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

从前面我们对整个明代徽州地区文学进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随着商业经济的崛起，文化的变迁，徽州文学在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发展与进步与一些先进地区相比较，却是明显地滞后了。譬如，在元末明初江浙地区的作家中便有不少人对世俗的生活意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以热情肯定的态度描写市井生活；至于像杨维桢、高启他们作品中对自我的肯定，更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而这些内容直到明中叶以后才在徽州文学中大量出现，这说明徽州地区文学的发展进程较先进地区落后了很多年。其原因便是徽州文学在前期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缘故。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文学的进步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首先表现在不同类型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明中叶以后徽州文学中出现的所谓新因素，都是出现在那些经常活动于大城市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或者说都是从那些经常保持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作家作品里表现出来，而那些没有走出过徽州这块封闭性山区的作家们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仍然比较严重，作品中较少出现新的东西。其次，即使在一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有时也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即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人性与道性、开放与保守共存，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譬如，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对情欲都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不仅热情肯定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甚至对寡妇变节也持鼓励态度，但同时在他们的文集里，那些歌颂节妇烈女的作品又占有相当的比例；还有的作家在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说教意味。

造成明中叶以后徽州文学中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其文化自身的阻力。首先，虽然明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徽州封建保守势力有所削弱，但仍然有相当的能量与影响，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这一地区的宗族组织非常严密，宗法思想十分严重。嘉靖《徽州府志》中说：“（新安）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婚配论门第，治袿裳装具，量家以为厚薄。其主仆名分尤极严肃而分别之。”^[2]这一段话便道出了当时徽州地区宗族组织与宗法制度的有关情况。这种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的存在，严重地束缚着人性的发展，从而也就束缚了该地区的作家在作品中对人性的表现。其次，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商业经济虽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当时商人阶层并没有摆脱对封建体制的依附性，他们也没有把大部分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从而进一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3]。这也使得人性的充分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使得徽州文学中关于人性的表现常常显示出底气不足的特征。而从作家个人的角度看，有的作家虽然受到当时先进思潮的影响，思想理论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的因素，但由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4]，从而也使得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有时表现出比较保守的倾向，与其思想理论形成矛盾和反差。

总之，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由落后区域向比较先进区域转化的典型，它在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都将有所裨益。

【注释】

[1]参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第27—35页。

[2]嘉靖《徽州府志·风俗》。

[3]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五章《徽商资本的出路》。

[4]参见本书第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