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盛唐诗风
从裘马清狂到籴米官仓,诗人的生活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从乐观热烈到苦闷愤懑,诗人的情绪也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杜甫的诗歌无论是风格还是题材也都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主要特征就是,杜诗逐渐从充满了浪漫、理想色彩的盛唐诗坛中游离出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期已经走过了颇为漫长的历程。
从东汉以来,历代诗人们就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五七言诗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创新,这使得五七言诗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及至盛唐,五七言诗在诗体形式、题材取向、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期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主要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的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说出了当时诗坛上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并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孟浩然四十岁应进士试不第,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各地游历、隐居,有很多的时间接触自然,体味自然。在他的笔下,山水呈现出一种清新质朴的气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过故人庄》)。树木花草也被赋予了一种生动的诗意:“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在他的笔下,人与自然处于极为和谐的境界中:“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万山寄张五》)
如果说孟浩然的诗是“清而旷”的话,那么,王维的山水诗则是“清而秀”。王维既在朝中做官,又营建辋川别业,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作为诗人,王维能够以一种异样的目光发现在常人眼里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山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在王维山水诗中人与自然呈现出理想化的色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在清新鲜明的景象中展示出诗人高洁的情怀和理想的境界。
可以说,唐代的边塞诗最直接地体现了盛唐人奋进、激昂、浪漫、向上的气质。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广大将士们的英勇精神,也谴责了当时由于过度开边而造成的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如高适的《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边庭飘颻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曾三次奔赴塞外,长期从军。其戎马生涯使得诗中所抒发出的英雄气概特别真切感人:“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塞下曲》描写天宝十二载(743)收复九曲之地的战斗,洋溢着唐人无所畏惧、所向无敌的精神。
与高适齐名的岑参同样有着长期从军生涯和边塞生活的经验,他的边塞诗也多抒发自己追求功名、渴望报国的愿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宫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其描写边塞戎马倥偬的场面极有感染力,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平沙莽莽黄入天”、“金山西见烟尘飞”的征战场面描绘得有声有色,在艰辛的战地生活画卷之中营造出英勇悲壮的氛围。
安史之乱前的诗歌创作散发着强烈浪漫气息,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形象是“侠少”。“隐士”与“侠少”反映了盛唐诗人由于生活道路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这种富于浪漫精神的创作的最高成就无疑集中体现在李白的诗歌中。
诗歌,在李白这里已经不再是诗歌,而是强烈的生命意识的直接表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他要感慨,就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他要发牢骚,就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他要抱怨,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骅骋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他内心痛苦,走投无路,就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举世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他不但要求打破名缰利锁的束缚,而且希望冲破有限时空对人生的限制:“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一首一首诗歌,不是李白对某件事情的激愤、感慨、执著与眷恋,而是一首大诗,一首生命的大诗,一条浩瀚汹涌、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这是人的精神在寻找自己张扬生发、激昂奋进、奔突倾泻的出路的艰难历程。这是人的精神执著而痛苦地追寻自由的写照。

菩萨像也洋溢着盛唐时期的世俗风致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大胆追求精神境界中的自由,热情讴歌壮丽的自然以及社会与心灵中的光明面,又对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蔑,其作品的内涵丰富深邃超越了王、孟、高、岑等人。同时,李白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盛唐诗坛的浪漫创作倾向与当时社会繁盛分不开。然而天宝之后,种种衰退的因素已经在社会各个层面滋生,各种社会、民族、个人、心理的矛盾日益激化,浪漫倾向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正在失去其社会、物质、精神上的基础。轻快、激荡、浪漫的诗歌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诗歌该往何处去,谁也不知道。但是敏感的诗人在结合着他个人生活经历所创作的诗歌中,却准确地预示着诗坛变化的方向。反映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作品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