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咏怀五百字》：长安十年的总结
杜甫在长安奔波时，把家人都安顿在洛阳的陆浑庄中。天宝十二载（753），诗人的长子宗文已有四五岁了，次子宗武在这年的九月出生了。妻子拉扯着两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杜甫心中过意不去，决定把家小接到长安来住。杜甫在长安与郑虔、苏源明关系一直不错，天宝十三载（754）苏源明由东平太守回京任国子司业，他前后做过京官，又赴外任，在这几位朋友中，他的境况当然算最好的，几个人饮酒几乎都是苏源明打发酒钱。在他的资助下，这年春天，杜甫得以卜居下杜。居处定下来后，杜甫立即回到洛阳，把全家人接到下杜来住。下杜城在长安城南十五里。长安城南又有杜曲，其北为曲江，其东为杜陵、少陵原，其西南为终南山。杜曲又称北杜。唐代杜氏世居杜曲一带，杜甫的祖籍即是杜陵，在杜诗中杜陵、杜曲、下杜指的常常是一个意思。他在诗中每每自称“长安布衣”、“少陵野老”、“杜陵野客”等。
家人团聚的欢乐很快就被生活的窘迫驱散了。天宝十二载（753）八月，京城霖雨，收成不好，杜甫一家刚刚搬到长安来住，米价腾贵，根本买不起，朝廷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杜甫不得不去购买这种减价救济粮，此时他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贫民了。
天灾人祸，天宝十三载（754）的秋天，长安再次遭受水灾，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然而就在这种灾害接踵而至的时候，宰相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赈灾救难，而是如何加固自己现有的地位。皇帝看到连续下了二个月的雨，不禁担忧起田地里的庄稼，他毕竟曾经是头脑清醒的皇帝。不想，杨国忠不是及时向皇帝汇报真实灾情，而是取禾之善者献给皇帝，并说：“虽然雨下得很久，但并不危害庄稼。”皇帝虽然不相信，但也不想管了。扶风太守房琯要谈所管辖地区的灾害情况，杨国忠竟然让御史官员来审讯他。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官员再敢谈什么灾情了。这天高力士在皇帝身边侍候，玄宗对他说：“大雨不止，有什么灾情，你只管说。”高力士答道：“唉！自从陛下放权给宰相之后，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怎么敢说呢？”皇帝默然。于是救灾的事情都只好听凭宰相任意处置。
杜甫在这期间创作的几首诗歌，不仅写出了自己遭受的窘况，而且也反映出了当时百姓在灾难中的困苦。诗人望着门外，“群木水光中，万家云气中”（《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到处一片泥泞，天上仍是乌云密布，霖雨不止，他在《九日寄岑参》中对老友道：“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诗人不仅想到自己，更想到了天下百姓和淹没在水中的庄稼。诗人真恨不得诛灭云师，以补天漏。然而就在这天昏地暗的日子里，“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宰相对灾难视而不见，百姓们就只有更加遭殃。诗人《秋雨叹三首》更是生动而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的景况：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
第一首诗歌咏他在门前阶上看到一种植物决明，触景生情，由决明引发出深深的感慨；第二首写久雨为害；第三首自叹久雨之困，童稚无忧更反衬出诗人忧心如焚。
连年秋涝，冬春又遇干旱，杜甫一家的生活简直是度日如年。诗人的《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中描写的正是当日真实的景况：
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故旧弃掷，进仕无望。地冰苗荒，何以生存？原来以为杜曲是族人聚居之地，移居此地，可承荫护，可是谁知道连乡里小儿都在欺负新来的杜家。诗人决定再次搬家。
长安东北二百四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县令姓杨，是杜甫妻子杨氏的亲戚，可能还是近亲。夫妇俩决定先把家安顿在那里。一路颠簸，满腹辛酸，杜甫带着一家人在这年的秋天来到了奉先。新来乍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寓所，就先住在杨县令的廨署中。把家人安顿好，杜甫旋即返回长安。第二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初夏杜甫到白水县（今属陕西）去看望自己在那里做县令的舅舅崔顼。白水县在奉先县北面不远，秋天诗人与舅舅一同到奉先，探看家人。九月九日，诗人与杨县令、崔明府一道饮酒赏菊，度过了重阳节。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诗人又匆匆回到长安。这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只有一个月了。杜甫献了三大赋之后，只得了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说法，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他异常失望。然而，就在他已经不再抱有幻想时，朝廷忽然又有了说法：任命他为河西尉，当然，官阶只有从九品。这对于“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来说，简直比没有得官更令人失望。杜甫固然一直在谋求官职，可是他想的是从政，而不仅仅是做官。河西尉距离他的愿望太远，他辞掉了。朝廷旋即改任他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的小官，官位为从八品下，当然，比县尉的官价稍稍升了一点。杜甫接受了。为什么诗人接受了后者而拒绝前者呢？杜甫在《官定后戏赠》诗中谈到他的选择，诗曰：“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原来做县尉难免要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兵曹参军是一个闲职，毋需折腰奔走。尽管这离杜甫的愿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可是为了生活，姑且还是从兵曹参军做起吧。
诗人走马上任，开始了做官的生涯。奔波了十年，杜甫只做了一个兵曹参军，说起来心中无限酸楚。然而，就是这种官也不好做，该做的事情不须做，却要不停地讨上司的喜欢，诗人深感痛苦。官位还没有坐热，他就想到了归隐。《去矣行》曰：“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让一个耿介正直、恃才傲物的诗人总是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再痛苦不过的事情了，所以一旦生活稍有着落，诗人就又想着归隐蓝田了。
不过，做了兵曹参军总算是吃上皇粮，有了一份差事，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好消息，所以，十一月里，杜甫打点行装，回奉先看望家人去了。诗人一路上望着秋山白云，心里想着自己走过的大半生，不禁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心中酝酿起一篇大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稷、契二像。杜甫曾胸怀大志，“窃比稷与契”
诗人已经四十多岁了，可竟然还是一个布衣，毫无作为，而且年龄越大，却越来越迂拙。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能耐，很是笨拙，然而还是时时自比稷、契。这两位都是上古虞舜时代的贤臣，辅弼帝王，成就了很大的事业。当天下有人溺于水时，便想到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造成的；当天下有人忍饥挨饿时，便想到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这其实就是对于黎元百姓抱有深厚的仁爱之心和同情，对于整个民族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壮举，更不是令人无法践行的圣徒之行，而是一个人，作为真正的人应该具有的行为准则。尽管杜甫自己的生活境遇很差，但诗人还是诚笃地坚持着这种“己溺己饥”的理想。诗人在自己都拯救不了的时候，却还在想着拯救普天万民于水火之中，这正是杜甫的崇高之处。
然而，崇高却难以在现实之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当年孔子不见重于世，孟子的学说无法推行，就多少说明了这一点。杜甫遇到的是同样的境遇，但诗人并不理会这些，只要一息尚存，他始终在希望着自己的理想能够得以实现。当然，诗人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现实处境，并非没有想过那种栖隐山林、无拘无束的生活，可是生在这样的时代，不忍就此离别。就在诗人坚意想留下来的时候，他又不禁反问自己，当今朝廷之上人才济济，名公巨卿充陈廊庙之下，难道就缺自己一个吗？自己不忍遁隐于江湖，却要执意求仕，坚持自己远大的理想，实在是因为自己的禀性，就像葵藿始终倾向太阳一样。看看像蚂蚁一样的众人都在为营建自己的巢穴而不停地奔波忙碌，汲汲于权贵之门，自己为什么不能从众随俗，偏偏要像大鲸一般，悠游于溟渤碧海之中，孤身独往，耻于干谒？诗人真正遇到两难境地：不事干谒，就只能没于尘埃之中；汲汲奔走，自己又愧对巢父与许由。诗人无法从这种矛盾之中走出来，一时间只能以酒浇愁，放歌驱忧。
诗的开头纯为咏怀，用坦率的语句把自己的心事一一道出，层层迭出，百折千回，忧郁的感情中蕴含着坚毅，自嘲的口气中又透露出自豪。
诗人归心似箭，午夜刚过，便起身开始赶路。时已入冬，周围的山石巨岩在夜幕中露出了黑魆魆阴影，寒冷的夜风呼啸着越过山岩，吹得夜行者在黑暗中直打哆嗦：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当他快到骊山时，东方将白，不远处的骊山在晨曦中逐渐呈现出清晰的轮廓，诗人想到玄宗正与杨贵妃等在山上的华清宫中尽情享乐，可是百姓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心中痛苦万分，悲吟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高峻嵽嵲的骊山上，君臣正在华清宫中穷奢极欲，荒淫无度，而骊山下却有许许多多的百姓正忍受着生活的煎熬，痛不欲生。山上山下，竟然就是两个世界，天壤之别。骊山以华清池温泉而著名，此时，即使周围天寒地冻，瑶池之中也是温暖如春。据传说蚩尤曾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兴大雾，黄帝的军队为之昏迷。诗人这里以“蚩尤”指代大雾。华清池中温泉突涌，蒸气郁勃，四周羽林军校们正手持长戟，严加守卫。华灯如炬，照如白昼，宫内轻歌曼舞，欢快悠扬的乐声传向远方。君臣们流连欢娱，纵情宴饮，在座的都是皇帝的宠信，受赏的都是达官贵人。可是这里随意赏赐的绢帛都是多少民间女子一丝一缕手工织出来的，而宫中无所怜惜地花费的一切也都是官吏们从天下多少百姓家里搜括来的。
玄宗晚年确实昏聩得很，任用的宰辅大臣都是能够迎合自己享乐需要的人，李林甫、杨国忠都是这样，善于揣摩人主之意。李、杨独揽权柄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获得更多的私利，更是投玄宗之所好；玄宗为了自己纵情的享乐，也给了李、杨以极大的信任，物质上的赏赐就更是到了淫滥的地步。于是，君臣之间达成“默契”，双方都可谓如鱼得水。
玄宗当然昏庸得很，但这个昏君与历史上其他的昏君不大一样。历史上不少昏君自幼长于宫中，不明事理，不知天下郡国、山川风物、万民生计，玄宗可不一样，做过郡王，当过尚辇奉御、卫尉少卿之类，甚至还做过潞州别驾这样的小官，也算是走南闯北，吃过艰辛，知道天下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他带兵发动过政变，又与太平公主较量过多次，所以宫廷中的明争暗斗、刀光剑影，他见识了很多。应该说，他是一个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群臣才能的君主。所以，玄宗的昏聩实在是装糊涂、无所用心而已。长安大雨多日，有伤秋禾，他心里明白，还要问灾情，可当杨国忠取来秋禾之善者，他不是看不出杨氏的把戏，只是不想再为国事操心，便装糊涂不再追问。当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捏造其谋反的罪名，玄宗心里也不至于轻信，他对李林甫要比刚刚上台没几天的杨国忠了解得更多，可是，他依然“相信”杨氏，因为李林甫已死，再相信他也没有用了，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新上台的杨国忠身上。李林甫死后剖棺算是玄宗对于杨国忠的一次最大的赏赐。平时，玄宗也早已改掉了往日在重臣面前的那种尊严、威仪、有所节制和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而是对于个别大臣大示宠信，赏赐无度，为自己的纵情享乐制造更合适的环境。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对于皇帝颇有约束力的习俗和规矩。就一个理想的封建朝廷而言，这种由重臣掌握的习俗和规矩对于皇帝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约束力。玄宗开元初期的大臣都担负了监督皇帝个人生活的责任，特别是姚崇、宋璟多次劝告玄宗限制女宠等。但到了后期，尤其是天宝时期，玄宗选择了李林甫、杨国忠等曲阿上意之人，有这样的人在他的左右，皇帝确实可以随心所欲了。
权臣对于玄宗投其所好，而玄宗对他们的赏赐则更是超出了常规。按古制，皇帝赐宴，宴罢用筐篚盛着币帛等赏赐群臣，赏赐的目的在于激励群臣为国效力。可是现在的赏赐却改变了性质，成为君臣之间的私赏。杨国忠摸清了皇帝喜爱花钱，讲究奢侈，所以越发大胆，横征暴敛，无所顾忌，丝毫不考虑对于社会未来、百姓生活的影响，没有多久，皇家的钱库就满了。皇帝看到库藏丰富，以为钱财得来容易，于是大肆赏赐，没有限度。诗中真实反映了当时宫廷中腐败的现实。卫青与霍去病都是汉武帝时的外戚，这里指杨国忠等内宠外戚。帝王贵戚们的奢侈生活建立在天下百姓的贫困与痛苦之上。
此段的叙述手法很有特点，貌似“纪行”，实则记叙、描写、议论并用，结构上独具匠心。诗人先为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画了一幅粗线条的速写，然后义正辞严地谴责，语气极为激愤。“中堂”以下六句，手法上则转为工笔细描。社会如此的不公，人间如此不平，诗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多少激愤、多少谴责、多少血泪，在这里凝缩成简短的十个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石破天惊，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惊心动魄。
应当说，诗人并不是第一个看到社会不平等、贫富不均的人。自古以来，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就一直困扰着人们，由于这一现象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人们对之早已经麻木，没有人再激愤，没有人再来谴责这种不平等。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没有被麻木的心灵，保持着正义感，保持着正直的人应该具有的义愤。真正的诗人，从来都是民族的良知。
拭去眼角的泪花，诗人继续前行：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过了骊山，诗人向北来到渭水，他准备乘官设的渡船从华阴转入洛水，然后逆流而上，奉先县城就在洛水西岸不远的地方。可是适逢大水，滔滔河水从西而下，高耸崪兀的波涛排山倒海，直逼而来，就像从陇西的崆峒山上直接倾泻下来的一样，水势凶猛，眼看着都能将神话中的天柱冲折。遇到这样的大水，官设的渡船改变了航道。杜甫无奈，只好又折回到泾渭二水的合流处，这里有东渭桥，可以通过渭水。幸好桥梁还没有被大水冲垮，可是仔细看看，桥上人来人往，桥下河水湍急，波涛汹涌，支撑河桥的支架不时地发出吱吱摇动的声音。平时从没有把渭水当成一条很宽的河流，而此刻走在这摇摇晃晃的桥上，顿时觉得渭水实在太宽，难以渡过。可是无论怎样，自己都得回家看一看，家人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总比分别强。
诗人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到家了。可是到家并没有得到希望中的欢聚，却听到了一片哭声。他心爱的最小的儿子饿死了，诗人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连周围邻里百姓也为之呜咽哭泣，做父亲的怎能不悲哀呢？让自己的孩子就这样饿死，当父亲的能不深感愧疚吗？现在正值秋天收获季节，况且自己因为有官职，家里还能免除租税徭役，竟然还发生这样无食丧子的事情，更别说那些普通百姓，那些失去了土地产业的人！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诗人推己及人，想到了天下更多的百姓所承受的更为深重的苦难，感到忧积如山。诗人的痛苦忧伤就像终南山一样高，深广而无边无际，根本无法收拾。诗至此戛然而止。
这是杜甫诗集中著名的“大文章”，也是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文章”——《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无论是篇幅之宏大、内容之广阔，还是形式之精严、手法之超绝，在整个唐代，乃至整个诗歌史上都享有极高地位。前人五古大多短小，只有杜甫五古沉郁顿挫，篇幅宏大，气势磅礴，为古代诗歌开辟了新的领域。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五古部分中特设“长篇”一卷，仅入选五首诗，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该卷中另外还收有李白诗二篇——《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诗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所以，真正论起来只有杜甫的二首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扛鼎之作。
从前面的引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杜甫这首诗的抒情手法极具开创性。此诗虽题曰“咏怀”，实乃融咏怀与纪事于一篇。它一方面是“老杜心迹论”，另一方面又与诸多史实相联系，堪称“诗史”。而这正是杜诗抒情手法上的两个方面。
当杜甫冒着严寒路经骊山，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尽情享乐时，安禄山已经在渔阳起兵了，只是渔阳鼙鼓尚没有传到关中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对于危机四伏、大乱将临的形势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堪称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的真实写照。杜甫当然并不会比其他人更快地知道当时动乱的确切消息，但是作为诗人，杜甫却以其特有的敏感，预感到民族的灾难、社会的动乱即将到来，所以，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蕴含的焦虑、不安、痛苦、忧伤的情绪与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走势正相吻合。
对于杜甫的求仕来说，十年长安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只得到了一个正八品下的微职。然而，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十年长安的结果却十分辉煌：他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不朽的诗篇。
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标志着他正从以浪漫倾向为主流的诗坛中独立出来，而《丽人行》、《兵车行》则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从浪漫到写实的转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出，则清楚地表明了杜甫写实诗风的完全确立。
一场巨大的动乱就要到来，而杜甫则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创作上都为描绘这段惨痛的历史作好了准备。为了留下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诗人将忍受无尽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