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风世类编》和《闇然堂类纂》
在明中叶以后，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商品意识的增强，徽州地区的作家们在小说的编辑与创作中表现出许多新的倾向；但是，由于这一地区传统的力量仍旧十分强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很难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除，这种影响也在小说的编辑与创作中反映出来。明中叶以后徽州小说中受传统观念影响最突出的是程时用的《风世类编》与潘士藻的《闇然堂类纂》。
程时用，字际明，号豊玉斋主人，休宁人。《风世类编》成书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全书分为“祥使”、“咎征”、“孝友”、“臣鉴”、“交谊”、“壸懿”、“分定”、“梦征”、“谕冥”、“物感”十类，每类各一卷。作者编撰小说的宗旨即如书名所昭示的，他要以此劝勉世人，起到教育感化、改变世风的作用。他在卷首《自序》中也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点：
余幼好涉猎，于习制举外，若都试之暇，辄购稗官野史《丛谈》、《幽怪》诸录读之。顾其言怪迂无当，犹之山珍海错非不可口，要以风览世教，则不若伦常之粱肉。最后阅《世说》、《语林》诸纪，该然有间矣。然记载悬诸日月，无容拾沈。唯出于輓近耳目之睹闻，与夫小乘外纪之未及，媺慝好丑，错陈胪列，于以备观，刑昭劝戒，使见之耸然，闻之骇然，感之蠢蠢然，鼓舞而暨及，其为风教岂浅鲜哉！余惧谣俗之第靡，没溺于风会而不反，而又媿余之暗沕，无能摭据固实苏援世事以合三五之风，徒以生平所征信者时出以训子弟。岁戊戌，于友人将乐汪君叔图所得阅《纪训》一书，欣然有慨于中。遂旁搜四方麈谭丛说，以及荐绅父老之传，耳目见闻所习，随得随录，不逾月而盈筐积矣。第其中庞杂棼舛，鲁鱼莫辨，因为删繁订赝，除其无关伦纪嵬琐谲诞者，厘为十类，类为一卷，起“祥使”，至“物感”，条分类析，善恶具载，而要归于惩劝，故友人为题其首，曰风世……是编之作，即不敢上拟风雅，下垂世教，然以匏巴鼓瑟而使人心怡神旷，至游鱼出听，韩娥一歌而市人悲悲喜喜，数日且不自止，况动之以自性，和之以天倪，有不翕然感者乎？是故观端人修士、荩臣肖子、贞夫勚妇所为状，何异和风之时丽，令人融融然追趋而逐嗜；观人俗士、谐臣媚子、悍夫戾妇所为状，何异厉风之暴烈，令人飒飒然谽谺而奋击；观吉凶善恶倐征立现若应桴鼓而捷影响，何异万窍之怒号，激者、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惟所自取，令人凛凛然惊籧而惕虑，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不逾时而风天下暨后世！是编之刻，不无少裨矣[120]！
程时用在《自序》中非常自信地强调自己所编辑的小说在改变世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这可理解为小说编纂者的惯例，即通过标榜道德训诫提高自己的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但强调教化、标举道德训诫毕竟是传统的文学观念，这与吴大震只求小说为清谈增添光彩、使人读后开颜欢笑，不指望在其中利用鬼神之道进行教化以辅佐圣人治理天下的创作思想相比[121]，与潘之恒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尚作为小说作品首要考虑的因素相比[122]，都明显的是倒退了。
潘士藻的《闇然堂类纂》与程时用《风世类编》所表现出的创作倾向基本一致。《闇然堂类纂》全书分为“训惇”、“嘉话”、“谈箴”、“警喻”、“溢损”、“征异”六卷，以作者平日所闻见的杂事奇谈分类予以纂述。邹元标在《序》中说此书为作者“慨世俗浇漓”而作，目的是要“动人真性，发人生机，归于厚道”[1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其“大抵皆警世之意”[124]。我们认为这些评述都深中肯綮。
《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虽然都表现出比较保守的创作倾向，但与其他作家作品相比，它们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他作家的作品中迻录前朝故事占有相当的比重，包括吴大震的《广艳异编》与潘之恒的《亘史》都莫不如此，而这两部小说集中的作品所记述的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当代的故事，其中尤其是《闇然堂类纂》，其书名又称《闇然堂类纂皇明新故事》，由此可见它的时代性。如果撇开作者的主观思想倾向不谈，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了解明中叶以后的风俗人情，换言之，它们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做一些介绍。
一、商人的故事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商人数的急剧增加，以商人为主角的小说作品逐渐多起来，《风世类编》、《闇然堂类纂》中也有不少有关商人的故事。其中有的记叙了商人的善举，表现了他们善良的人性。如《风世类编》中有作品写到，明正德初年，徽州商人王某年逾三十而未有子，并有“善风鉴”的姑父说是其“至十月当有大难，不可逃”。王某平素非常相信姑父相人的本领，于是他抓紧时间到苏州去收账。一天，王某自苏州敛资归，来到一所渡口，当时正值“霉雨水涨”，不能渡河，无奈只能暂寓客店。傍晚天空放晴，王某来到河边散步，突然发现一位少妇怀抱婴儿跳河。王某对渔人说：“能救此者，与二十金。”河里的渔舟竞相出动，终于救起少妇母子。询问缘故，原来是少妇的丈夫在外佣工，少妇自己昨日卖猪偿租，结果被假银所骗，她怕丈夫回来后遭其殴打，所以寻死。徽商王某听了少妇的倾诉后，备加伤感同情，于是他按卖猪价钱的两倍周济她。少妇回家途中正好遇见丈夫归来，她一边哭泣，一边告诉事情的原委。丈夫怀疑妻子与王某有什么猫腻，于是一起前往王某下榻的寓所对质。到达客店时，王某已关门就寝；丈夫让少妇扣门致谢。王某厉声说：你是年轻的女子，我是孤身客商，在这昏黑的夜晚岂宜相见？你如果真的有意要谢我，明天白天同你丈夫一起来！少妇的丈夫这时才肃然起敬，对王某说是“吾夫妇同在此”。于是王某披衣起床，正当开门之际，忽然室中砖壁倾倒，压碎卧榻，王某逃过一劫。后来王某“连举十一子”，到作者写这篇故事时，王某已九十六岁，仍然健康地活在世上[125]。
在《风世类编》中我们看到，商人们不仅对那些身陷困境、突然遭遇不幸的人们施之以援手，对那些因贫穷而不得已为盗贼者也抱有一种同情与宽容。如有作品写到，曹州商人于令仪性情宽厚，一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与人相处不合的事情。到了晚年，家里非常有钱。一天夜里，有个小偷入室盗窃，被于令仪的儿子们抓住了。一看，原来是邻居之子。令仪说：我看你平素很少犯错误，何苦要做小偷呢？邻人之子回答说：没办法，都是穷逼的啊！于令仪问他需要多少钱，邻人之子说是有十千就足够了。于令仪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了他。邻人之子很高兴地把钱背走了。没走多远，于令仪又追了上去。他一边追，一边喊；邻人之子心里很恐惧。于令仪对他说：你不必惊吓。我追你是因为你家里很穷，夜里背十千钱回家，恐怕会引起巡夜者怀疑追问，这样反而不好，不如天亮后再走吧。于是令仪留他到黎明，打发他回去了。邻人之子又感动又惭愧，“卒成善士”；而于令仪子侄中有三人登进士，万历年间成为曹南地区有名的望族[126]。
在《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许多商人都有一份悲悯的情怀，他们不仅对人类中的弱势群体抱有一种同情与宽容，对动物也存有一份不忍之心。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如《风世类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商人病势非常危急，医生说是用虎粪可以治愈。这时村子里正好有人捕到一只老虎，家里人赶紧把老虎买下来，将虎粪和药喂商人服下，商人的病果然很快就好了。有人提出要杀死那只老虎，商人不忍心那样做，就让人把老虎放归山林。几年以后，商人到齐鲁大地经商，因赶夜路而误堕虎穴。众虎咆哮来噬，商人自料必死无疑。这时有一只老虎做出阻拦的样子，商人仔细一看，原来正是自己放跑的那只。那虎白天出去取来食物给商人吃，晚上保护着他不让他受到同类的袭击。一个多月以后，商人对老虎说：我因为迷路而到了这里，幸亏您施恩于我才使我不及于难。现在我父母思我一见而不可得，您能把我带上大路吗？老虎做出许诺的样子，并且伏地摇尾让商人骑到背上，然后驮着他离开虎穴，商人因此脱离险境[127]。
《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对于商人的表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既记叙了他们的善举，表现了他们善良的人性，也反映了从商这一行当的危险性。商人们身怀重资，长期在外奔波，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物，面对各种陌生的环境，危险随时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像上面一篇故事中商人误堕虎穴，即反映了经商危险性的一个侧面；不过商人们遭遇的危险更多的还是来自人类自己。邵毅平教授在《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一书中曾经就“商人的危险”专门设章，胪列并讨论了给商人带来危险的各种场所、各类人物[128]。在《风世类编》及《闇然堂类纂》中，我们同样感受到商人所面临的各种危险的存在。如《风世类编》中有作品写到，成化年间，有一位富商寓居在京城斋化门附近的一所寺院中，寺僧见其挟有重资，于是“约众徒，先杀其二仆”，然后挖坑把商人给活埋了，上面压上两个仆人的尸体，再填上土；商人所携带的银两则全部被寺僧攫为己有。过了两天，有贵客游赏路过该寺，寺里的狗狂吠不已，让人把它赶跑，跑了又回来。那位做官的贵客因此起了疑心，“命人随犬所至”。那狗来到活埋商人的土坑旁，伏地悲嗥。做官的贵客让人挖开一看，发现两具尸体；把尸体抬上来时听到下面有呻吟之声，原来是商人苏醒过来，给他喂了点汤，过了一会便能开口说话，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这件事很快让朝廷知道了，朝廷派人“尽捕其僧置于法”[129]。
以上这些故事虽说作者创作它的初衷是为了说明善恶有报，——或为了说明“善积成德……阳施阴报，肇祥毓庆，延历绵邈”[130]，或为了说明“全生者获报，多杀者罹殃”[131]，——但从客观上来说，有的作品反映商人的善举，塑造了品行端正、富有同情心的商人形象，这与前朝的一些作品往往将商人描绘成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奸诈之人截然不同；有的作品则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从商的艰辛、谋生的不易，认识到商人职业的危险性，而不像前朝的某些文学作品，一提到商人就将他们与侈靡奢华的生活联系起来，一写商人就将他们的逸乐与农民的辛苦作对比，似乎商人的财富来得极其容易。《风世类编》及《闇然堂类纂》中有关商人的表现，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反映出明中叶以后人们对于商人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反映了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二、科举轶事种种
自从隋唐设科取士以来，科举考试一直是各个朝代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明代尤其如此。据统计，明末生员人数已达“五十万以上”[132]，而明末全国人口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亿五千多万[133]，也就是说每三百人当中就有可能有一人参加科举考试[134]，这一比率接近于今天参加高考的人数与全国人口之比[135]。只要想想今天高考的情景，就会明白科举考试在明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所以明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风世类编》和《闇然堂类纂》中同样有很多有关科场内外的奇闻轶事。
《风世类编》、《闇然堂类纂》中有关科场内外的奇闻轶事，有的记述了士人应试前种种荒唐行为，反映了他们汲汲于功名富贵的心态。在封建社会，由于科举考试是一条捷径，中式者可以一步登天，由平民跻身于统治阶层，因此自然而然地对读书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生员人数众多，而录取名额极其有限，能被选中者是凤毛麟角，有很大幸运的成分。于是很多应试的生员便在考试前向神灵祈祷，希望得到帮助，使自己能在梦境中预知考试的有关情况，从而让幸运降临到自己头上。《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有作品写到，“永乐初有士人赴举祈梦”，希望预先知道考试题目。神人告诉他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于是他按题旨预先做好文章。等到乡试、会试，这位举人虽然连战连捷，但都不是这个题目，神人梦中之言没有应验。由于成绩不突出，他只授官膳部郎。一天，成祖朱棣与群臣宴会，席中出对子让大臣对，他出的上联是：“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参与宴会的大臣没有人能对出下联。这时那位曾向神人祈梦的膳部郎正巧也在一旁侍候，他马上接口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朱棣大喜，于是破格提拔他做了礼部侍郎[136]。这位士人是幸运的，神人之言虽然在乡试、会试中没有应验，但最终还是在仕途升迁中派上了用场，而有的士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祈梦求神非但对应试没有什么帮助，反而被神人给戏弄了。如有作品写到，嘉靖年间，有三位士人在应举前一起去向神人祈梦，想知道能否被录取，夜里梦见神人高歌说：“金马玉堂三学士。”第二天一早起来三人各言所梦，结果完全相同，大家都很高兴得意。不几天前去应试，其中一位士人果然联登；另外两位士人却没有中式，不过他们仍然很高兴地说：不过输彼一筹罢了。因为根据祈梦时神人之言，他们相信自己迟早也会被录取的。后来这两位士人累举不第，而那位中式者却真的如神人所言官至玉堂学士，他们感到很困惑，于是再去向神祈祷，却梦见先前那位高歌的神人说：“金马玉堂三学士，明月清风两闲人。”这时两位士人才“愕然自失”，悻悻地说：“何物造化调弄人若此！”于是他们俩投书而去，再也不应举了[137]。
生员应试前求神拜佛企望幸运的降临有时不一定都能应验，但是据《风世类编》及《闇然堂类纂》所记，科举考试的中式录取有时确实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与幸运的成分。如《风世类编》中有作品写到，嘉靖十一年，夏言为知贡举官，申饬文体。等到廷试之前，再次让受卷官遍告应试诸士：策对的文体格式一定不要标新立异。结果同为考试官的都御史汪发现一份试卷，大觉诧异，说：奇怪了，怎么策对中没有冒语呢？宰相张孚敬拿过去看了一遍，说是“虽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嘉靖皇帝阅卷时，士子们策对中千篇一律冗长的冒语让他感到无比厌烦，于是将这篇没有冒语而立论开门见山、文字简洁明快的策对擢为第一。主考官们打开封识一看，才知作者为林大钦。主考官夏言感到非常纳闷，就把林大钦找来，询问他为什么格式跟别人不一样。林大钦说：我是第二天才领的试卷，实在是没有听说对策格式不要立异的规定，如果听说了我怎么敢违背规则呢？夏言因此感叹，人的荣进皆有定数，不是人力能阻止得了的[138]。定数之说这是古人迷信，但林大钦当上状元的确有偶然的因素与幸运的成分。因为如果他和大家一起领试卷，听到了受卷官宣布的规则，在策对的开头加上一段冒语，他的试卷也就不一定能引起嘉靖皇帝的注意；如果嘉靖皇帝像夏言一样不喜欢标新立异，不对答卷中冗长的冒语感到腻味厌烦，也就不一定选中他。林大钦中状元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毕竟还有一些必然的成分在其中，而四川乡试中发生的一件事就纯属偶然甚至有些荒唐了。《风世类编》中写到，嘉靖时期，有一年鄢懋巡按四川，主考秋试。阅卷已毕，鄢懋有些困倦，正当他打瞌睡时，恍恍惚惚听到阴阳生说填榜的时间已到，鄢懋赶忙起来一看，发现时候尚早，便又躺下去。眼睛刚闭上，似乎又听到阴阳生的报时声。鄢懋感到事有蹊跷，心想：莫非沧海有遗珠，有贤才没有被录取吗？于是急忙起身拿出一份落榜的试卷检查，发现其文理粗通，而七结多用《大学序》，鄢懋心颇疑惑；等到将其二场、三场试卷都调出来一看，发现所做文章纯用序文凑合成篇，鄢懋勃然大怒，认为肯定是和主试官中某人勾通作弊的暗号，于是将这份试卷放置袖中。不一会考试官们都到齐了，鄢懋拿出那份试卷交给宪长，正打算交代什么，忽然阴阳生高声唱报：“时至，请填榜！”鄢懋的话来不及说出口，众位考试官急忙拿着中式的试卷出去了。当填榜填到第二十名时，宪长便将鄢懋交给他的那份试卷的生员姓名填上，他误以为那是鄢懋所属意的考生。等到举行宴会时，鄢懋问宪长那试卷在哪里，宪长说已经中了。鄢懋很惊讶，向宪长说明缘故，但这时中式的名单已呈报上去，无法更改。鄢懋将那位生员唤来追问缘故，原来是他做梦的时候先人告诉他这样做的，而他的先人又是一位“专以方便人为事”之人，鄢懋也就不再追究了[139]。这篇故事中迷信的成分更浓一些，但如果撇开这些迷信的成分不谈的话，我们发现，这位生员中式的过程的确充满着误会与巧合，他被录取纯粹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任何时代科举考试中都会发生作弊行为，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有明一代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大案即有十五六起[140]，至于普通的作弊更是无法统计。《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对科举舞弊行为也有所涉及，当然，它们仍旧是从善恶有报、从迷信的角度立意的。如《闇然堂类纂》的《飞石岩》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巫山士人，暗中行贿勾结官吏预购到考试试题，他便洋洋得意，自以为中举是手到擒来。等到赴省试，骑马打从潼州飞石岩下经过，被从山上坠下的巨石砸死。同行者惊骇逃散，尸体无人收敛。恰巧同痒某生也因应试经过此地，他买下棺木给死者收了尸，临时寄放在附近一所寺庙的廊屋里，准备考试回来时载骨归葬。当天晚上，这位为同学收尸的考生梦见死者对自己说：我因为用钱买试题而遭天谴，承蒙您收我骸骨。我愿意把试题无偿奉献给您，以表感谢。这年秋试，为同学收尸的这位士人果然名列解状之中[141]。在这篇作品中，虽然作者的主观意旨是写善恶皆有报应的，但它在客观上却揭露了科举考试中试题可以预购这种舞弊行为。另一篇作品《诸葛一鸣》同样是旨在表现善恶有报、表现宿命思想而客观上却暴露了科场中舞弊行为的。作品写浙江士人诸葛一鸣盛暑时读书于杭州城外大寺中，偶遇一金装戎服之人，自称是天帝所遣放榜者，而诸葛打听到自己不在神人所持名单中，便百般恳求，神人答应到时将他的名字加上去，而顶替他的一位至亲，但要求“爇纸钱十万为酬”。其年秋试，诸葛试卷在备选之列，正当御史将其与另一卷相较而拟议未定之际，忽听耳畔有语云：“一鸣中，一鸣中！”于是御史黜某卷而录诸葛。后来一鸣爽约，没有按时焚十万纸钱，结果被神人报复，会试时“以怀挟荷校棘闱前，竟坐镌名”[142]。这篇故事的内容有点类似《广艳异编》中的《李俊》，同样是以曲折的方式暴露了科举考试中贿赂公行的内幕。
《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还有作品描写了士子热衷科举，执迷不悟，直到死后也忘不了举业，企图通过帮助别人中式而了其夙愿的故事，从而在客观上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士人心灵的腐蚀。如《风世类编》中写到，祁门人叶琦与业师一起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上街时见群儿以竹竿拽起衣裙，戏曰：“解元拽旗，解元拽旗！”叶听到后，很高兴地对业师说：今天上街，一班小儿都说“解元叶琦”，人情贤于梦卜啊！业师告诉他，这只是南京儿童玩的一种游戏。叶琦又去告诉亲友，业师担心叶琦这样荒诞不经会招致祸端，于是就另外租了房子，而叶琦也迁至他所。叶琦新租住的地方曾经死过一个参加考试的举子，鬼魂经常出来作祟，而叶琦却不知情。到了晚上有一儒生前来相接，具道姓名甚悉。第二天叶琦具名帖报问，却绝无人迹。晚上那儒生又来了，叶琦感到很奇怪，就追问他。儒生告诉叶琦：我并非要祸害你。我有魁解之才却年寿不长，今见您器宇非凡，可望考中乡举第一名，所以前来告诉您考试的题目及意旨，希望您记住它，不要轻易泄露给别人。叶入场应试，一切皆如那位儒生所言；二场、三场也是如此。考试完毕，儒生忽然告别。叶琦说：我正想要报您的大恩大德，您怎么突然要走了呢？儒生说：我与君本隔阴阳，由于此志未泯，所以想借您而实现我的夙愿。您如果不忘记我嘛，只希望撤鹿鸣宴席酬谢我就足够了。说完便离去。放榜之日，叶果然获得南畿魁解，于是将鹿鸣宴席上的酒食全部用来祭奠那位壮志未酬的儒生，并且还置办了斋礼到其家中吊唁[143]。故事中这位儒生死了还要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他人考中解元，了其夙愿，甚至做鬼也忘不了那顿鹿鸣宴，读了真是让人辛酸，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有关科举轶事的作品，有的还刻画了士人的各种嘴脸，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如有作品写到，宁波府学生员王录临贡，同学李循模用计谋得到这一名额。抵京谒选时，李又以夤缘入得首相之门，求顺天司训。未及揭榜，他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顺天府学外，洋洋得意地走来走去，把府学前前后后看了个遍。学舍中的仆役看见了，便呵斥他，问他是干什么的。李循模却大声骂道：“吾不数日当坐于此，鼠辈安敢无状！”顺天府学有人把这话汇报上去，负责铨选的官员大惊，赶快将他换到广西的一个小县的县学任教职。李怏怏而去，后来与仆人都死于途中[144]。这篇作品活画出了一位善于钻营、浅薄、得志便不可一世而失意又叫人可怜的士人形象，暴露了人性的某些弱点。又如有作品写到，湖湘有两位生员，一位姓程，一位姓郑，为同窗学友，很要好。后来姓程的先登了第，授咸阳令。姓郑的家里很穷，向别人借了钱千里迢迢去探访他。不料到了咸阳，姓程的却“严下令，戒门下勿与通”，郑只得“狼狈而归”。后来郑中了二甲，“除差直隶公干”，而“程以事调获鹿丞，又被告赃”。郑奉命前来按部，“程乃远迎叙旧，引苏章二天等语。郑笑而不答”。到了晚上，郑某“命演戏宴程。酒中戏子扮二虎，一虎先衔一羊自食，旁有饿虎踞地视之，虎怒吼，衔羊而去。少选，饿虎得一鹿来，前虎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衔羊不采揪，今朝获鹿敢来求？纵然掬尽湘江水，难洗当初一面羞！”程某知道姓郑的对当初之事耿耿于怀，不可能跟他讲同窗之谊而放过他，于是第二天便“解组而归”[145]。这篇故事描摹了士人中式前后不同的嘴脸，表现了人情势利、世态炎凉。
总之，《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有关科举考试种种轶事的描绘，在宣扬封建道德说教的同时，客观上使我们了解了封建科举制度下的各种世态世相，认识到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腐蚀，以及人性的某些弱点。
三、公案故事及其他重大社会事件
《风世类编》和《闇然堂类纂》中还有一大批公案故事，当然，作品仍旧是从教化世人的初衷出发的。如《风世类编》有作品写到，万历年间，浙江武义县王名世的父亲与族中某人相殴致死，当时名世尚在髫年，他便慷慨激昂，发誓要报此仇。母亲百般劝阻，对他说：仇固然应当报，但我们家穷，且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即便不顾及你的母亲，如果你现在去报仇死了，我王家绝了后怎么办？王名世不得已，听从众人之议与仇家讲和。他把对方赔偿的银子与田券全都埋藏好，然后暗中购得一把匕首，在上面刻上“复仇”二字，时时把它系在肘间，嘴里经常念叨着：名世，你忘了族人杀害你父亲之事吗？过了几年，王名世娶妻生子，自己也成了入学的生员。于是他把准备复仇之事告诉母亲，母亲再次哭着阻止他。名世假装答应。有一天，他趁仇家与族属一起饮酒时杀死了他，然后提着仇人的首级及原先赔偿的银子、田券等去县里自首请死。县令及郡守、台鉴都称道说：你是义士，但须给你父亲验过尸方能免你之罪。王名世毅然说：杀人者死，这是国法所规定的；手刃父仇，这是私怨。我不敢因私怨而抗拒国法，而且又怎么能以验父尸为自己开脱免罪呢！于是“以头触阶，碎首而死”。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郡邑咸加旌异，朝廷下诏褒表，士大夫赠言成帙”[146]。
这是一篇封建道德说教意味相当严重的公案故事。主人公的父亲被同族中人打死，他时时不忘复仇，只是因为母亲的提醒，怕绝了后才隐忍一时；待结婚生子后他便立即手刃仇人。复仇后为了不验父尸，他宁愿受刑身死，最终触阶而亡。他的行为得到朝廷与封建士大夫的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赞誉。作者在篇末说：“柳柳州有言：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服孝死义，达理闻道，王君以之。惜哉！当事诸公不蚤风显于生前，而徒褒表于死后也。”后来凌濛初将这篇故事改编成白话小说《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收入《二刻拍案惊奇》，其中严重的封建道德说教意味一直受到小说研究者们的诟病，其实这种道德说教意味是它的母作中原本就有的，把它完全归咎于凌濛初，实在是有些冤枉。
《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许多公案故事不仅有严重的道德说教意味，而且有的还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换言之，这些公案故事中的道德说教意味大多数情况下是借鬼神之道而表现出来。如《风世类编》中写到，有一个姓丁的人，是个戍籍。客游燕市时，途中遇到一位壮士，与之结为死友。不久，那人因盗情事败入狱，丁某前往探视。那位盗者说：“我有数百金藏某所，君取来营救我，给我衣食，死则葬我，余金任君取之。”丁某想独吞这些银子，于是贿赂狱卒，将盗者毙于狱中。过了三年，丁某自燕市搭船回家。在船上忽然跌倒，一会儿爬起来大喊大叫，说自己是强盗，大骂丁某，并述为丁所害之故。同船的人这才知道丁某做过负心事，于是“相与跪拜，祈缓丁死，毋累我辈”。鬼勉强答应。丁某“及家甫三日，忽复大叫如前，取搥自落齿。家人夺之，则扬刀自伤其胸；又夺之，则以指自抉其目。观者填道”。有人问：“汝既有冤欲报，何待三年？”附于丁某的鬼魂说：“向我系狱，近得赦书，乃出耳！”很快丁某就死了。鬼所说的赦书，原来是隆庆改元的赦书[147]。这篇公案故事写负心者最终受到冤魂附身自毁形体的惩罚，意在警戒世人：冥冥之中自有鬼神在，作恶者必有恶报。又如《闇然堂类纂》中的《湖舟蚕家》写到，弘治年间湖州有大姓伍氏以养蚕致富。偶有一年蚕多桑少，便弃蚕十余筐埋在土窖中。一天，命三个仆人驾船买桑，不得而返。途中有条鲤鱼跃入船中，三个仆人非常高兴，准备回去献给主人，让主人高兴高兴。船行至皂林，那里设有巡司，巡逻的见船划得太快，怀疑有奸诈之事，就收捕了这条船。打开船舱一看，发现一条人腿。三个仆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面面相觑，吓得脸都变了色。巡逻者将三人绑缚起来带到官府，由于受不了酷刑，便无辜服了罪。追问埋尸所在，三人说是埋在主人家空地里。于是让吏卒押至其家，他们胡乱地指了一处，说是尸体便埋在那里，恰好那是原先埋蚕之所。挖开一看，原先埋的蚕全都不见了，唯见一具尸体，身体和脑袋都很完整，只是少了一条腿。那三个仆人一时无法辩白冤屈，并其主人一起抵罪。很久以后事情终于弄清楚，但那富户的家财却荡然无存了[148]。这篇公案故事的内容与情节较前一篇更为荒唐，迷信色彩也更为严重。
必须指出的是，《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所表现的鬼神之道与《广艳异编》中的谈神说鬼在思想倾向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广艳异编》中作者谈神说鬼，一方面是企图通过鬼神世界的描绘表现人们真实的情感，借鬼神作品表达在描写人的作品里不便表达的人类真实的心意；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人们喜好奇异事物的审美需求，给读者带来乐趣。而《风世类编》和《闇然堂类纂》中的鬼神之道则纯粹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凌濛初曾经将上面两篇故事中关于写丁某与盗者的一篇改编为白话小说[149]，他在故事后的一段议论非常明白地揭示了作者的意旨所在。他说：“看官，你道在下为何说出这两段说话？只因世上的人，瞒心昧己做了事，只道暗中黑漆漆并无人知觉的；又道是‘死无对证’，见个人死了，就道天大的事也完了。谁知道冥冥之中，却如此昭然不爽！说到了这样转世说出前生，附身活现花报，恰象人原不曾死，只在面前一般，随你欺心的硬胆的人，思之也要毛骨悚然。”[150]这正是作者创作或编辑这类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
《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中还有作品描写了本朝所发生的一些颇有影响的社会事件，目的虽也在于说教，但客观上却反映了社会的弊端，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如《风世类编》中有作品写到，宣德年间，苏州卫有位朱镇抚希图取得皇帝宠幸，便从民间征收促织献给皇上。宣德皇帝非常高兴，并由此爱上了促织之戏，于是命令太监在民间大量收取。结果导致促织的价格飞涨，一只最多可卖到十几两银子。当时苏州枫桥有一位粮长，因为郡里分派了征收促织的任务，他千方百计寻访到一只最好的促织，于是用自己所乘的骏马将它交换来，用罐子饲养在家里，准备献上去。粮长的妻子以为，用一匹骏马换来的虫子，一定是稀奇之物，就偷偷将罐子打开来想看个究竟；不料那促织一跃而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粮长的妻子很害怕，便上吊死了；粮长回到家中，一来因为伤悼妻子之死，二来害怕国法惩罚，于是也上吊而死。因为朝廷征收促织之事，“一时受害者甚夥”；而那位朱镇抚“不久亦以奇祸死”[151]。作者将这篇作品收入《咎征》一类，并说征收促织献皇上的始作俑者朱某亦因奇祸而死，显然作者写这篇作品的目的在于警戒世人，在于说明作恶者有恶报；但客观上却反映了朝廷大员向皇帝献物邀宠，皇帝爱小虫之戏而索赋民间，造成某些当事者家破人亡、“一时受害者甚夥”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
总之，《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一方面因其所记述的大多是当代发生的故事，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从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其中所表现的保守的创作倾向也不容小觑，它是传统观念在小说的编辑与创作中的反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闇然堂类纂》的作者潘士藻是一位与“王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曾经对他的生平和学术渊源作过介绍，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编辑和创作却与其哲学思想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他一方面主张“人心即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个性的尊重，并认为作诗须得像治学一样，要以自然为宗，诗中要有自我，要表现自己的主观情感[152]；另一方面在小说的编辑与创作中却流露出严重的道德说教意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与反差，究其原因，恐怕与他的老师李贽思想理论中经常出现自相冲突、“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的情况一样，一方面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从个人角度来说，他虽然受“心学”的影响，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153]。邹元标在卷首《闇然堂类纂序》中说此书编撰目的是“要以动人真性，发人生机，归于厚道”，正说明他是以儒家宗旨为依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