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哀叹自己的不幸，更哀叹人间的不幸、天下的不平。

这一日，诗人路过渭水上的咸阳桥，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桥上桥下，到处挤满了人，哭喊声震天动地，战马阵阵嘶鸣，一队队年轻男子穿着刚套上的军装，佩上弓箭，手执刀枪，跟着军官们奔赴前线。前方战事不利，军中指挥傲慢轻敌，这些年轻人此行凶多吉少。家中的亲人正在队伍中寻找自己的儿子、孙子或丈夫，想着再看上一眼，再说上一句话。

诗人为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一切，走进人群，听着老人的哭诉，看着年轻战士和妻子的拥抱，听着兄长的抱怨怒骂，注视着青年人脸上悄然挂着的泪水……人声鼎沸，一片嘈杂，诗人继续向前走，仿佛也在寻找亲人，他拉住一位战士，问：“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打仗去。”桥边的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身边放着两个篮子，疲惫的神情好像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她的儿子没有找到？还是已经走了？黑烟滚滚，尘土飞扬，拥挤的人群散发着浓浓的汗味，杂夹着马粪的臭味。一个军官勒住马，大喊着：“快走！快走！都他妈的给我闪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兵大声抱怨：“他妈的，我十五岁就参军了，今年都四十岁了，还要上前线，这叫什么事！”边说边从诗人身边经过。诗人时而停下来，看着队伍中的每一张脸，时而继续走着，这么多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或许仅仅是偶然射过来的箭支，或许仅仅是躲闪不及的一剑，便会失去知觉，倒在血泊之中，荒漠秋草，北风阴雨，只剩下他们的魂灵在叫……他看着队伍中的每一张脸，只觉得那么熟悉，只觉得每一位战士都是自己的兄弟，都是自己的亲人。诗人流下了热泪，他拍着身边经过的战士胳膊、肩膀，拉着他们的手，不停地说道：“多多保重！多加小心！保重！保重！

几天之后，杜甫脑海中还是不停地浮现出咸阳桥上的情景。木然的神情，大声的抱怨，军官的喝斥，姑娘的眼泪，……他忍受不住，终于拿出纸笔，奋笔疾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是他的又一首名作《兵车行》。《丽人行》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兵车行》则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下层广大百姓的苦难。当诗人用犀利的目光注视这个社会时，他已经在进行这种对比，并通过这种对比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不平等。

天宝末年，玄宗将朝政委之于宰相，边事委之于诸将。然而，不少边将拥兵自重，专断独行，于是，国家的军事行动失去了统一的部署，不再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一部分，而是成为边将邀功的手段。边将往往傲慢轻敌，视战争为儿戏，指挥策略上大有问题，因此，战争多有失利。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于南诏损兵六万；高仙芝与大食战，率军三万也全军覆没；安禄山讨契丹，三路兵马六万人，最后也只剩下安禄山与麾下二十骑得以逃脱。由于战事不断，兵员缺乏，不得不募普通农民入伍。过去也有征兵，可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凄惨，因为士兵们此行实在没有多少生还的希望，而且，这样的战争有什么意义？

大量农民入伍对农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大片的田园荒芜，纵然有健壮的农妇从事耕作，庄稼也长得不成个样子。过去的府兵都要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有较强的作战能力，而这些强制招募的普通农民往往缺乏必要的训练，作战能力极为有限，率领这样的军队打仗，结果只能造成更大的伤亡。诗人仿佛看到了青海湖边的累累尸骨，天阴雨湿，鬼哭啾啾！

《兵车行》与《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国的由盛转衰并非毫无觉察、毫无反应，例如高适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但这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与批判的力度上都比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作法，即不再像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时事，而是自拟新题。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分灵活、自如，也更加直接、明确。

《兵车行》与《丽人行》的出现，标志着杜甫诗风的根本转变，即由原来具有浪漫特征的诗风向写实的创作倾向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了杜甫已经从当时的诗坛中独立出来了。这一转变也给杜甫在长安十年的后期创作带来了更为值得注意的变化，即：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及国家的危机灾难有机结合起来所展现出的一幅真实、深刻、形象的时代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