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华女士来信约我参加“诗意人生”丛书的写作，并要我承担其中的《杜甫传》。我对撰写普及读物一向兴趣不大，倒不是以学院派的清高自许，而是自觉文笔枯燥，下笔便有论文腔，恐怕难以符合出版社的要求。但是一来事先已有学友程杰兄来电话游说，说此项选题是其好友所筹划，务必请我协助；二来我对杜甫向来敬仰，觉得把他放在“诗意人生”丛书里是再合适不过，而且自忖对杜甫人生的熟悉以及对杜甫人格的尊敬会使我下笔时减少几分枯涩，所以就答应了王女士的约稿。由于其时工作很忙，而曾从我攻读硕士学位的童强则尚未开始他的博士生学习而比较空闲，就约他合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初稿便完成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终于取消了“诗意人生”丛书的计划，此时已经完稿或接近完稿的只有我们的《杜甫传》与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其他的承担者都还没有动笔。于是这部书稿便成了单独的诗人传记，原来因整套丛书而设定的出版条件都不复存在，它便不可避免地被搁置起来了。然而天津人民出版社毕竟是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尽管已不成丛书规模，出版社还是决定把这两部书稿单独出版，于是现在便有了这部《杜甫传》与王水照先生所著的《苏轼传》，一唐一宋，相映成趣。由于《苏轼传》出版在先，它的副标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很惬当，我便相应地把本书的副标题定为“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以稍稍显示它们本应属于同一套丛书的性质。

我自幼热爱杜甫。虽然我对李白、杜甫两人从无轩轾之意，但如果让我在古今诗人中选一位最热爱的对象，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杜甫。记得是70年代的一个初冬，狂暴的北风把我那座知青小屋顶上的茅草刮去了一大半。因为当时正是抢种小麦，并给水稻脱粒的大忙时节，所以生产队长说要过几天才能派人替我修葺屋顶。于是天黑以后，我便躺在被窝里望着满天星斗。北风怒吼着从屋顶上滚过，寒气逼人。我紧紧地裹住被子，喃喃地背诵自幼熟读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背着背着，我仿佛看见一位愁容满面的老人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他用充满仁爱的眼光注视着我。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杜甫，您永远生活在我们普通人中间，您永远是属于我们的诗人！所以当我听说一位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肆意贬毁杜甫，连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诗篇也信口雌黄，而且还声称要追问凭什么称杜甫为“人民诗人”时，不禁哑然失笑：究竟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是养尊处优、攀龙附凤的他呢，还是千千万万正住在茅屋里的普通人？

1979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学习古典文学。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的重点课程中就有一门是“杜诗研究”。程先生不但以他对杜诗的精深造诣指引我们逐步进入杜诗的艺术宝库，而且以他对杜甫的深挚热爱启发我们理解杜甫的人格意义。程先生对杜甫不是一般地爱好，他对杜甫的为人怀有虔诚的敬意。当他路过巩县瞻仰杜甫墓时，曾作诗云：“愤怒出诗人，忠义见诗胆。以诗为春秋，褒贬无不敢。诗圣作诗史，江河万古流。兹丘封马鬣，永与天同休。”程先生为我们讲杜诗时，充满了激情。他仿佛跟随着诗人，忽而登上慈恩寺塔，眺望着满目尘昏的渭水秦山；忽而又走上崎岖的蜀道，在天寒地冻的荒山野岭里，仍不忘欣赏那雄奇的风光。在程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师生合作撰写了几篇杜诗论文，后来我自己也单独写了几篇。1993年，我还出版了一本《杜甫评传》。可以说，我对杜甫和杜诗的理解都比以前有了一些提高，而我对杜甫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所以我此次接受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约请撰写《杜甫传》，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出于偶然，但也很符合我平生的夙愿，因为我很愿意有新的机会向杜甫献上一瓣心香，我也很愿意尝试着用普及读物的方式向广大读者讲述杜甫的一生。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童强已随我学习多年，他对杜甫也怀有深挚的感情。而且与我当年跟程先生学习的经历相似，他也听过我讲授杜诗课程，并独立撰写过研究杜诗的论文。如今我们师生合作撰写这部《杜甫传》，也是教学相长的一次良好机会。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必须对王华女士表示深切的感谢。没有她的努力，本书也许只能在杜诗学界的小圈子里流传，而难以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但愿广大的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而认同我们对杜甫的评价：杜甫是永远属于广大人民的诗人，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莫砺锋

2000年10月31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