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说起唐诗，人们首先会想到李白、杜甫。李白豪放、旷达，永远给人以“仰天大笑朝天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潇洒、飘逸之态。杜甫不同，虽也有高古、寥廓气象，而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海纳万川的才学所造就出的“体大思精而格浑”诗风，让人看到了与李白“谪仙”意象迥异的沉郁顿挫境界，千载之下，人们犹能从他的无数诗篇中读出自己的切身感受——当国家、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我们会想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世道黑暗、生灵涂炭之时，我们会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气势，“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之壮阔，以及“出师未捷身先死”之遗憾，“万里悲秋常作客”之凄凉，《丽人行》、《哀江头》、《兵车行》、“三吏”、“三别”之刺世……带给人思绪上的联想、情感上的共鸣，真是太多、太深了。

如果杜甫在向皇帝敬献三大赋之后平步青云，成为“圣上”的股肱大臣，出有车马仪仗，住有高宅深院，衣食无虞，地位荣耀，也许他除了大作“曲江赐宴”、“河清赋”之类奉承诗外，诸如哀民生之多艰的诗，恐怕无遐无兴趣也无实际体会去写它了。又假如杜甫终生一直处在像开元盛世那样的时代，一派歌舞升平，生活安定，他不曾看到国家满目疮痍，自己也未受颠沛流离之苦，就不会有那样多的愤懑和苦闷、不会看到那样多转辗沟壑的流民，也就无须去为家园、为小民、为国家长声哀号。由此，后人也就不可能读到那千古流传的沉郁的杜诗！因而，我们是否又可以作这般“庆幸”：艰难时势，造就了一代诗圣；人生的不幸、国家的不幸，成就了杜甫在诗坛上的千古盛名。——当然，这般“庆幸”，岂不是有点“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

时势固然造就了诗圣，而杜甫生前早已预知“丈夫垂名动万年”，只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已。他坚信自己的诗能流芳百世，但同时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寂寞和苦难。生存困难固无足轻重，华章流传乃终极目标。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经历，没有造就出第二个杜甫，表明杜诗被誉为诗史，与杜甫本人的才气、追求和毅力密切相关。只要听听他所说“诗是吾家事”，看看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怎样穷困潦倒，他的诗情都未曾消泯，他的笔端都未曾枯涩，我们就不难感受到诗人在诗歌创作境界上不懈努力的激情。无疑，诗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生存的意义所在。

本书是一部将诗与人、诗与社会、诗与时代相糅合的诗人传记。我们从诗中可以读出人生，感悟个人与国家兴亡的关联；也从诗人起伏的人生经历中读出诗的意境及蕴含的情感和思想。世称杜诗为诗史，无疑，杜甫的一生，其实也是一部动人心魄的“诗史”。让我们还像古人一样，在“慷慨激烈、歔欷欲绝”中，从此书中去感受那长留天地间的千古绝调吧！

2000年10月

杜甫像〔明〕张骏摹

杜甫像　南熏殿旧藏《唐名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