的正史、类书、丛书，由于这些图书有的卷帙浩繁，有的子目众多，作为民营资本，又是采用手工雕版刻印，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独立完成。于是书商们采用协作的方式出版，这样自然加快了出书速度，缩短了资本运作周期，对于各方都有利。

总之，明中叶以后徽州的民营出版业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徽州的书商们为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虽然到了近代随着以机器印刷为标志的现代出版业的出现，徽州的民营出版业衰落了，但它在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出版事业的发展仍然有启示作用，譬如徽州的书商们善于把握读者群的脉搏、努力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求的市场意识，他们对于图书出版力求精美的态度，他们既注重自己的品牌特色、又搞协作出版的经营之道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注释】

[1]本文原载《不懈追求——复旦大学出版社建社20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事部》。

[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

[4]蒋元卿《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载《安徽出版史料选辑》第一辑，黄山书社1987年版。

[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

[6]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

[7]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

[8]汪道昆《太涵集》卷七十七《送胡元瑞东归记》。

[9]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事部》。

[10]本文原载1934年11月11日《大公报》。

[11]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原载1957年10月《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

[12]刘国钧《中国的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王学林《试论徽州地区的古代刻书业》，见《文献》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