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州：“客泪堕清茄”

《老子》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乾元初，关中一直早得厉害，粮价奇贵，于是在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抛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微职，携家小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关辅饥馑，生活艰难，当然是诗人弃官西去的一个原因。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杜甫对于朝廷政治越来越失望。诗人自安史乱起开始就一直处于战乱的中心，逃难奉先，被俘长安，投奔凤翔，北征省亲，贬官华州，惊走洛阳，这奔走往来于兵燹、饥荒中的经历使诗人亲眼目睹了天下百姓所受的灾难，也使他更看清了朝廷的无力与混乱，从《北征》、《洗兵马》、《留花门》到“三吏”、“三别”，诗人对朝廷的态度也从期望、讽刺走向了无可奈何与失望。于是，诗人怀着“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的满腹牢骚，永远离开了疮痍满目的关辅地区，也永远离开了漩涡险恶的政治中心。

秦州在长安西面，相距近八百里，是陇右道东部的一个大州。从京城往秦州必须翻越六盘山的支脉陇山，其山南北走向，从而划分开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陇山高近千丈，山势陡峭，古人戍边行役，一向视为畏途。然而，杜甫还是带着一家人，不畏艰难，翻越了陇山，在秋风萧瑟的时节来到秦州。由于陇山的横隔，所以相对于动荡不安的关辅地区，秦州可算是离京师最近的一块平静之地。这一年秦州的收成比较好，而且杜甫的侄儿杜佐和他在陷贼长安时结识的和尚赞上人都住在这里，他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诗人想在秦州找到一个安静的居处，一个避难之所。

“临衰厌鼓鼙”（《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诗人已经四十八岁，他再也经不起战乱、动荡的折腾。虽说他的志向、秉性等都没有变化，可是他毕竟已是一位老人了。他叹道：“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过去他汲汲于仕途，而此时却主动地弃官了。他对于人生、对于政治、对于仕途功名的看法，毕竟不同于十几年前刚进长安时了，他真正感受到年近半百之人对岁月如梭、年华不再的紧迫感：“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吞声勿复道，真宰意茫茫。”（《遣兴二首》其一）他更加倾慕起隐士置身于世事之外的风度：“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颖客，荣贵如粪土。”（《贻阮隐居》）秦州这座边城仿佛是世外桃源，城外的山寺也极其幽静、安宁，使他这位奔波坎坷了大半生的诗人特别向往，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二：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杜甫在诗中几次提到想在秦州买一块地，建一草堂以安度晚年。在杜佐和赞上人的帮助下，诗人到秦州城外东柯谷、西枝村、西谷等处求访，但都没有成功，建草堂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杜佐与赞上人也没有能力给诗人提供生活上的接济，诗人走投无路，只得重操卖药旧业，以维持衣食。

秦州一带山水景致颇佳，杜甫在《赤谷西崦人家》描写道：“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可想当地景色之胜。但是事实上，秦州也不太平。秦州一直是西域驿道，西北军事要道，此时这座边城正受到日益强大的吐蕃威胁，气氛也很紧张。军队驻防，使节过往，黄昏时常常听到号角之声。诗人也只能暂寓此地罢了。

秦州的山水以及边城的特点，特别是战乱动荡的背景深深地影响着诗人，使杜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颇为鲜明的变化。一些短小、清新的诗歌产生了，其中有山水，也有边塞特有的风光，说它们是山水诗，它们又像边塞诗，说是边塞诗，又像山水诗。很难将杜甫这些作品归入到哪一类，事实上山水与边塞两种题材在诗人的笔下早已十分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杜甫虽然屡屡说到卜居以隐，但是他对隐居的态度与当时其他人确有很大差别。王维、孟浩然等人不仅崇尚隐逸，有这方面的经历，而且还努力地在诗中营造出幽美、宁静、十分理想化的境界，以寄托自己对隐逸生活与平淡心境的向往。这种创作倾向使得他们的山水诗始终或明或暗地蕴含着佛理、禅机和道家的出世之思。杜甫不同，与其说他在求得隐居，勿宁说他只是在找安静的栖身之处，因为积极关心现实的情怀一刻也没有从他的心中消失。正是杜甫这一思想基础，使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歌创作中，并没有过分美化乡村的景色，没有着意地渲染山水幽静、恬然的气氛，也没有一味地在幽静的景色中融入隐逸的主题，更没有失掉对平乱形势、国家大事的关心。总之，在这些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因素——乡村的宁静、景致的优美、诗人对于战事的关心、对国家未来的担忧等都自然地呈现，并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心情。所以在杜诗中，“天寒鸟以归，月出山更静”（《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其二）；“落日邀双鸟，晴天见片云”（《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六）固然是实景，而黄昏时满城鼓角之声，还常常有报警的烽火自远方传来：“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同上其十八）；“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同上其一）。也是诗人的亲身经历，这两种看上去不相容的题材在杜甫诗中往往被纳入到一首诗中，因为这就是杜甫当时所处的现实。杜甫坚持以写实的创作精神将这些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在自己的诗中。

正因此，在诗人笔下，军营与村落，牧笛与烽火、使节出行与柴门静居同时被放在了一首诗中，构成了一幅奇特而真实的景象：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节向河源。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

此诗虽然也有断云、细雨、秋草、蓬门、牛羊、村落等王、孟山水诗中常有的意象，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山水与边塞两种题材结合、融合在一起，而且可谓天衣无缝：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茄。水静楼阴直，山昏塞日斜。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

——《遣怀》

“水静楼阴直”刻画细致，意象新颖，堪称山水诗佳句，可是又有“寒城”、“清茄”、“塞日斜”这些在过去边塞诗中常出现的意象。两种不同的题材得到了统一，形成了一种十分和谐的全新意境。

在这种结合中，杜甫超越了盛唐的边塞诗。盛唐的边塞诗大多是描写边疆战事、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描写边塞壮丽的风光，风格豪放激昂，富有想象，充满浪漫气息。与这种边塞诗不同，在杜诗中，主要描绘边城秦州的实际风貌，并且由此展现诗人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边城的感受。如《雨晴》：

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茄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诗中有“塞柳”、“胡茄”，主要描写边陲风情，都是传统边塞诗的题材，可是它只是写诗人喜塞上初晴，诗中既没有豪壮激越，又没有金戈铁马，纯然只是写景，然而又微妙地传达出诗人身处秦州时的内心情感。这是用山水诗的格调去写边塞风情。这些诗无论从山水诗，还是从边塞诗来看，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种结合中，杜甫不仅超越了边塞诗，而且超越了盛唐山水诗。

王、孟等人山水诗多借实景以写心中虚境，心中的理想之境决定着对实景的取舍，所以意象多取寂寞柴门、空林春雨、渔樵夜归等，作品既多，渐成模式。杜甫并没有落入到这一套路中，他坚持写实景以抒真情，从而使自己的山水诗创作摆脱了原有的窠臼，另辟蹊径。如果说，王维的《辋川集》、《青溪》、《终南别业》、《渭川田家》等也可以看成是他时、他地、他人之作，那么，杜甫在秦州所写的《秦州杂诗二十首》、《宿赞公房》、《赤谷西崦人家》、《雨晴》、《寓目》等诗则只能看做这一特定背景下的杜诗。这些诗作不仅融入了诗人强烈的创作个性，而且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与地域背景；这些诗作是诗人所处的环境及其心境的真实反映。正因此，他的诗中才出现了既有乡村的恬静、古朴，又有边塞的风云，同时还有忧国忧民的情感这一独特的景象。

杜甫在秦州所写的大部分涉及山水的诗都是王、孟诗风的变调。即使与杜甫自己以前的诗作相比，秦州诗也融进了一种新的气息、新的成分，这表明了杜甫在入蜀之前创作上就已产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