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慈恩寺塔：览景与阅世的高度

如果说渼陂之行只是让诗人欣赏到了难得一见的美景，从而引起了阵阵惊愕，并在诗中激发出了许多奇妙神异的想象的话，那么，登览慈恩寺塔则给诗人的创作道路带来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变化。

慈恩寺是唐高宗在做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所建，故名“慈恩”。贞观二十二年（648）寺院建成，坐落在长安城东南进昌坊。寺内的慈恩寺塔则是玄奘于永徽三年（652）所建，共有六层。后来由于年代渐久，塔也日益毁损，长安元年（701）改建，塔也增高为七级，高三百尺。此塔又名大雁塔，至今尚存，仍是登览胜地。

天宝十一载（752）的一个秋日，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五人一起登上了长安慈恩寺塔。登高远望，田野山河，千里苍苍，尽收眼底，诗人感慨万千。高适和薛据率先赋诗，杜甫等三人随即继作，各自驰骋诗笔，描绘眼前之景，抒发内心感想。

这是文学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时过九百年之后，王士禛还不胜景慕地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的确，这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人名垂千古，毋庸赘述。储光羲和薛据在当时的诗名也很大，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共收录二十四位诗人二百三十首诗，储光羲诗入选十二首，薛据诗入选十首，可证其诗颇为时人所重。所以，这一次同题共作确实是诗人们吐露胸臆，驰骋才思的良机。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杜甫与当时诗坛的关系。

慈恩寺塔（今称大雁塔），杜甫曾在此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

薛据的诗已佚，先看高适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后，才得到封丘尉的小官，但是他很快就弃官。此时，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安闲居，所以他的心情一直很抑郁的。高适这首诗中表现出较强的用世之志，诗中虽然也有“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的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尾“盛时”四句，说明诗人在登临佛寺浮图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力。高适看到了登塔所见之外的东西。

诗人的出处不同，秉性各异，思想敏锐程度也不尽相同，当他们站在高塔这同一高度之上时，所见所感所思的深度与广度却是有很大差别。

岑参、储光羲两人也像高适一样心中颇有些郁闷。岑参其时三十六岁，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到一个兵曹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并且确实大有收获，但是他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他也随之回到长安闲居，此时他的心中一直都是抑郁寡欢，很不得志。

储光羲这年已有四十六岁了，他总算在朝廷里有一个职位，任监察御史，可是监察御史的官品为正八品上，这对于一个开元十四年（726）就进士及第的诗人而言，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件得意的事情，况且，就连监察御史他也是在上一年刚刚得到的。所以这一年里，他在《哥舒大夫颂德》一诗中说：“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可见他也有满腹牢骚。

正是这种郁闷，这种牢骚，使得两位诗人的诗作不仅结合了个人内心的深沉感慨，而且也表现出了较强的超越现实的愿望。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曰：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储光羲《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曰：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大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两人诗作的共同特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浮图，并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岑参诗结尾“净理”四句，虽然隐约地表示了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但对现实的超越只能是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俯仰”句以下，更是认为世间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的归宿。如此一来，岑、储用了很大的气力、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以及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深、佛教法力之广大。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社会潜在的严重危机，或许隐约意识到，但却缺乏直接面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社会现实的勇气，至少他们没有在诗中表现出这一点。虽然两人未必虔信佛教，但是登上慈恩寺塔时，他们的眼界并没有超出佛国的范围。相比较而言，高适在诗中所表现出济世的态度无疑要比岑参和储光羲积极得多。但充满危机的现实也并没有在他的诗中得到展现，他关注更多的还是个人的前途。

眼界的扩大、目光的敏锐、思想的深刻，以及在诗中寄寓个人感慨的同时，又以无比阔大的人间情怀关注着危机潜伏的社会，只有在杜甫的诗中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让我们看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与上述三诗相比，杜诗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诗的开头四句，用语奇崛，气势喷薄，一下子展现出高塔凌风，拔出天外的形象。诗人特用“跨”字来形容塔高出天外的神姿，可谓一字千钧。静止的高塔用一个有拟人化色彩的“跨”字形容，顿时增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气势。塔高而凌风，诗人又用“烈风无时休”来衬托高处的气氛。旷士即超然出世、旷达为怀之士，旷士登高自然有飘然出世之感。可是自己做不了旷士，登高远望，不仅不能销忧，反而顿生“百忧”，对这个世道、这个社会现实深感忧虑。其他几位诗人一进入香界，眼界也就被局限于佛家的境地之中了，惟独杜甫突破了浮图的视野，始终抱着现实的情怀，而且，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他个人的生活。他登高望远，立即将眼前的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胸怀百忧的诗人看来，所见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惨淡的颜色。“烈风无时休”固然是在高处的实景，但又何尝不是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的征兆？

杜诗在艺术上也表现出更强的感染力。登上高塔，诗人仰观于天，见象纬之逼前；俯视于地，见山川之微茫。“七星”以下八句都在极力描摹佛塔之高。凌跨出苍穹之上的高塔使诗人看清了天界中的一切：北斗七星此时就闪耀在塔顶的北窗，平视即可看见；原来高悬于天空中的银河，此时也离得很近，天河潺潺流动的声音正从西边传来。日神羲和驾着六龙拉着的日车，飞快地奔驰，时时传来鞭声；少昊是黄帝的儿子，也是掌管秋天之神，只见他正将秋色洒满人间。其他几位诗人在诗中都着力描写塔势之高，但若论形象之生动、想象之奇特、状物之逼真，可以说杜诗技高一筹。

以上是仰观于天，当写到俯视于地的景象时，杜诗也表现出同样高超的艺术技巧。岑参诗中“秋色从西来”等四句气象阔大，笔力雄健，“青濛濛”的迷茫景象正是诗人站在想象中“碍白日”、“摩苍穹”的高度上俯瞰所见。可是当他写到“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两句时，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想象的高度大大降低了，因为能看清楚驰道青槐和玲珑宫馆，不可能是想象中“碍白日”、“摩苍穹”的高度，而只能是站在塔上三百尺的高度。所以说，针对诗中高塔这个意象而言，“青槐”二句与全诗不尽统一。杜诗则不同，它写俯视的“秦山忽破碎”四句与前面的“七星在北户”等几句的描写完全合拍。诗人俯视于地，只见原来连绵起伏、苍茫一片的秦岭，此时看起来大小诸峰被云气隔开，错杂相间，星星点点散落一片，好像摔碎了一般。泾水浊，渭水清，然而在高塔之上的诗人已经分不清泾渭清浊了。大地茫茫一片，皇州——帝国的京城此时也看不清究竟在哪里。既然远望山川已觉模糊，那么近瞰城郭当然也只能看到一片烟雾了。不能不惊叹：杜诗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意象何等奇伟不凡，组成意象的各个部分又是如此和谐，诗人想象中的情景那样令人惊讶，却又如此逼真、让人深信不疑。真是由不得我们不赞叹杜甫创作上的独具匠心和无比惊人创造力。

“秦山忽破碎”几句既是描写登高时想象所见，但多少又寓含着胸怀百忧的诗人对山雨欲来的社会的形象化感受。想象中苍茫之景与诗人胸中的忧愁之情都融为了一体，无法分开。

“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由写景转为寓意。慈恩寺塔在长安东南区，俯视长安是面向西北，南望苍梧，故为“回首”。唐高祖号神尧皇帝，唐太宗受内禅，所以“虞舜”借指太宗。苍梧是古郡名，包括今广西、广东和湖南部分地区。相传舜死于苍梧，葬于当地的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县）。这里的苍梧即指太宗之墓昭陵。慈恩寺既是唐代佛教的一个重要场所，又是帝国兴盛的象征，唐代进士中第，都要到此登塔题名，可见慈恩寺塔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杜甫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登上寺塔时，已经感到了盛世即将消逝。他眺望太宗的昭陵，缅怀大唐帝国的繁荣兴盛。诗人满怀希望地呼唤一个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愁云惨雾而已。诗人由追昔而引出抚今：“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瑶池是神话传说中昆仑山西王母的居处。这二句诗以周穆王和西王母游宴于瑶池的传说来讥刺唐玄宗、杨贵妃。当然，诗中的“瑶池”不一定非得坐实比喻骊山温泉。诗人远眺骊山，即景生情，不由得对玄宗沉缅于酒色淫乐感到惋惜、愤慨。“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黄鹄即天鹅，诗人以黄鹄自比，抒发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的悲愤。“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鸿雁秋天南飞，春季北飞，故古人称鸿雁之属为随阳之鸟，用以比喻趋炎附势者。这二句怒斥一些小人趋炎附势而谋取富贵之无耻。

大唐帝国表面看上去仍然强大兴盛，可是它的内部正在发生变化。这几位诗人都处于同样的大环境中，然而，他们对于当时整个形势的认识与感受却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决定了他们思想高度的不同，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诗歌成就的高低。

杜甫此时极为落魄，宋代诗人陆游曾为此时的杜甫画了一幅生动准确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梦，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长安五六年里饱经风霜、历经各种磨难的生活，使得诗人越来越深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辛，也使得诗人能够透过社会繁荣的表面，更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矛盾的实质。生活的不幸磨练出诗人的敏感与思想的深刻。

思想的深刻正是在于其具有否定的力量。所以当四位诗人登上慈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的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迥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羲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图的崇丽，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所看到的是与岑、储相同的景观，所感到的是个人命运的蹭蹬；而只有杜甫，不仅看到了高塔远景所见的实际景象，而且也看到了尘昏满目的社会现状，不仅感到了个人命运的坎坷不幸，而且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帝国命运的危机。这就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讲，诗人是民族的先知。到了天宝后期，大唐帝国已悄然走向衰败，盛唐的社会基础也已在表面繁盛的掩饰下黯然逝去，但是，更多的人仍旧沉浸于表面的繁华之中，只有杜甫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征兆，并将自己的这种真切感受形诸诗歌。杜甫已经从当时还沉浸于浪漫、幻想、乐观的诗坛中走出，并彻底地游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