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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们创作的各体传记，在艺术上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国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某些新的突破，从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一、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

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在传记文学中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人物性格的刻画。

集中地刻画人物，通过描写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是我国传记文学在艺术方面的优秀传统。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的作家们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从而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前曾引用过的《许本善传》，作者写主人公：“少年以技击豪。既壮硕，益轻捷，挺一剑作盘旋舞，睨者莫得其瑕。马上横槊，绝尘而奔”；“比入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又“鄙为儒”，“雅言：隆准公大度，彼儒冠安足溺哉！”且嗜酒，“尝被酒卧岭北，虎以食犬后至，枕其胫而觉之，起而熟视曰：‘彼无忮心，乘卧杀之不武。’遂舍之去，人以为神”。贾于檇李之皂林时，“人以牛酒劳之”，则“递釂百觚”^[57]。又如《徕松郑处士传》中写郑孔曼，少年时学《论语》、《孝经》，一旦弃去，曰：“吾如是足矣，终不效乡里小儿沾沾呻，令流辈竖儒我也！”当他听到父亲慨叹债券没人收时，起而自责，“袂交于闳，剑击于楹，车布于里门之外”。又“性喜饮酒，通宾客，客至行酒已辄歌”^[58]。作者通过传记主人公行为和语言的描写，都很好地体现了他们放荡不羁的性格特征，从而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追求自我、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此外，在前面几节中列举的几篇传记诸如《汪次公墓志铭》、《王小奕传》、《王琐传》、《范月卿传》、《王卿持传》及《王月传》等，作者往往也都能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行为或语言进行刻画，使传主的形象跃然而出，鲜明生动。我们不妨再举几例。如《许太初传》：

有沙门草衣者……见太初而悦之，止与为友。相挈修头陀行，戒律甚严。然太初为人，傥浪自适，亦不能纯用佛法。时宕而狎于酒人，三爵辄醉，据几而瞑，少顷即醒。醒则复饮。素善鼓琴，酒酣，脱囊奏，一再行，声调清越。及俗客强之，则勿应也。亦善歌讴，为“子夜”吴声，响振林木。六博、跕屣，游于胡姬酒垆，翩翩赵李间矣^[59]。

这里是通过传记主人公富有个性的行为，写出了许太初不拘戒律，只求“傥浪自适”的性格特征。又如《顾筠卿》：

余习筠卿态度，每有出尘之思，而韫籍风流，尤闺阁中具四德者所不易及。尝言：“身混污泥，如粪上英尔。欲取其壤和合旃檀，以求香气，无有是处。诚得浣濯奋飞，即啜水胜膏粱，束布胜绮罗，岂复有系恋乎？”曰：“然则曷选名士而归之？”复低回曰：“世安得有梁伯鸾其人，余为之挽鹿车，入山中，无憾矣！”^[60]

这里是通过传记主人公的语言，将顾筠卿这位女子虽身处风尘之中，却不甘长期沉沦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其他如《王翠翘传》中写到：“然翘儿有志，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贾赍多金赂翘儿，意稍不属，辄惛惛不开眸，或竟夕虚寝而罢。”又“岁所得缠头无算，乃翘儿更以施诸所善贫客，囊中一钱不留也”^[61]。《沈文桢传》中写到，“文桢尝受书法”，后舍业而游阙下，资且尽，无所成名，文桢太息曰：“丈夫不为名高，则为厚利，安能郁郁坐困乎哉！”^[62]在这些传记中，作者通过对传记主人公的行为的刻画，或通过对其语言的描写，都较好地显示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

在传记作品中，作家们有时还通过一系列典型化事件的描述，并辅以高度凝练的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如《查八十传》：

查八十名鼐，休宁北门人也，字廷和……鼐从父兄受贾，少负意气，务上人。尝过毘陵倡家，鼐为弦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侘鼐，目摄之。鼐怒，祭酒谓倡：“他日不以此擅场，有如酒！”时寿州钟山琵琶最善，故尝师乐师张六老及老将谢彦明。一时侠少若工师，即善弹，尽出山下。鼐奉千金为山寿，师事山。无何，尽得山法。鼐卧起服习，日夜不绝音。居顷之，过山远矣……于是，乃过故倡，倡不知也。一弹而四座辟易，以为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视。鼐逾益自负，事事务上人。当是时，滑人李贵善技击，襄阳吴奇善骑射，豫章孙景善蹴鞠，金陵马清善箫，吴人张大本善琴，皆独步，鼐悉从之受业，务尽其长。客曰：“夔犹不免于穷，吾惧子之力诎矣。”鼐乃缓一切，仍专事琵琶。既托贾而游，所至人人亲鼐……之大梁，周王使人如鼐，鼐语使者：“王能客鼐，鼐来；不能，鼐裹足逝矣！”于是长揖而据客座，尽王欢……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币逆之蕲，鼐遂留蕲，辞使者……入广陵，大贾李从尧执贽请业，鼐笑曰：“即得富家翁为弟子，鼐将鬻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竞南音，废声伎……鼐还休宁。未有子，继室请置妾，数以为言。鼐叹曰：“天地乐我以能事，假我以长年，广我以交游，延我以声誉，于我过矣，安能复昌阜我后邪！”日从诸少年游，斗黄雀，树花木……^[63]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记述了传记主人公受人嘲弄羞辱后发愤学习琵琶，事事务求超越别人，“以匹夫而距王公”，不愿收大贾为弟子，以及不肯仿效时人为有后代而置妾等几件比较典型事例，通过这些典型事例的描述，把一个负气好胜、傲岸不群、我行我素、不为权势金钱舆论所左右、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物形象推到读者面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传记文学艺术成就的第二个方面是感情色彩。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因此，感情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命与灵魂。传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前面所列举的一些传记作品，无论是那些写追求个性满足、追求享乐生活的商人传记，还是那些写痴情或不幸的风尘女子们的传记，我们都能从中领受到浓郁的感情色彩。作者或将其基于人性的强烈感情溶入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之中，使得人物的感情充沛丰满，形象鲜明生动，其命运能扣紧读者的心弦；或在环境描写中抒发自己的感情，使读者受到深深的感染（如《陆三因果》中写朱太复与陆三两人“挥涕恨别，西陵松柏皆为摇阴凋翠矣”）；或在传记的当中及末尾加入各种形式充满感情的评价判断，表明自己的爱憎，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当然，由于作者们的风格不同，或者是所写的人物对象不同，表现感情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有的是用浓墨重彩——或是通过典型的事件的描述，或是用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来表现感情，如前面所举的一些传记作品基本都属于这一类；但是，也有的作家纯用白描手法，只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琐小事，娓娓道来，却也有一股真挚亲切的感情流溢其中，使人很受感动。如许国《母孺人事实》：

孺人既归先府君而食贫，则劝先府君贾。先府君贾无以为资，则倾奁资之。于是，先府君往从季父友山公贾吴中。当是时，先大父垂白在堂。而大母郭，庶也，有三庶叔，皆童心，相与共难孺人。孺人外持户，内偕诸妯娌以养舅姑，令三庶叔各食一艺。久之，庶姑诸叔尽宜孺人矣。而先大父寝疾时，庶姑已亡，孺人为市药，流秽，扶将，犹先君侍也……先府君贾吴中，率三数岁或八九年一归，归席未暖复出，又制友山公，不得数供家。孺人脱簪珥尽，徒以女红自给。盖终岁一单衣，或并日而食，如是者逾二十年。尝大雪拥敝枲卧乳儿，日中无烟也。至今言之，痛心焉。孺人初举兄沂。后十余岁有一女，殇。最后乃举国。国生七年乃及见于先府君，先府君既贾不问家，儿就傅纳昏皆在孺人……会国补邑诸生，稍稍能以讲业自给，而孺人益与辛苦支吾。……先府君晚而病瞽，饮食非孺人不甘。岁大饥，孺人得勺米豆蔬，辄以奉先府君，余者及儿，而自与诸妇食糠覈。诸妇或难之，孺人笑曰：“斯古所谓不下堂者邪！且食虽厉，孰与枵腹？”戒勿令儿知。国有所厚善客来，辄喜供具，未尝以无为解。平生约己而赡物，严神而好。服稍洁也，必笥之弗忍著体；味稍鲜也，必腊之弗忍入口，以奉先府君及诸馈遗。家虽窭甚，馈遗未尝废也。所自衣食，视今厮养觳矣，其劳顾又烈焉，伤哉！……国为邑诸生，数举不第，孺人语先府君曰：“吾弗患儿不第，患儿第而吾两人者弗逮耳！”盖神告之矣^[64]！

又《冢嫂汪孺人行状》：

余之生也后伯兄十有五年。余生二三岁时，病七日不寤，母太夫人与兄更相褓抱，余伏其肩，昼夜环走一室中，久之幸无恙。既有嫂氏，与母太夫人更抱之。一日，嫂孺人以余游家园枣树下，夏水方涨，侘傺误堕渠水中。而母夫人适至，援之得免。伯兄与嫂孺人交相谓曰：“此儿两脱大难，得无亢吾宗乎？”……余试陪京，凡五射策，而后得对公车，越南燕北，风日霜露，兄无不与之俱也。盖自余失怙恃，而伯兄依依有父道焉。自嫂孺人归伯兄，而余孱弱，既无保母，中鲜使婢，非母夫人左提右挈，则嫂孺人出入怀之。弁髦綦屦，莫不自其手泽。嫂孺人固常视予以子，于予亦有母道焉^[65]。

在这两篇传记里，作者用生动简洁的文字，历叙亲人们在世时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细小事，或表现亲人的美德，或体现他们对自己的关心爱护，而作者胸中涌动着的切切真情，便从对这些日常琐事的娓娓叙述中汩汩流出，读了这样的传记作品，谁能不为作者对亲人们的那份真挚深切的感情所打动呢？

心理描写是充分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展示一下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描述一点人物思想斗争的历程，或表现特定环境下人物的复杂心境，这不仅能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而且有着着墨少、感染力强的效果。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心理描写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最薄弱的环节。中国古代的一些优秀传记作家，他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对人物的肖像、语言、行动描写都非常出色，但就是缺乏心理描写，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非常遗憾。而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的某些作家却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譬如前面引用过的《徕松郑处士传》中便有一段较好的心理描写，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其中有关心理描写的部分再引用如下：

一日，子长叹曰：“人苦不知足，吾业已操先人之赢，岁出岁归千金，游道广矣。吾终不以游故，遂荒先人弊庐。”^[66]

“知足常乐”，“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儒家的道德训诫，郑孔曼（子长）少年外出经商，本来是违背了这些传统观念和道德训诫的。在他步入壮年之后，突然又想到人要知足，不应该因经商远游的缘故而荒废了先人的弊庐，这说明他的思想意识又重新回到传统的观念上来。从抛弃传统观念到回归传统观念，其间当然要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说经历一番心理活动的过程。换言之，他要在继续经商还是停止经商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传统的观念占了上风，于是就有了以上这番内心的独白。郑孔曼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回去“营故居”，准备“为菟裘”以终老。但是过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意：

已，复自念：“身，吾委蜕也；天地，吾蘧庐也。大丈夫直为方外游耳，土于［我］何有！”^[67]

所谓“委蜕”，所谓“蘧庐”，所谓“方外游”，都不过是借用庄子的话来为自己违背世俗礼教准备再次离家远游作借口。也就是说，传记主人公的思想意识在这里又一次背离了传统观念。从回归传统观念到再次抛弃传统观念，其间又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心理活动的过程，不过这次是反传统的观念占了上风。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面所引用的两段文字不仅本身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透过它们我们还可以领受到传记主人公更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波澜。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便给读者留下了较大的思考和体验的余地，因而也就使得传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其思想感情更加真实可信了。然而作者并没有到此结束，接下来又写道：

于是复去新安，徙金陵。金陵者，旧京也。钟阜石城，三山二水之胜在焉。衣冠之所游，宾客舟车之所凑，夫非父母之邦乎哉？彼跬步不逾里门，浅之乎涉世矣^[68]！

从“金陵者，旧京也”到结束一段文字，都是作者对传记主人公“复去新安，徙金陵”的行为作心理分析。这种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郑孔曼喜游乐、不愿安守本分的性格特征，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传主的为人十分重要。

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传记作品中的心理描写不仅体现在传记主人公身上，也体现在一些与传主有关系的次要人物身上。譬如《舒古塘传》中写到舒古塘仿造了一块月华研卖给了好事者，“吴人喧传研已易主”时，传记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研主人闻之，惊曰：“吴有两月华邪？而吾诞言厚值，徒为大方笑赀耳！”疑之，乃诣市研者，伪曰：“家有顽石，袭之累十世，余顷以厄故，属舒君以售。不忍，如割腹珠。闻君捐栖亩之余得之。某不胜少原遗簪之感，愿更一遘，少解慕念。”市研者为大张具。酒酣，捧研出，启椟脱袭。主人知其受欺于赝也，若明言之，必执赝责值，而舒途穷粟尽，柝骨无所偿，乃啮齿，忍不发。第漫曰：“数世之珍，归君几案；得弓犹是，楚人何憾！”珍重而别^[69]。

这一段文字便展现了研主人复杂的心理活动。“惊曰”后面的一段话，既显示出研主人对吴中又出现一块月华研这件事感到惊奇，同时又写出了他对自己原先声言三百万方售月华这种厚值以钓奇的言行感到后悔，因为如果真的有两块月华研，那么，自己过去的言行肯定遭到了见多识广者的耻笑。但是他内心终究想弄个明白，“伪曰”后面的一段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才编造出来的。而“市研者为大张具”，也通过行动描写表现了其内心十分得意的心理。“主人知其受欺于赝也”以后的一段，全是心理描写。“乃啮齿，忍不发”六个字更是把研主人复杂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惟妙惟肖。一方面他看到月华研的赝品后，心中感到气愤，极想向市研者揭穿舒古塘的欺骗行为；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舒古塘的实际境况，不忍心揭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宽容和同情心占了上风，于是咬咬牙，不予揭发。这里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人物在特定情况下复杂的心境，对于表现人物的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情节及语言

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所写的传记作品，有的还具有情节生动的特点。如汪道昆在嘉靖三十二年写的一篇《庖人传》：庖人吴三五随浦阳令韩长公上北京，在彭城渡黄河时，船为河冰所困。三五呼救，令活而三五死。整篇作品仅三百八十余字，而情节之生动，不亚于一篇短篇小说。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壬子冬十二月，三五从令上计。至彭城，黄河冰，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长诒令曰：“旦日第开冰度。”令信之。旦甚寒，会泗水大至，舟半渡，冰合。上流冰如矢石下，击破舟。徒属皆号泣，争脱死。令弃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没水中者三。令舍人韩禄下索令。令执舍人手，俱不得济。三五顿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临泗上垂绠下，三人引绠，赖不没。舍人大呼曰：“我公贵人，活我公者予百金！”于是船人崔桐刺船开冰来，出三五，三五谢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长者也。”崔桐出令，载楼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70]。

这段文字写尽了冰河之险状，生死关头徒属之惊慌，县令处境之岌岌可危，舍人及船家等救人之情状。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庖人吴三五，他急令之难，并在最后关头将生的机会让给了他。读着这篇传记，我们如同亲身经历了那场生与死的搏斗；掩卷三思，那惊险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在如许短小的篇幅中，将情节写得如此之生动，这在以前的传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从前面所列举的一些传记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们写的各种传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方面作者能赋予人物以个性化的语言，有的还能考虑到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心理特点。另一方面，作者们大都能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进行叙述，有的还能用抒情性较强的语言描写环境，关于这两点，前面列举的历则传记分别有所表现，我们便不再赘举了。除此之外，还有的作家能用形象性较强的语言或幽默的语言描写人物。譬如余绍祉的《凝庵道人别传》中，传记主人公因为“禄不可干，贾不能服，无以应债”，前去请教三老，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道人于是致斋三日，蛇行而之三老，顿首无数。三老据床而坐，气宇甚岸。道人故不得志，又未尝见长者，俯首拱墀下，喉间咯咯不能作声。”当三老告诉他“弥穷报债”的办法后，作者又是这样写的：“道人乐甚，如民得主；肉飞眉舞，足高气扬。”^[71]这些语言都很形象，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它不但很好地体现了传记主人公所谓“痴”的性格特点，同时又富于幽默的意味，使人读后忍俊不禁。

总之，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们所写的各种传记，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还是在运用塑造人物形象的各种手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对于推动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1]《尚书·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孔安国传：“冬官，卿，主国空土，以居民，士、农、工、商四人。”

[8]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9]参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第82页。

[10]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第335页。

[12]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第335页。

[17]《汪氏统宗谱》卷一六八，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39页。

[18]歙县《许氏世谱·西皋许公行状》，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38页。

[23]《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竹庵公行实》，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4页。

[29]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八《汪处士传》，又见《太函副墨》卷四。

[33]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明故新安卫镇抚黄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

[35]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明处士兖山汪长公配孙孺人合葬墓志铭》。

[39]潘之恒《亘史·外纪》卷之十九《艳部·金陵·崔嫣然传》。

[52]潘之恒《亘史·外纪》卷之二十《艳部·金陵》，又见《鸾啸小品》卷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