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异与冲突的理论

1. 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爱德华·霍尔是一位建树颇丰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被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奠基人。其代表作包括《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隐含的差异》（HiddenDifferences）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等。霍尔不仅在人类学和文化学方面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论断，而且在跨文化交际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高、低语境文化论是霍氏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创建之一，众多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人员都从中汲取营养，展开相关的学术讨论。

霍尔在其力作《超越文化》中系统地阐发了高、低语境文化论。他赞同萨丕尔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语言是一个复杂而独立的概念体系，界定我们的生活经验，建构我们的文化；不同语言系统建构不同的、相互之间存在交际障碍的文化。〔1〕 由此可以看出，霍尔持一种较为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观。鉴于每个人在交际中都受到许多感官刺激，不可能留意到所有方面，因此他们必然有所取舍，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交际。霍尔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和语境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化是人的延伸，它帮助我们过滤经验，作出选择和解释；语境帮助我们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完整地理解意义。他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

高语境文化是指倾向于传递高语境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一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之中，直接地表达出来。霍尔认为，在世界文化连续流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位于两个极端，它们都分布在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言外之意，高、低语境文化的分类是相对的，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混合性，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类型。美国文化属于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德国、瑞士和北欧等国家的文化虽然在语境特征上不如美国的那么明显，但仍可划归低语境文化。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而法国则或许可以被看做混合型文化。有学者提出，笼统地看，西方文化基本上属于低语境文化，东方文化大体上可以进入高语境文化之列；东西文化差异和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

那么，高、低语境文化各有哪些特点，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又表现在何处呢？霍尔主要从意义表达的方式、对待群体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的态度以及时间定位来概括。高语境文化常常用间接、委婉的方式表达意义，信息的很大一部分隐含在心照不宣的、大家早已达成共识的非言语的代码中；低语境文化偏爱用明确、直接的方式表达意义，信息基本上都包含在语言之中。高语境文化强调内外之别、对他人的责任以及对集体的忠诚；低语境文化不强调内外之别以及相互的期待与义务。高语境文化的时间是多元的、面向过去的，而低语境文化则是单向度的、面向未来的。

丁允珠把高、低语境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五条：（1）低语境文化鼓励人、事分开的交际，宁愿损害人际关系；高语境文化倾向于把人与事联系在一起，注重面子的维护。（2）低语境文化的成员不喜欢做他们不理解的事情，急于规避不确定性；高语境文化成员的生活中有较多的模棱两可性，能够在不确定中处理信息。（3）低语境文化成员交际的方式极为直接，不惜为获信息而引起冲突；高语境文化成员的交际方式较为间接，更关注群体的和谐。（4）谈判方法的不同：低语境文化的人着重理性分析，使用计谋进行谈判；高语境文化的人更多选择柔和的谈判策略，愿意诉诸情感和直觉。（5）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寻求人际信息，强调个人而非社会的关系；高语境文化成员侧重社会因素在交际中的影响；前者往往健谈、开放，把注意力放在信息上；后者往往出言谨慎，担心蒙受羞辱。〔4〕

从霍尔本人以及其他学者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高、低语境文化的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从思维方式上看，高语境文化侧重整体的、多元的思路；低语境文化侧重分析的、一元的思考方法。其次，从交际的媒介上看，高语境文化更多使用非言语的中介表达意义，低语境文化主要借助语言。再次，从交际的程序看，高语境文化交际常常围绕社会关系展开，在进入直接的对话和交锋之前要做很多铺垫性的工作；低语境文化交际基本上聚焦于信息，节外生枝的情形不太常见。此外，从交际的结果看，高语境文化交际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定的，其最终情形很少出乎意料；低语境文化交际的意义大部分在交际过程中产生，其结果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霍尔划分高、低语境文化的切入点并不是两种文化的优劣之分，而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两种文化不同的运作机制所带来的交际障碍。霍尔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长处和缺点：前者以个体为定位和线性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注重效率，擅长分析，但有武断和片面的倾向；后者以集体为定位和整体性思维为主要特征，侧重人性化的社会关系，利于整合，但有较大的惰性和非理性的成分。两种文化成员在交际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西方人更多地使用语言媒介，东方人更多地借助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很多人觉得，语言无疑是跨文化交际最重要的工具，较多地使用语言必然导致更好的交际效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化的悖论就在于语言这个最常见的、描述文化的系统在本质上是不能胜任其职的。”〔5〕 语言过于线性化、不够全面，既有限又不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身演化的产物，有着太多雕琢的痕迹。语言不仅无法充分表达思想，而且也不能有效地传播思想，很多文化信息都隐藏在非语言的载体之中。西方人往往仅仅从语言来解读文化意义，没有体悟到语言之外的文化蕴含，常常感到不解与迷惑。因此，如何跨越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进而实现有效的交际构成了霍氏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其基本的假设便是，语言不能够充分表达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成员对语境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

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的关键性概念主要有四个：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隐性文化（hidden culture）与显性文化（manifest culture）。前面已经解释了高、低语境文化的概念，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语境。语境从字面看是词语或句子的上下文。它还有一些引申的意义，如事情的前后情况或背景等。交际语境大体上包括交际者的心理、社会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等因素。霍尔把语境理解为看待事物的方式，即交际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弥补语言的不足，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得到完整的信息，准确地把握交际者的意图。在霍尔看来，高、低语境文化代表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高语境文化成员倾向于整体地观察世界，更多地运用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来传递信息；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偏好分析性地审视事物，更多使用明晰的语言进行交流。由此霍尔提出了另外两个概念：隐性文化和显性文化。隐性文化是指用非语言媒介表达的、隐含在各种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潜意识中的种种价值与规范。人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把它当作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在交际中交际者虽然对此心照不宣，但它和成文的社会规约具有几乎同等的效应。〔6〕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显性文化是指借助语言来传达的，其意义也主要包含在语言代码里的文化。高语境文化的交际活动主要围绕隐性文化运转；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行为则基本上围绕显性文化展开。

在霍尔的理论中，语言、文化和语境是基本的变量，它所演绎的也是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高语境文化的交际高度依赖通过非言语媒介表达的隐性文化来完成，而低语境文化的交流则主要依靠由语言来表征的显性文化。两种不同的交际模式与其说是由语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霍尔更重视语言以外的各种文化代码在交际中的作用，其理论也透露出某种程度的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它揭示，在跨文化交际中无论是高语境文化的成员还是低语境文化的成员都既要关注语言信息，又要留意隐含在各种语境中的非语言信息，不应仅仅从自己的价值定位出发，武断地理解对方的意图。

霍尔的理论既来自他本人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体验，也受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启发。他在论证语言的不完备性以及阐述高、低语境文化论之时多次运用了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梦”和“潜意识”。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通常被人们看作精神分析学正式形成的标志，而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结构假说更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核心。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表现出非理性、无道德性、无逻辑性、非时间性、不可知性和非语言性等特点。如果说人的心理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那么意识只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可见的一小部分，而潜意识则是藏在水下的更巨大的部分；潜意识不仅占据了主要部分，而且更具活力，主宰着人的思维。他提出，梦是了解精神领域里潜意识活动的关键因素，因为梦并非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人的梦境有两种：一种为显梦（manifest dream），即做梦的人醒来时能记得并陈述出来的梦境；它是梦的表面现象，不代表梦的原意；另一种为隐梦（latent dream），即梦的背后所隐藏的潜意识动机；它是梦的本质内容和真意。人的潜在欲望只有经过伪装才能进入梦境，而做梦（dream work）实际上就是把隐义变成显梦的过程。 〔7〕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其潜意识概念为跨文化交际学者研究内化在人的潜意识里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霍尔对非语言表达的隐性文化的强调以及他对高、低语境文化的划分中，我们皆不难看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子。霍尔提出的隐性文化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揭示了非言语行为和信息在跨文化交际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恰恰经常被交际者所忽略。〔8〕 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表明，“非言语的交际行为占所有交际活动的80％到90％”，而语言行为仅仅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9〕 易言之，隐性文化构成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部分。依据霍尔的论述，跨文化交际在本质上可以被看做一个双重的过程——解读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过程，而对后者的把握是跨文化沟通的关键——只有正确地解读隐性文化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理解交际者的真正意图，实现成功的交际。

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非常简洁，但极具启发性。它非但让人们认识到隐性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与霍氏早期发表的《沉默的语言》（1959）和《隐匿的层面》（1966）等著作一起开启了非言语交际行为的研究，其基本的概念与观点至今仍然广泛运用于许多跨文化交际研究之中。文化分类的方式有多种，我们可以按地域、种族、价值定位、精神特征和行为方式等划分文化类型。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用“日神型”（Apollonian）和“酒神型”（Dionysian）概念概括两种人——日神型人具有安稳、守序、理性和中庸等精神特征；酒神型人具有激情、浪漫、冲动和富有进攻性等性格。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在其《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以“罪感文化”（sin culture）和“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来说明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曾提出“纵式社会”的概念来阐述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的基本运作模式和普遍性价值观念。

霍尔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来厘定文化类型，其洞见在于他对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昭示了东西方文化交际的最大困境所在，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跨越各种文化障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诚然，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片面性，霍尔的高、低文化语境论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其文化决定论倾向。霍尔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他把东西方文化界定为位于完全依赖语境和基本不依赖语境的两个文化连续流。他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文化运作机制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这样的一个现实：非语言行为占据了交际活动的大部分，但在跨文化交际中沟通与理解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语言。霍尔似乎认为，非语言信息仅仅隐含在文化情境或内化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实际上它们往往以各种灵活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宗教、民俗和艺术等类型的文本之中，对于那些心照不宣的非言语文化进行分类和解释的同样是语言。语言自身并不完备，学会一门外语也不能确保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但相对而言语言无疑是最常用和最可靠的工具。霍尔的高、低语境论为我们探究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类型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但观察问题的角度还有很多，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则给予我们以另一种选择。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2. 文化价值取向理论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是荷兰学者，长期从事国际商务管理和跨文化交际研究，他的代表作包括《文化后果：工作价值的跨国差异》（Cultur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Values）和《文化与组织：大脑软件》（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Softwareof the Mind）等，其中最出名的专著是1980年出版的《文化后果》。该书于2001年再版，被广为征引，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经典之作。霍夫斯泰德没有从交际方式的角度来划分文化类型，而是依据人们对一些普遍性文化价值的取向来界定他们的文化模式。1980年霍氏在他的《文化后果》中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and femininity）四个文化价值维度。他于1991年又增加了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l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的维度，以更好地反映非欧美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与斯特劳德贝克（E. Strodtbeck）率先探讨了不同文化在人与环境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时间的概念（conceptof time）、人性（concept of human nature）、行为观念（concept of activity）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五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他们认为，文化价值定位是复杂但已经模式化的原则，这些原则为人们指明方向，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有条理。〔10〕 霍夫斯泰德不仅在克拉克洪与斯特劳德贝克以及阿里克斯·英克里斯（A. Inkeles）和大卫·莱文森（D.J. Levinson）等人有关文化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且在72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其他相关部门中作了十几万份的问卷调查，积累了翔实的数据，进一步完善前人的理论。

霍夫斯泰德认为，社会制度的存在表明人的行为不是随意的；每个人都有其思维程序（mental program）——大脑软件，使他们能够在相似的情形中保持稳定、大体一样的行为方式。人的思维程序由人的脑细胞决定，它虽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却可以通过语言和行为展现在我们面前。人的思维程序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普遍层面，即世界上所有人共享的“生物操作系统”，实际上是指人类共同的生物禀赋；其二是集体层面，即由一些人共享，但不一定为人类共有，它常常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有差异；世界各种文化就在这个层面上，其意义只有内部成员才能理解；其三是个体层面，即人的个性，它是真正独特的部分，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思维是分毫不差的；个体层面为人们在文化框架内提供了多种行为选择。〔11〕 大脑程序既可以由基因遗传，也可以通过后天习得，但处于中层的文化基本上都是习得的，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个层面展开。

在霍夫斯泰德看来，文化是集体的思维程序，它把一个群体的成员或一类人与其他的人区分开来。文化有普遍性的和特殊性的价值，虽然不同文化对那些普遍性价值的认同度各不相同，但跨文化比较还是可能的。霍夫斯泰德选取了人类文化中五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维度作为考察对象，同时依据各个国家对这些价值的接受程度划分它们的文化类型。罗克伊奇（Milton Rokeach）认为，价值是我们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于各种事物与情形的标准；理解价值帮助我们理解并预测人们的行为。〔12〕 克拉克洪提出，价值是一种明晰或隐含的观念，它彰显特定群体的个性以及它所希冀的东西，影响到特定群体对生活方式、手段和行为目的的选择。也有学者认为，价值是持久的信念，它表明某个群体对某种行为方式或生存状况的偏好。霍夫斯泰德基本赞同他们的见解，他把价值理解为“情愿选择某些状态的、广泛性的倾向”。〔13〕 价值构成了文化的内核，决定每个成员的社会行为。 〔14〕

权势距离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一个价值维度。权势距离概念来自荷兰社会心理学家毛克·穆德尔（Mauk Mulder）。穆德尔把权势界定为控制或指挥他人行为、使之服从的潜能。在他看来，权势距离体现同一个社会系统中某个较弱个体与某个较强个体之间权力不平等的程度。霍夫斯泰德借鉴穆氏的论断，从商务管理学的角度把权势距离界定为：“老板B和其下属S在某个等级系统中的权势距离等于B控制S行为的程度与S控制B行为程度之差。”霍夫斯泰德认为，B和S都接受并且得到社会环境支撑的权势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 〔15〕，文化决定了人们倾向于维系何种程度的权势距离，或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减少权势距离以达到社会系统的平衡。

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所有文化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理想社会中，人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交往。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年龄、生理构造、社会地位、财富、教育、职业和社会成就等多方面因素，人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同文化对人之间权力差异的合法性与公平性有不同的标准。有些文化倾向于认可大的权势距离，有些文化则更愿意接受较小的权势距离。霍夫斯泰德运用权势距离指数（PDI: power distance index）来评判各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奥地利、丹麦和新西兰等国文化的权势距离指数较低，属于典型的平等型国家，而马来西亚、巴拿马和菲律宾等国则属于典型的不平等型国家。

霍夫斯泰德认为，从理论上讲，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某个文化的权势距离指数值，它们分别是地理纬度、人口数量和财富。地理纬度是最具预测力的因素。处于纬度较高、远离赤道的寒冷地区的文化往往会有较低的权势距离值，而热带或亚热带区域的文化常常会有较高的权势距离值。地理纬度与权势距离之间的联系是由人类生存的根本需求所决定的。居住在高纬度、气候较寒冷地区的人们为了生存必然要进行技术创造，为了促进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非传统的、富有进取性的思维方式；这些地区的文化在现代化、普及教育和权力的去中心化方面有更大的动力。相对而言，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人们由于生存较为容易，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进取心较弱，更倾向于依赖传统。

人口数量是预测权势距离的另一个要素。人口众多的国家只有在权力较为集中、社会等级较为分明时才能有效地运转，人们更容易接受较大的权势距离；而人口较少的国家由于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人们一般不愿意看到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这些国家的权势距离也相对较小。当然，人口与权势距离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人口数量可能是权势距离大小的原因，但同时也可能是它的结果。

与地理纬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富是预测权势距离的第三个要素。霍夫斯泰德认为，财富的分布而非财富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国家的财富分布越不均等其文化认可的权势距离就越大；那些现代化、民主化较为发达的国家财富分布比较均衡，权势距离则相对较小。从上面的论断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比较重视自然因素，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教育的影响。

文化塑造的权势距离直接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在权势距离指数值较低文化中的人行为独立，尽力缩小社会差距，彼此平等相待，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其社会关系较为和谐，老人们不会得到特殊关照。生活于权力距离指数值较高文化中的人更多依赖他人，认可社会等级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上下级，强调权力的必要性，其社会关系较为紧张，老人们受到更多的尊敬。

不确定性规避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二个维度。任何人在生活中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不同的文化成员对它们有不同的态度和应对措施。不确定性规避主要指人们在社会交际中避免暧昧或模棱两可的一般倾向。不确定性规避与风险规避是不一样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关系恰如焦虑（anxiety）与畏惧（fear）的关系。畏惧和风险都是具体的，而焦虑和不确定性则是无形、难以名状的。一旦不确定性以风险的形式来表示，它就不再是焦虑的根源；它或许成为畏惧的缘由，但也可能被看做一种常态——如驾驶汽车或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有些文化接受较高的暧昧性，不把较为模糊的事物看作威胁，有些文化则宁愿看到清晰、有条理并且可预测的事物，采取各种方法消除暧昧因素。霍夫斯泰德用不确定性指数值来衡量各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新加坡、丹麦和瑞典等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的国家，其文化能够接受高度的暧昧性；希腊、葡萄牙和危地马拉等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的国家，其文化成员对明确性有较高的预期，难以容忍模棱两可的现象。因为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较高的文化成员急于减少暧昧性，他们常常作出危险的举动——如在战斗中常常选择先发制人而非退而观望。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势距离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相对而言，欧洲国家的对应性更明显。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3. 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

古迪康斯特是一位建树颇丰的学者，他所创立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被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他曾经就学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该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古迪康斯特在美国海军驻日本横滨基地里担任跨文化关系专家。他在日本度过三年时光，并于其间开始对跨文化交际学发生兴趣和作研究。自古迪康斯特投身跨文化交际研究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建构人际与群体间交际的有效性的理论，用以解释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其众多成果之中，AUM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

古氏的AUM理论建立在伯尔格（C. R. Berger）和卡拉布里斯（R. Calabrese）推出的不确定性消解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之上。两位学者于1975年率先提出由七个定理（axiom）和21个原理（theorem）构成的理论。古迪康斯特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检验和改造，于1988年发表了不确定性和焦虑理论。 〔37〕 随后，他不断完善原有理论，并且在1995年首次把其理论命名为AUM理论。 〔38〕 AUM理论主要探讨如何调节焦虑，消除不确定性，进而能够有效地交际的问题。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首先需要有一种安全感；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影响着交际的进展，对交际的有效性起着关键的作用。

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大体上包含五个基本的概念：（1）陌生人（stranger）；（2）不确定性（uncertainty）；（3）焦虑（anxiety）；（4）有效交际（effective communication）；（5）留意（mindfulness）。陌生人概念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他把陌生人界定为让交际者感到既靠近却又疏远的人，即在物理空间上有邻近感，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疏远感的人。〔39〕 伍德（M. M. Wood）和苏尔茨（A. Schuetz）作了较为宽泛的定义。伍德认为，“陌生人是与某个特定群体第一次面对面接触的人”；苏尔茨认为，陌生人意味着“一个试图让他／她所接近的群体永久接纳或至少暂时为其所宽容的成年人”。〔40〕 古迪康斯特的理解最为宽泛，在他看来，陌生人是属于其他群体的、与我们不相同的人。 〔41〕

陌生人概念构成了AUM理论的起点，其第二个基本概念是不确定性。古迪康斯特认为，文化能够帮助人们预测他人行为，当陌生人置身于异乡的文化时自然无法预判周围人的意向，总要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属于认知现象，它是指陌生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状态。〔42〕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预测性不确定性和解释性不确定性，也可以分为认知性不确定性和行为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存在于任何人际关系之中，但在跨文化关系中显得更为突出。〔43〕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交际的顺利完成。

AUM第三个基本概念是焦虑。焦虑属于情感现象，同样是跨文化交际中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它指因不安、紧张、担心或惊恐而引起的“一般化的、难以名状的失衡感”，亦即不安全感。出现焦虑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交际者之间存在不可预测性和不信任感。人们对焦虑的承受同样有最大和最小限度。当焦虑过大时，交际者会因过于紧张，无法把注意力放在交际上，倾向于采取回避的态度；当焦虑过小时，交际者会失去好奇心，交际本身因此而失去活力。适当的焦虑有利于文化调整的展开和交际效果的改善。

AUM理论的第四个基本概念是有效交际。交际涉及信息的交换和意义的建构。大多数人按照自己的思路作判断，进行交际，但他们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有效交际是指人们在解读信息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对方要传达的意义，即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误解的交际。误读的发生往往在无意之中，如果要对它加以纠正，交际者必须留意错误的存在以及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

留意是AUM理论的第五个基本概念。人们交际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非言语的行为。处理信息过程中，他们有时集中注意力，有时则漫不经心。当交际者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时，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留意了。留意涉及三种思维状态：（1）新范畴的创立；（2）对新信息的开放；（3）非单一性视角的意识。进入留意状态，交际者能够看到更多、更细微的差异，不会像粗心的人那样，总是以己之心揣度他人，以老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事物。

古迪康斯特提出了五个基本概念后开始建构他的AUM理论。在演绎理论命题之前，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前提假设：

（1）人际和群体间的因素都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

（2）不同场合中我们所使用的种种身份使我们对交际的性质做出不同的判断。

（3）交际中至少有一个人属于陌生人。

（4）交际中，人们一般不太注意自己的行为，留意时更多关注结果而非过程。

（5）交际双方没有充分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难以避免误解。

（6）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和情感上的焦虑直接影响交际效果，其他变量影响着不确定性和焦虑。

古迪康斯特认为，理论由变量、定理和原理组成，有其适用的范围、分析的层次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文化本身可以被当作一个变量。定理是直接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命题；原理是定理的逻辑组合。AUM理论讨论的变量是包括不确定性、焦虑、自我与自我概念（self andself-concept）、动机（motivation）、对陌生人的反应（responses to strangers）、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s）、情境性过程（situational processes）、与陌生人的联系（connections to strangers）以及留意（mindfulness）。其中，不确定性和焦虑是核心变量和影响交际有效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们之间不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通过其他七个中介变量——影响交际的表面原因产生联系，最终决定交际的效果。

自我概念是我们对自己的界定——我与他人的相似和差异。它涉及个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身份和自尊等方面。〔44〕 这些方面与五个基本变量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六个定理：

（1）社会身份对交际过程影响的增加会使我们控制不确定性和焦虑的能力得到加强，提高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自信心，条件是陌生人被认为是另一个群体的典型代表。

（2）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认同对交际过程影响的增加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3）我们越多运用独立的自我观念（self construals）与陌生人交际就会更多依靠个人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越多运用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来交际，就会更多地依靠基于群体的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

（4）当我们多依赖群体获得自尊时，交际中就会有更多的焦虑，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随之下降。

（5）自尊的提升使我们控制焦虑的能力有所提高。

（6）越羞怯，控制焦虑的能力就越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将随之减弱。

以上六个定理主要表达下列两个观点：其一，人的个体及社会身份与不确定性及焦虑的控制有正相关的联系；其二，自尊的增强有助于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羞怯的增加则会削弱这种能力。

与不确定性和焦虑直接发生联系的第二个变量是动机。人类某些基本的需求促使我们与他人交往。这些需求可以分为生理性的和社会性的两大类，其中社会需求只有在与他人交往中才能显现和满足。托马斯（W. I. Thomas）曾提出需求复合体之说，他认为人有四种基本需求，即安全、情感、社会认知和新经验。马斯洛（A. H. Maslow）曾提出生理需求、归属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阶段论”，主张越是前面的需求越是基础需求，只有基础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出现较高层次的需求。随着人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在特定的情形中，某些需求被放大，特定的对象因而被选为目标。所谓“动机就是有目标指向的需求”。〔45〕

依据古迪康斯特的观点，对于AUM理论而言有四种需求至关重要，它们是：（1）可预测感（a sense of predictability）；（2）群体包容感（a sense of group inclusion）；（3）避免或化解焦虑（to avoid or to diffuse anxiety）；（4）维持自我概念（to sustain self-concept）。在交际过程中，只有当交际双方感到彼此可靠、行为可测时，他们的自我概念才会得到确认，相互之间才能有包容感。一般而言，人们依据各自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来理解对方，交际活动常常不能顺利地进行。为了实现有效的交际，他们需要在趋同与差异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双方既感到身份安全，又有兴趣作更深入的交往。上述五个有目标指向的需求，即动机与不确定性和焦虑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五个定理：

（7）群体包容感需求的增加将导致焦虑的增加。

（8）维持自我概念需求的增加将使焦虑加大。

（9）陌生人对自我概念肯定的增加会减少焦虑。

（10）陌生人可预测性的上升会减少焦虑。

（11）个人与社会身份安全感的提高将减少焦虑，增强自信心。

这五个定理主要说明动机与焦虑的关系，其观点可以概括为：可预测性、群体包容感和自我概念维持等需求得到正面回应时，交际者的焦虑就会缓解。

对陌生人的反应是与不确定性和焦虑发生联系的第三个变量。我们以何种方式对陌生人作出反应影响到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增减。大体上看，交际者对对方的反应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在认知反应方面，如果我们简单化地处理信息就不容易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相反，倘若我们能够多元化处理信息就能较好地把握对方的意图，减少不确定性；在认知过程中，灵活的态度和不断的自我监督同样有助于我们判断陌生人的行为，消除焦虑。在情感方面，仅仅从自身的角度给予对方以同情并不能导致真正的理解。假如我们能够容忍对方的暧昧，进入移情状态就可以较好地理解，减少焦虑，进而更有效地交际。移情是指站到对方的立场来看世界，以对方的情感来待人接物，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己欲达，先达人”。在行为方面，如果我们和陌生人都能相互谦让，积极看待对方的调整，做到和而不同，双方的共识就会增加，交际便能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者在上述三个方面对陌生人的反应和不确定性与焦虑的逻辑关系形成了七个定理：

（12）多元化处理信息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13）越僵硬地对待陌生人就会有越多的焦虑。

（14）更多的自我监控有助于增加我们预测对方行为的自信心；越关注行为的得体与否就会有越多的焦虑。

（15）越能容忍对方的暧昧我们就越能处理好焦虑问题，也越能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16）移情能力的增加使我们能更准确地预判陌生人的行为。

（17）陌生人对我们越谦让，我们的焦虑感就越小，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就越大。

（18）调整能力越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强，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自信心就越高。

以上七个定理主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多元化处理信息的能力、移情能力、调整能力以及灵活与积极的交际态度有利于消除焦虑，更有效地交际。

社会分类是与不确定性和焦虑构成因果联系的第四个变量。社会分类是指我们通过理性的方式划分人群，使社会环境条理化的过程。这个概念类似于社会认同，它使混乱的世界变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属性，觉察到“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当我们漫不经心地交际时，往往只注意到差异，但当我们留心交际时就会发现双方的相似之处，以及更多深刻或细微的差异。交际双方的共识自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偏见的消除。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充分地了解陌生人的社会认同，给予他们以正面的期待，不只依赖外表作判断，把差异化作深入交往的动力，就能较好地甄别出他们在特定场合中的身份定位，减少焦虑与不确定性。以下是AUM理论中七个与社会分类相关的定理：

（19）对我们自己与陌生人之间差异与共同点理解的增加将使处理焦虑和预测能力得到提高。

（20）交际双方个人的相似之处增加时，我们处理焦虑以及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条件是只有当陌生人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时，对群体差异的理解才显得至关重要。

（21）准确划分陌生人社会类别能力的提高有助于预测能力的提高。

（22）越多从群体成员的角度理解陌生人的行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低，也越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23）我们越是能够认识到陌生人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高，也越能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24）越是正面地看待陌生人的行为，我们在交际中体验到的焦虑就越少，预测对方的自信心就越强。

（25）越是意识到陌生人对正面期待的违背或对负面期待的肯定，我们就会有越多的焦虑，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就越小。

以上七个定理主要表达下列观点：更多地理解双方的差异与共同点、认清对方社会身份，灵活、正面地理解陌生人的行为，努力增加共识，焦虑与不确定性就会减少，跨文化交际就更为有效。

情境过程是AUM理论中影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第五个变量。所谓情境过程实际上是指各种具体的交际情形或语境，交际者对它作出不同的反应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交际过程中，我们使用众多的脚本（scripts）——个人所预期的、前后统一连贯的事件序列（a coherent sequence of events）。更明确地说，它是交际者心中已经定型且得到同一文化成员认可的、关于交际过程条理化的安排。例如，交际中谁应该先说话、一方说话时另一方是否可以随时打断或只能倾听等。它告诉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合按既定的程序进行交际，帮助人们预测对方的行为，减少心理上的焦虑。交际脚本通过实践而获得，心智正常的人可以有数千种脚本，游刃有余地与他人交往。在与陌生人交际中，人们倾向于运用简化、单一的脚本，但对方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意图，因为双方的视角往往并不一致。碰到这种情形，适当使用寻求信息和自我调整等脚本有助于交际的顺利进展。随着交际的深入，复杂、多元化的脚本，即让交际双方都能接受和理解的程序安排就会逐步形成，跨越交际障碍的能力就能得到提高。除了构建多元化的脚本，营造积极、友好、宽松的氛围以及合作性的相互关系也对成功的交际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具体情形与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因果联系构成了五个定理：

（26）更多运用复杂、多元化的脚本将减少焦虑，提高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

（27）交际场合比较轻松，焦虑就会减少，推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将有所提高。

（28）交际双方的目标越有协调性，焦虑就会越少，预判陌生人行为的信心就会越强。

（29）交际中规范性与制度性的支持越多，焦虑就会越少，预测陌生人行为的信心就会越大。

（30）群体内部成员（ingroup members）在场人数增加后，与陌生人交际的焦虑将有所减少。

以上五个定理主要揭示如下交际原则：交际者应该尽量运用多元化的思维来进行交际，努力求同存异，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来应对不同的交际场合。

与陌生人的关系是AUM理论中与焦虑和不确定性有逻辑关系的第六个变量。我们同陌生人建立何种关系影响到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多少。交际双方的相似性固然是和睦关系的基础，但相互间的差异也可以转化为联结的纽带。实践证明，我们从与我们不同的人那里比从与我们相似的人那里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46〕 同陌生人建立相互依赖和建设性的关系要求我们开放自我、尊重他人、以平等的精神交际。如果交际双方有着友善、亲密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焦虑和不确定性就会减少，交际就能较为顺畅地进行下去。与陌生人的关系和焦虑及不确定性的因果联系形成了七个定理：

（31）对陌生人吸引力的增加将减少焦虑，提高我们预测他们的行为的自信心。

（32）越能在道德上包容陌生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高。

（33）越能尊重陌生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强，预测他们行为的准确性就越高。

（34）与陌生人接触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将减少焦虑，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他们的行为。

（35）与陌生人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将减少焦虑，使我们能够更自信地预测他们的行为。

（36）与陌生人亲密程度的增加将减少焦虑，使我们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增强。

（37）与陌生人共享网络的增加将减少焦虑，提高我们预测其行为的自信心。

上述七个定理主要表明这样的观点：在交际中，如果我们能够与陌生人建立起相互宽容、相互尊重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不断扩展双方共享的领域，就能打消隔阂，去除误解与焦虑。

留意是与焦虑及不确定性有密切联系的第七个变量。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信息的收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细心观察，并且以开放、不拘泥于陈规陋俗的姿态进行交际，我们才能获得所需信息，理解陌生人。为了能够准确理解陌生人的行为，我们首先要站在他们的视角，看看他们是如何解读信息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交际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其次，我们要了解陌生人的文化背景，学习他们的语言，努力消除偏见与成见。当我们较好地理解对方，适当控制焦虑时，就能专心解读信息，有效地进行交际。留意与焦虑及不确定性对交际效果的影响构成了下面10个定理：

（38）收集所需信息能力的提高将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39）对陌生人的行为进行描述能力的提高将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条件是我们必须留意交际过程，焦虑和不确定性被控制在最小和最大限度之内。

（40）对陌生人所属群体背景知识的增加将提高我们处理焦虑的能力以及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条件是我们必须处于留意的状态。

（41）有关陌生人语言的知识增加时，我们处理焦虑的能力就会提高，也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42）我们越是能够以开放的姿态了解有关陌生人的新信息，就越能准确地预测他们的行为，条件是焦虑和不确定性被控制在最小和最大限度之内。

（43）在同样条件下，把陌生人放在新的范畴中加以理解或辨别陌生人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差别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44）在同样条件下，越能意识到陌生人解读信息以及传递信息所采用的视角，我们的判断能力就越强。

（45）焦虑越超出最小和最大界限，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会越小。

（46）对陌生人抱有负面预期时，我们越是保持留意状态就越有能力处理焦虑，越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47）处理焦虑以及预测陌生人行为能力的提高将使交际更为有效，条件是我们必须时刻留意；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交际的效果不会得到改善，而当它们高于最高限度时，交际的有效性将会降低。

上述10个定理主要表达下列观点：交际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交际者能否留意收集信息、了解陌生人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以新的视角和积极认真的态度进行交际；取决于交际者能否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可承受或调节的范围以内。

以上10个定理和前面的37个一起阐明了具体的交际原则。古迪康斯特认为，后面10个定理对于交际的有效性最为关键。换句话说，留心处处是学问，交际者是否留意直接关系到交际效果的好坏。一般而言，理论不仅有其基本概念、变量和定理还应包括由定理组合而成的原理。古氏没有详细阐述其AUM理论的原理，在他看来不是所有定理都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原理，有些定理相结合构成原理时会有“排中谬误”（fallacy ofthe excluded middle）。例如定理A与C联系、定理B与C联系，但不能就此推断定理A与B有联系，因为定理A很可能通过另一个中介定理D与B发生联系。言外之意就是原理的产生还要依据广泛的实证研究，有待深入论证。

至此，AUM理论似乎已经完成，但古迪康斯特认为，上述理论只适用于美国，即族群间或群体间的交际，如果把它运用到跨文化领域，还要加入文化变异（cultural variability）变量。因为焦虑和不确定性虽然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但不同的文化成员对它们有不同的界定。在建构适用于跨文化领域的AUM理论时，古迪康斯特借鉴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概念，把霍氏分离出来的四个文化维度，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势距离以及男性与女性气质，作为文化变异的维度进行考察。古迪康斯特没有重新创建另一个理论，而是把原有AUM理论中的七个基本概念与文化变异维度中的四个新概念整合在一起，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直接在前面阐述的47个定理的基础上概括出47个新的定理。

总体上看，适用于跨文化领域的AUM理论比其母本多了一个基本变量——文化变异性以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和权势距离等四个子变量。需要强调的是，原有的AUM理论定理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加入文化变异变量后的理论定理只具有陈述上的联系，因为古迪康斯特抱有这样的观点：文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是无法验证的。实际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早就阐明过文化研究的非实证性和解释性。然而，文化研究的解释性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科学性，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方法上，即资料收集应具有客观性与统一性，理论的解释应具有系统性、普遍性和开放性。古迪康斯特虽然不要求跨文化AUM理论的定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基本上延续了前面的方法。他把文化变异理解为“平均差异”（mean difference），即各个文化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权势距离等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总体差异。这既避免了对各国文化作简单化、非此即彼的分类，也使相关定理可以在文化层面上得到实证检验。

在加入文化变异维度的AUM理论中，自我与自我概念主要受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的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六个定理：

（1）在与陌生人交际时，集体主义倾向增加，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影响随之增加。

（2）与陌生人交往时，个体主义倾向增加，个人认同对行为的影响随之增加。

（3）个体主义倾向增加时，交际中我们将运用更多独立的自我概念指导行为；集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在交际中将更多运用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指导行为。

（4）集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会更多依靠群体内部成员来赢得自尊。

（5）个体主义倾向增加时，自尊对于我们交际行为的影响随之增加。

（6）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交际中的羞怯感随之增加。

动机同样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变量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五个定理：

（7）与陌生人交际时，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对群体包容感的需求随之增加。

（8）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维持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的需要将会增加；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维持独立的自我观念的需要将会增加。

（9）个体主义倾向加强时，陌生人确认自我概念的倾向随之加强。

（10）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更多使用基于个人的信息来预测陌生人的行为；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更多使用基于群体的信息来判断陌生人的行为。

（11）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的个人认同感将加强；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的集体认同感将加强。

对陌生人的反应主要和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以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七个定理：

（12）权势距离的增加会导致多元化处理信息能力的下降。

（13）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更多地以僵硬的态度对待陌生人。

（14）个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导致自我监控的增加；集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更关注行为的社会得体性。

（1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加强后，我们对陌生人暧昧的宽容度将会降低。

（16）集体主义倾向增强后，我们的移情能力将有所削弱。

（17）集体主义倾向增强后，我们对陌生人行为的谦让程度将有所提高。

（18）集体主义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交际的调整能力得到提高。

社会分类主要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变量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七个定理：

（19）集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对群体内部的成员与陌生人之间差异的理解有所提高。

（20）个体主义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对群体内部的成员与陌生人之间相似性的感知得到加强。

（21）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划分谁是自我、谁是陌生人。

（22）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在更大程度上把陌生人的行为归结为他们的群体认同。

（23）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对陌生人所属群体文化变异的感知将有所减少。

（24）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对陌生人行为的正面期待有所减少。

（2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后，我们对陌生人违反正面期待和肯定负面期待的意识将会增强。

情境过程主要和不确定性规避、权势距离以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产生联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五个定理：

（26）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后，我们与陌生人交际时使用的脚本的复杂性将会增加。

（27）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时，交际场合的非正式性将有所下降。

（28）权势距离加大后，我们与陌生人在目标上的协同关系将有所削弱。

（29）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时，我们较少能够得到规范性与制度性的支持。

（30）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交际场合中群体内部成员的比例将有所上升。

与陌生人的联系主要受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以及女性气质变量的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七个定理：

（31）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升后，我们对陌生人的吸引力随之下降。

（32）个体主义倾向加强后，对陌生人的包容度将有所提高。

（33）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加大后，对陌生人的尊重会有所减少。

（34）个体主义倾向增强后，与陌生人交际的数量和质量都将有所上升。

（35）女性气质增加后，与陌生人的相互依赖性将有所加强。

（36）个体主义倾向上升后，我们所感受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将有所提高。

（37）个体主义倾向上升后，我们与陌生人共享的网络资源将有所增加。

焦虑、不确定性、留意以及有效交际主要受文化变异性层面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应用于跨文化领域AUM理论的最后10个定理：

（38）集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收集所需信息的能力得到提高。

（39）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将使我们说明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得到增强。

（40）个体主义倾向上升时，我们对陌生人背景知识的理解力将有所提高，条件是交际者处于留意状态。

（41）集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对陌生人语言的了解将有所增加。

（42）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将使我们更为开放地看待陌生人的行为。

（43）个体主义倾向上升时，我们更能把陌生人放到新的范畴中加以理解（或更能认识到陌生人与其所属群体其他成员的差异）。

（44）个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会更多意识到陌生人解读信息的视角。

（4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升后，焦虑随之增加。

（46）个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在对陌生人抱有负面期待时更能留意他们的行为。

（47）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升时，处理焦虑的能力随之下降；个体主义倾向上升时，我们判断和解释陌生人行为的准确性将有所提高，条件是交际者处于留意状态。

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主要探讨焦虑与不确定性处理和跨文化交际效果问题。人们在与其他文化成员交际时难免会有焦虑和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因为他们无法依赖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来解读对方的信息。古氏AUM理论中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与其他学者讨论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有共同之处。文化休克是指在异文化中体验到的不同程度的心理恐慌与危机感，它大体涉及六个方面：（1）由于心理调节困难引起的紧张感；（2）失去朋友、家人、社会地位等的失落感；（3）被排斥感和对他人的排斥；（4）价值、信仰和角色预期的混乱感；（5）由差异而引起的焦虑、厌恶和惊讶感；（6）对新环境中的事物、人与工作的无能为力感。〔47〕 有学者直接指出，文化休克就是一种因失去社会交际中共有的符号和象征而产生的焦虑；人们在学习新的语言与文化时都将或多或少地经历社会不确定性或不满。〔48〕 揭示焦虑与不确定性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提出针对性措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AUM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交际一方总是以“陌生人”的角色出现，交际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交际者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处理。这种视角把跨文化心理因素放在首要位置，突出了交际者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的作用。从心理层面看，焦虑与不确定性的确对跨文化交际有效性有关键性影响，因为当它们超过一定界限时交际者会回避交际。〔49〕 然而，从跨文化交际整个过程来看，情况却未必如此。有学者指出，语言能力以及语言上的自信心对跨文化交际效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50〕 AUM理论中焦虑、不确定性、自我与自我概念、动机、对陌生人的反应、社会分类、情境过程、与陌生人的关系、留意以及文化变异性10个变量与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构成了两个层次的因果联系：焦虑与不确定性和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构成直接、根本的因果联系，而其他八个变量和焦虑与不确定性之间的互动与跨文化交际有效性构成间接的逻辑联系。

AUM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跨文化交际能够展开的前提是焦虑和不确定性必须处于最低和最高两个临界点之间，交际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交际者减少误解的能力；当焦虑过高时，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将下降，当不确定性过高时，我们难以获得足够的自信心来判断对方行为或解释其态度。〔51〕 虽然古氏自己认为加入文化变异性的AUM理论中各个变量之间仅仅存在陈述上的联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论述推断出他的主要观点：第一，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倾向于以独立的个人身份进行交际，能够积极对待陌生人，留意他们的视角，包容他们的行为；而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更多以集体的身份与陌生人交往，容易对陌生人产生负面期待，难以站到对方的立场进行交际；前者强调自我概念的确认，注意个体差异和自我调整，后者重视群体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与陌生人之间的区别和社交礼仪。第二，权势距离的加大、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上升都不利于交际的展开；权势距离的增加疏远了陌生人，使交际双方难以在目标上协同一致，处于地位较高的一方更易简单化处理信息；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上升使我们不易容忍暧昧，焦虑加大；女性气质的增加使交际双方易于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有助于交际效果的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古氏的一个论断让人有些费解。他提出：集体主义倾向上升后，我们对陌生人语言的了解将会增加，例如对他们的方言、行话和俚语。文化取向与语言知识似乎没有必然的正相关联系。增加语言知识的主要途径无疑是学习，而学习效果的好坏涉及动机、兴趣、环境和方法等因素。在外语学习中，文化间的相似性自然也是促进外语学习的因素，但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却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外语知识。古迪康斯特或许是想表明，集体主义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其成员强调语境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在各种交际场合都有较为固定的话语模式，他们更善于识别群体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在不同交际场合中的话语差异。

1998年古迪康斯特对AUM理论进行拓展，探讨陌生人在新的文化中作跨文化调整的原因与相应的能力。〔52〕 但该理论主要针对跨文化调整的培训，没有提出新的观点或命题。2005年，他意识到仅仅在AUM理论中加入文化变异的变量是不够的，他需要解释文化差异对跨文化调整过程的影响。 〔53〕下面我们对古迪康斯特2005年更新的理论作简要介绍。该理论同样以陌生人为核心概念，着重解释旅居者（sojourners）如何管理焦虑与不确定性、适应当地文化的问题。AUM理论从自我概念（self-concept）、互动的动机（motivation to interact）、对东道主的回应（reactions to hosts）、东道主的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 of hosts）、情境过程（situational processes）、与东道主的联系（connections with hosts）、伦理方面的互动（ethicalinteractions）以及东道国文化条件（conditions in host culture）八个方面来论述陌生人的跨文化调整过程与结果。

围绕自我概念，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命题：

（1）当交际者感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安全、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并且觉得对方的特征与其文化相吻合，不太留意时，他越是以文化身份为向导进行交际，就越有自信预测对方的行为，感受的焦虑也越少。

（2）当交际者感到个人身份安全、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的范围内，并且不太留意时，他越是以个人身份为导向进行交际，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低，感受的焦虑也越多。

（3）在同样的条件下，自尊心的提高将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感受较少的焦虑。

（4）在同样的条件下，集体自尊的提高能够使交际者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减少焦虑。

（5）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文化身份受到的威胁加大，他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会降低，感受到的焦虑也会增多。

（6）当交际者不留意时，其文化身份受到的威胁增加后，他们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会降低，感受到的焦虑也会增多。

围绕互动动机，古迪康斯特提出四个命题：

（7）当交际者不留意时，他越是需要得到包容，感受到的焦虑越多。

（8）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维护自我概念的需求增加时，他所感受到的焦虑也会增加。

（9）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的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对方对其自我身份确认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10）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自信心的上升，将使其焦虑有所减少；焦虑的减少使他能够更自信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围绕对东道国成员的回应，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命题：

（11）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处理复杂信息能力的提高将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感受较少的焦虑。

（12）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对待东道国成员的态度越僵硬，他感受的焦虑将有所增加，预测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13）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越是以不确定性为定位，他就越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14）在同样的情形下，交际者越是能够容忍暧昧，所感受的焦虑就越少。

（15）当交际者尊重东道国成员，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时，移情能力的提高将使他减少焦虑，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16）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的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调整能力提高后，焦虑将有所减少，预测对方行为的自信心会有所上升。

围绕东道国成员的社会分类，古迪康斯特提出七个命题：

（17）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交际者掌握的有关东道国的文化知识有所增加时，其焦虑会随之减少，预测对方行为的准确性将有所提高。

（18）同样情况下，交际者越是觉得东道国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相似，所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也越有自信预测对方的行为；如果交际双方的文化愈接近，他们就越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19）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越是觉得对方与自己相似，所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也越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0）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划分东道国成员类型能力的提高将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行为。

（21）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觉察到东道国成员与自己的差异增加后，所感受的焦虑将会减少，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2）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对东道国成员正面预期的增加将使他们的焦虑有所减少，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3）当交际者比较留意，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时，他越是能够搁置自己负面的预期，所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围绕情境过程，古迪康斯特提出三个命题：

（24）当交际者比较留意，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时，他与对方合作的增加能够减少焦虑，提高预测对方行为的自信心。

（25）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所属群体成员比例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26）当交际者不留意时，他如果觉得自己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的权力差距加大了，所感受的焦虑就会增加。

围绕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的联系，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命题：

（27）当交际者比较留意，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交际者对东道国成员的吸引力增加后，他感受的焦虑将有所减少，也能够更自信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8）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接触质量的提高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9）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0）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之间亲密程度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1）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共享网络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2）当社会支持不仅仅局限于同一个文化的成员，焦虑处于可以调节范围之内，并且交际者不留意之时，他所得到的东道国社会扶持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

围绕与东道国成员的伦理方面的互动，古迪康斯特提出三个命题：

（33）当交际者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不太留意时，维系自我与他人身份能力的提高将减少他的焦虑。

（34）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越是尊重东道国成员，所感受的焦虑就越少。

（35）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越是能够包容东道国成员，他所感受的焦虑就越少。

围绕焦虑、不确定性、留意和跨文化调整，古迪康斯特提出四个命题：

（36）当交际者比较留意，不是过于警觉，并且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时，描述东道国成员行为的能力提高后，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行为。

（37）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东道国成员期待交际者使用他们的语言或方言时，交际者掌握对方的语言知识愈多就愈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8）当交际者不是过于警觉时，他愈是留意交际过程，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就愈高。

（39）当交际者比较留意，不是过于警觉，并且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以内时，管理焦虑与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提高后，跨文化调整能力以及交际的有效性也会有所提高。

围绕东道国文化条件，古迪康斯特提出三个命题：

（40）当交际者不太留意时，东道国成员对陌生人接受程度的提高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41）在同样情况下，东道国文化中多元主义倾向的增强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42）在同样情况下，东道国成员对陌生人歧视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增多。

围绕跨文化调整中的文化变异性，古迪康斯特提出四个命题：

（43）当交际者不太留意时，东道国文化中集体主义成分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将有所下降。

（44）在同样条件下，东道国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增强将使他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有所下降。

（45）在同样条件下，东道国文化中权势距离的加大将使身份较低交际者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有所下降。

（46）在同样条件下，东道国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增强将使比较年轻的交际者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有所下降。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4. 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

裘蒂·伯贡（Judee K.Burgoon）是美国亚利桑纳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心理预期以及新媒介对传播／交际的影响等。伯贡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发表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论文与专著，曾获美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著名学者称号。她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着手研究交际中预期违背现象。其间，她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例如，1979年完成的“距离预期违背交际模型”（Acommunicative model of violations of distancing expectations）、1988年完成的“非言语预期违背理论：模型的细化与在直接行为中的应用”（Nonverbal 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Model elabor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immediacy behaviors）和1990年发表的“非言语预期及违背的后果评估”（Nonverbal expectancies and evaluativeconsequences of violations）等。经过20多年的推敲与验证，她于1995年在交际预期违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 〔57〕

人类的文化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对交际如何展开有所预期。预期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它左右着人们的交际行为，影响着交际效果。没有促进相互友善与相互理解的预期，交际根本难以进行下去。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试图诠释跨文化交际中的预期违背现象，揭示其运作的法则以及它对跨文化互动的影响。1978年她初次建构了理论模型，用于解析交际中距离的学问，针对的乃是非言语行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伯贡发现她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言语行为和跨文化语境。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解读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互动中如何预测与评估预期违背行为和提高交际效率。

预期违背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交际预期是普遍的现象，在本质上体现着文化法则。简言之，无论是预期的确认还是预期的违背，我们都可以从文化规则中找到背后的动因。该理论有四个关键概念：交际预期（communication expectancy）、预期违背（expectancyviolation）、交际者回报值（communicator reward valence）和预期违背值（violation valence）。伯贡认为，交际预期是指人们能够预测的、模式化的言语及非言语交际行为。它包含两种类型的行为：（1）适用于整个语言社群或亚社群的规范性的社会行为模式；（2）由与他人典型的交际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知识（person-specific knowledge）引导的行为。预期又可以划分为两类：预测性的（predictive expectations）和规约性的（prescriptiveexpectations）。预测性的预期是指交际者最典型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交际行为模式的规律性，即它的主要倾向；规约性预期是指理想化、标准化的交际行为。

交际预期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与交际个体相关的因素；第二，与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因素；第三，与交际语境相关的因素。交际者因素包括参与交际个体的人格、体貌、社交技巧、语言风格以及他们所属群体的社会人口分布等。关系因素包括交际者之间熟悉、喜爱、吸引、相似或平等的程度等。语境因素包括环境的私隐性、正式性或有无任务要求等。不同的文化往往对交际有不同的预期，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个体主义文化期待交际者直接、清晰和明确的表达；而中国和日本等集体主义文化国家期待交际者间接、谦逊和婉转的表达。

预期违背是指那些超出预期范畴、使交际者明显感到与预期不同的行动，即所谓一反常态的行为。预期违背行为受文化规约，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定义。例如，高不确定性回避文化往往不容忍偏离常规的行为，低不确定性回避文化相对宽容较大程度的个体偏差；对于交际过程中不按常规处理距离的行为，个体主义文化的交际者通常采取咄咄逼人的回应方式，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大多采取退让的策略。由于交际双方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差异比较突出，忽略文化差异的现象也甚为严重，因此跨文化交际成为发生预期冲突的主要场所。

交际者值，更为确切地说交际者回报值，是指交际者外表的吸引力、完成任务的专业特长、社会精英地位、交际反馈的积极与否、个人魅力、与对方的相似性、熟悉程度以及相对地位等。〔58〕 交际回报影响交际的过程与结果。这个观点并非伯贡的独创。社会交换理论对此早有论述。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会理性地行动，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为了得到利益，人们必须与他人进行交换；交换过程本质上是互动的、计算成本与收益的、理性的选择过程。〔59〕

预期违背值是交际过程中，人们对预期违背行为所作的评判。遇到不辞而别、站立的距离太近或过远以及见面过于冷漠或亲热等有悖常理的交际行为时，人们常常会产生疑问，也会试图判定它的性质或想象它的后果。一般而言，这个过程涉及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解释，其二是评价。解释是交际者弄清楚不按常理行事到底有何意图的过程；评价是判断那些行为的好坏、能不能被接受的过程。两个过程有时有先后，有时同时进行。当人们对预期违背行为作正面的解读时，预期违背呈正值，当他们作负面的评估时，预期违背呈负值。由此产生两类预期违背行为：积极的（positive violation）与消极的（negative violation）行为。积极的违背是那些与人们的期待不一致，但能导致互惠和有利结果的行为；消极的违背是那些与人们的预期不同，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预期违背表明，出乎意料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导致消极、不良的后果，有时它能够唤起对方的注意，使交际者把注意力从交谈的话题转移到让人惊诧的人以及不合常理的行为上。交际者得到的回报越多，他／她的行为就越受欢迎。

预期违背值的判定受到交际者回报值、语境和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预期违背行为也有多重解读。同样，预期违背值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大相径庭的分布。例如，长时间的凝视有时被看做爱怜、尊重、好奇或求助；有时被看做挑衅、威胁或盛气凌人。有的文化积极认可坦率、直接的表达；有的文化欣赏克制与委婉。但总体上看，人们能够容忍回报值高的交际者有较大的行为偏差；对那些回报值低的人则给予较小的自由度。这意味着，那些回报值高的交际者只有做出极端举动时，才会被认为违背常规；回报值低的交际者因此更容易通过预期违背获得积极的效果。

预期违背理论针对人际关系交往（relationalcommunication）、会话管理（conversation management）、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四个功能，围绕交际过程与交际结果展开命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

（1）预期违背提醒人们注意人际关系的含义；一个文化越重视非言语行为，越容易关注预期违背行为的意图。

（2）预期违背行为有时制造不确定性，使交际关系变得暧昧；有时能够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能够容忍较大的预期偏差。

（3）在某些场合下，交际者的行为趋同，产生互惠；有时发生偏离，形成补偿；具体的模式由交际者回报值和预期违背值决定。〔60〕

（4）积极的违背可以使交际者产生正面的印象，比顺应预期更有效地影响交际过程与结果；消极的违背导致比顺应预期更差的印象、更糟糕的结果。

（5）交际回报值呈正数的交际者违背预期时，常常得到“可信和有魅力”等积极的评价；交际回报值呈负数的交际者顺应预期时得到最有利的评价。〔61〕

预期违背理论模型

预期违背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描述得多，解释得少，部分观点仍然不甚明确，但其主旨还是清晰的。在此我们对它作简要的归纳：人类交际普遍遵循一定的模式，对交际行为也有相应的预期。预期违背在交际中起到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疑虑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抑或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促进交际的深化。跨文化交际中，预期违背现象时常发生。有些时候，人们对它作负面的评价，减少进一步的交往或完全回避接触；有时人们对它作正面的评价，以更积极的姿态进行交往。评价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在回报值高的交际中往往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回报较少或没有回报的交际中常常造成负面的影响。

由于预期违背理论在解释人际互动方面存在不足，伯贡于1997年拓展原有理论，发展出互动调整理论（interaction adaptationtheory）。 〔62〕 随后，她又与合作者一道加以改进，更全面地分析人际交往的调整模式。2005年版本的理论由九个基本原理和五个基本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构成。 〔63〕

（1）人有相互调整的自然倾向。

（2）在生物层面上，除非安全和舒适受到威胁，人有很强的相互协调与结合的冲动。

（3）人们既需要相互靠近，又需要相互分离；接近与回避之间的辩证关系推动交际的进展。

（4）在社会层面上，人们在日常谈话中面临相互磨合、建立互惠关系的压力。

（5）在交际层面上，因为参与交际的人更留意他们的行动，互惠和补偿都有可能出现。

（6）调整的程度受到五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一致性倾向和个人行为的一贯性；其二，调整的内在原因；其三，自我或对方的调控技巧；其四，交际调节能力；其五，交际行为和预期中的文化差异。

（7）生物、心理和社会力量一道划定行为模式的边界，决定磨合、协调和互惠出现的范围。

（8）文化背景或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系统地调节着人际互动。

（9）分析一系列的交际行为比探究个别、孤立的交际行为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互动调整理论的五个基本概念是：要求（requirements）、期待（expectations）、欲望（desires）、互动立场（interaction position）和实际立场（actual position）。要求是指人们在行为层面上需要得到满足的，诸如生存、舒适、与他人联系等基本需求；期待是指对自我和他人行为的预测；欲望是指互动过程中的要求与偏好；互动立场是要求、期待和欲望的结合体，它体现了具体交际场合中人们需要、预测和偏爱的行为模式；实际立场是指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互动调整理论和预期违背理论一样，侧重描述，没有详细阐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仅仅提出两个命题：

（1）如果互动立场比实际立场具有更高的回报值，我们可以预测人际互动模式是分离（divergence）、补偿和维系的。

（2）如果实际立场比互动立场具有更高的回报值，我们可以预测人际互动模式是融汇（convergence）、磨合与互惠的。相关的实证研究发现，磨合、互惠和协调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模式；社交技巧——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建立人际协调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同一个文化的成员比不同文化的成员更容易步调一致。 〔64〕

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相比，它的切入点更小，因而更有针对性。人类交际预期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至关重要，跨文化交际者只有解决了预期落差与错位问题，才能建立起交往信心与默契，把交际推向深入。预期违背理论以交际预期、交际者回报值、预期违背、预期违背值和互惠为主要变量，简洁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解析了预期违背对跨文化交际的双重效应。它不仅扭转了人们仅仅负面地解读预期违背的偏见，〔65〕 而且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该理论的成果应用于传播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引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

预期违背理论分析的对象是非言语行为，其理论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首先，非语言行为的确显示出比较统一的规范与稳定的模式，但由于它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霍尔在提出高、低语境文化论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古迪康斯特认为，第一个跨文化交际理论是金荣渊于1977年发表在《人类交际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Research）学刊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或许与此有关。 〔66〕 其次，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在解释跨文化交际现象时有其局限性。它在解释身份、认同和移情等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社会身份理论揭示，即便以随机的方式划分组别，同组的人同样对内部成员有偏爱，不管其行为是否得到实际或象征性回报。〔67〕 移情现象表明人类可以在特定的场合下超越计算成本得失的理性主义，做出利他的举动。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实证依据仅仅来自美国文化，它的普遍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每个理论都是一个视角，它引导我们观察和解释一些问题，同时又忽略了其他的问题。在跨文化交际中，预期违背是文化差异在言语与非言语行为中的表现。除了预期的反差，交际者有时还要面临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冲突。在后一方面，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为我们提出更详尽的解析。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4. 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

丁允珠执教于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是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的一位重量级学者，其研究旨趣主要包括面子协商理论、身份商谈理论以及冲突管理理论等。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现象无处不在，许多研究者对它做过探讨。马丁（Judith N. Martin）和中山（Thomas K. Nakayama）指出，跨文化冲突呈现下列几个特点：首先，跨文化冲突存在模棱两可性，交际者难以做出迅速的回应；其次，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对冲突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管理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比较复杂和棘手；有人把它看作机遇，有人把它看作危害。〔68〕 在现有的研究中，丁允珠和约翰·G·欧埃特塞尔提出的冲突管理理论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值得加以评介。早在1985年，丁允珠就讨论过建构跨文化冲突理论的设想，其后她分析了跨文化冲突的类型和处理跨文化冲突的能力等问题。 〔69〕 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于2001年在他们合著的《有效管理跨文化交际冲突》（Managing Intercultural Conflict Effectively）中推出了跨文化冲突管理模型。 〔70〕

丁氏与欧氏的冲突管理理论试图为我们如何有效管理冲突、灵活解决问题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文化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意义系统，在群体成员中塑造出一种独特的认同感和社群感。它包括世代相传并且为社群成员所共享的传统、价值、规范和符号。冲突管理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陷入冲突时，他们对如何处理冲突常常有不同的预期、定位和方法，如何管理和协调相互矛盾的因素是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关键所在。跨文化冲突可能由经济、政治、文化差异和社会认同等多种因素造成。人们无法避免冲突，但冲突本身不一定仅仅是交际的障碍。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它能加深交际双方的理解，使交际更富有建设性；相反如果我们不具备管理冲突的能力，冲突就会恶化，直接导致交际的失败。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有七个基本假设：

（1）跨文化冲突涉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情感上的挫伤和预期上的落差。

（2）跨文化冲突过程中，交际双方对冲突现象有不同的感受和评判。

（3）跨文化冲突涉及不同的面子需求。

（4）跨文化冲突涵盖多重目标，目标取向大体上取决于交际者如何界定冲突事件。

（5）跨文化冲突涉及多种多样的处理步骤与解决方式。

（6）跨文化冲突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

（7）有效的跨文化冲突管理有赖于系统的思维。

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提出的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是基于文化之上的情境理论模型（culture-based situational model）。他们认为，四个方面的因素对跨文化冲突管理有关键性影响：其一是定位因素（orientation factors），它包括文化价值模式（culturalvalue patterns）、个人属性（personal attributes）、冲突规范（conflict norm）和面子的关切（face concerns）；其二是情境与交往范围的特征（situational and relationship boundary features），它包括群体的内外界限、关系参数、冲突目标的评判和冲突强度；其三是冲突过程因素（conflict process factors），它包括冲突方式、维护面子的策略、情感表达以及冲突的节奏；其四是处理冲突能力的特征（conflict competence features），它包括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和成果。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了跨文化冲突管理模型的关键变量，它们牵涉的各个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形成了该模型的内在逻辑。

跨文化冲突中的双方往往具有对立性的价值观，他们对自我的理解大相径庭，对交际行为的判断有不同的标准，对面子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切。定位因素是跨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变量，与它相关的概念有四个：（1）文化价值模式；（2）个人属性；（3）冲突规范；（4）面子关切。定位因素的第一个方面是文化价值模式，它在跨文化交际中隐而不现，但常常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所谓文化价值模式就是特定文化的价值定位。例如，有些文化认同个体主义，有些认同集体主义；有的文化认可大的权势距离，有的则要求平等。在这方面霍夫斯泰德已经作过系统、详细的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借鉴了霍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运用他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权势距离的论断。群体的文化价值定位直接影响到其成员个人的文化属性和交际行为。虽然个体主义文化中，有些人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中，也有些人表现出个体主义倾向，但总体上看，特定文化成员的价值取向和群体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强烈认同于自我独立观念的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自治、自立、无拘无束，能够作理性选择的人；强烈认同于相互依赖型自我的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与群体成员联系在一起、要履行各种义务以及调解相互关系的人。在交际过程中，独立型交际者常常从个人自治的观念来理解所处环境的意义，而相互依赖型交际者更多从集体一员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前者的交际行为较为主动、自信与直接，后者的交际行为比较调和、谨慎与克制。权势距离上的定位同样影响到交际者的文化属性和交际行为。属于平等型文化的交际者认同横向自我（horizontal-self），即平等的自我，他们喜欢非正式、对称的互动关系；属于等级型文化的交际者认同纵向的自我（vertical-self），即等级分明的自我，他们偏爱正式、非对称的互动关系。

文化价值和个人属性影响到冲突过程中交际者认同的规范。规范是指我们评判具体文化冲突中哪些属于理性、哪些属于非理性行为的标准，它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例如，在利益分配上，认同个体主义的人倾向于遵循公平的准则，重视个人得失，要求论功行赏；认同集体主义的人倾向于遵从集体的意愿，强调集体收益，要求平均分配，努力维系集体的和谐与每个成员的面子。

面子关切是定位因素的最后一个方面。面子的问题贯穿于跨文化冲突的整个过程，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把它理解为：交际者希望得到的以及他们相互给予、相互建构的公共形象。〔71〕 面子这个概念源自东方文化，但其许多方面都有普遍性。例如，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的颜面会丢失、得到挽回或维护。颜面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但对它的意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惯例，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解读。丁氏与欧氏认为，面子是人们在社交中关于自我价值的正面理解以及对他人价值的评判。它与尊敬、荣誉、地位、声誉、能力以及义务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不仅涉及认知领域，同时也涉及行为范畴。冲突管理理论主要探讨交际者对自我面子（self-face）、他人面子（other-face）以及相互的面子（mutual face）的关切是如何引起误解和冲突的。自我面子是指冲突中交际者的面子受到威胁时，他／她对自我形象保护的关注；他人面子是指交际者遇到危机情形时对对方面子的关切；相互的面子则是指交际双方对彼此形象以及相互关系的关切。在跨文化冲突中，个体主义者更关注个人形象的保护，集体主义者较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倾向于谦让他人、照顾双方的面子。认同平等观念的交际者强调个人颜面的得失，认同集体主义的交际者更希望营造和谐的互动关系，体面地交往，不伤和气。

以上是冲突管理理论的基本变量，即文化价值定位的四个方面。在交际中它们通过情境与交往范围特征两个中介变量对冲突管理产生影响。情境与交往范围既包括交际的物理环境，也包括交际双方关系的性质。交际者所感受的群体内外之间的界限是情境与交往范围的第一个方面。群体内外界限的划定涉及交际双方的文化认知和文化属性，涉及对谁是“我们”与谁是“他们”的判断。群体内部的成员通常能够感受到彼此共同的命运和相似的属性；而群体外部的成员往往感到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相互分离，抑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威胁。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一般比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更注重群体的内外之别，如果要跨越群体界限，成为前者的成员往往需要时间、耐心和长期的努力。他们倾向于照顾群体内部他人的面子，对外则更多关注自我面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认同于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无论对群体内部人员还是对群体外部人员都更关注自我面子。两种文化成员对面子不同的态度以及不同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双方的偏见，经常引起交际冲突。

关系参数（relationshipparameters）是情境与交往范围特征的第二个方面，涵盖竞争—合作、结交—控制（affiliation-control）和信任—不信任三个维度。在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对双方关系的感受影响到他们对冲突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何为关键因素的判断。如果交际者把相互的关系理解为竞争性的，他们可能会采用冲突以及增加个人收益的策略；如果交际者认为双方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他们就会尽量扩大双方的收益。有时，交际者可能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或许愿意作权衡，不让事态进一步恶化。关系参数的第二个维度是结交—控制。结交涉及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以及相互之间的和睦与支持等方面；控制涉及主导、服从以及尊重与敬意等方面。关系参数的第三个维度是信任—不信任。交际者之间是否存在信任直接影响到相互关系的性质。信任是指可靠性和持续的信赖感；不信任则是指不可靠性和难以抹去的怀疑。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倾向于把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合作性的，把内外成员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竞争性的；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从竞争的角度来理解相互关系，只有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或相互依赖时，他们才愿意合作。在结交方面，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注重家庭与社会等群体关系的和谐以及集体的荣誉，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注重个人关系的亲疏以及私隐的保护。在信任方面，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从长远利益出发，强调日久见人心；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考虑眼前和短期利益，重视承诺的及时兑现。合作、和睦的关系以及互信的建立在跨文化冲突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情境特征的第三个方面是目标评估，交际者在目标评估上的差异常常与三个问题相关：内容、关系与认同。内容上的冲突是指交际双方在做何事、在哪儿做以及如何做等问题上的冲突；关系上的冲突是指交际者在界定相互关系上的纷争；认同方面的冲突是指交际双方对各自价值是否得到肯定、面子是否得到维护上的争议。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最重视交际双方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交际双方的关系与面子受到威胁就不太有必要探讨交际的内容。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恰恰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交际的内容比双方的关系更为重要，即便交际双方的关系尚未理顺，但交际者可以通过具体的行动先解决内容上的分歧，然后再处理关系上的矛盾。在交际冲突中，内容上的冲突一般最先出现，关系上的冲突接踵而来，认同上的冲突虽然常常隐而不现，但却比前两者更难消解，往往成为冲突反复出现的深层诱因。

冲突强度和资源是情境特征的最后一个方面。跨文化冲突有高强度的，也有低烈度的。高强度冲突涉及重大的利害关系，相关的得失严重影响到交际者的利益；低强度冲突不涉及大的利害关系，交际过程与结果既没有较强的激励因素也不会让人付出很高的代价。冲突资源是指交际争议中，人们努力寻求的有形与无形的回报。有形资源包括工资的提升、职务的提拔和奖金等需求和欲望；无形资源包括心理和情感上的安全感、社会联系、尊敬和包容等需求与欲望。资源的稀缺往往会引起交际冲突。由于无形资源上的纷争不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它经常造成跨文化冲突的恶性循环。每个文化的成员在应对冲突时都有各自的侧重点。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在处理冲突时更强调相互信任，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重视实质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双方能够有耐心，抱着合作的态度认真思考对方的需求，并且富有创造性地探索不同的出路，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的处置，交际双方皆能从中获益。丁允珠的观点着重关注利益的得失，体现了社会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

过程因素是冲突管理论的第三个关键变量。交际者的价值取向影响到交际的情境特征以及交际双方的关系，前两者的因果联系直接塑造着交际过程。交际过程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冲突互动类型（conflict interaction style），其二是交际行为。冲突互动类型是指交际者在各种冲突情形中模式化的回应方式。丁允珠于1988年和1994年曾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冲突互动类型主要关系到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他人的关注，大体上有八种：（1）主宰或竞争／控制（dominating orcompetitive/controlling）；（2）规避；（3）施惠（obliging）或谦让（accommodating）；（4）妥协；（5）通盘考虑或协作；（6）情感表达；（7）第三方帮助；（8）忽略。主导式冲突互动中交际一方固执己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强调他／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规避式互动中，交际者避而不谈冲突议题，回避对方或冲突的情境。施惠式互动中，交际者高度关注对方的利益，把对方的得失放在比自身得失更重要的位置。妥协式互动是指交际双方在利益得失上作权衡、相互让步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通盘考虑式互动是指交际双方都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必要性，都本着既为自我又为他人的态度来化解冲突的过程。情感表达是指交际者在冲突中用情感来指导交际行为；第三方帮助是指利用交际双方以外的人进行调解；忽略是指主动或被动地回避冲突，但同时又间接地获得对方反应的互动类型。

在跨文化冲突中，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专注于自我面子，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照顾他人或相互的面子。认同小的权势距离，即平等价值观的交际者对能否得到平等待遇比较敏感，认同集体主义文化的人则比较容易接受有等级的待遇。在冲突互动方式的选择上，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采取自我防卫、控制和竞争的模式，常常把施惠与回避等行为看作消极的回应方式；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采取通盘考虑和妥协，不一定把施惠、表达善意和规避当作消极的反应。在个人属性层面上，以独立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倾向于选择主宰和控制的方式应付冲突，以相互依赖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倾向于选择回避、包容和妥协；以双重（biconstrual）自我，即具有两面性的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调整能力较强，能够灵活应付各种冲突；以暧昧（ambivalent）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喜欢采取对冲突视而不见的策略。冲突管理论把霍夫斯泰德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取向理论中关于独立的自我和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扩展到四个，更细致地解释了个体属性的差异，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待它的缺陷：四个概念的重叠和界限不清。相互依赖的自我与双重自我之间的差异尚可区分，但双重自我与暧昧自我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很难界定。

面子行为（facework）是过程变量的第二个方面。在冲突管理论中，面子行为有多种含义，它不仅指对自我与他人面子的支撑和维系，也指对两种面子的挑战。它主要的功能是抵御那些威胁面子的举动。〔72〕 面子行为与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冲突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对自我或他人形象的肯定与保护。个体主义者倾向于运用以自我为定位的挽回颜面的策略；集体主义者倾向于运用以他人或双方为定位的策略。在具体的行为上，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有较多直接、不顾他人面子的行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多照顾双方的面子，其冲突行为一般比较间接，较少让他人颜面扫地。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常常认为个体主义文化成员过于粗鲁和咄咄逼人，而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往往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避而不谈实质性的问题，消极对待矛盾。在处理跨文化冲突时，交际者应该注意培养有效、得体地维护面子的种种技巧，其中最关键的是学会尊重他人的身份。

情感表达是过程变量的第三个方面。在交际冲突中，人们会有各种情感的表达，例如愤怒、恐惧、羞耻、沮丧、抵触和敌意等。这些情感的表达受到文化规范的制约，不同文化对这些情感的表达也有不同的评判。许多个体主义取向的西方文化把情感的公开表达看作诚实的表现，而许多集体主义取向的亚洲文化却把情感的克制看作自我约束和成熟的标志。当然，每个文化内部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的黑人经常高调处理冲突，他们喜欢情绪化、人格化、对峙性的方式；白人相对低调地处理冲突，他们宁愿选择非情绪化、非人格化以及非挑衅性的方式；在海外生活了较长时间的日本人，他们的行为也会与土生土长日本人的行为有某些差异。

冲突节奏是过程变量的第四个方面。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处理冲突时往往会有不同的速度、步调和节奏，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不同的时间定位。一元时间定位（monochronic-time）的文化成员把时间理解为线性、可分割的东西，认为人们可以规划时间，把它切割为相对独立的时段，在每个特定的时段做某件特定的事。德国、北欧和美国等国属于典型的一元时间观念的国家。多元时间定位的文化成员认为，许多事情可以同时发生，时间的安排有很多的人为因素，人际交往的实现比日程表的履行更为重要。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欧以及地中海等国属于突出的多元时间定位国家。粗略地看，赞同个体主义的文化成员一般以一元的时间观念处理冲突；赞同集体主义的文化成员偏爱以多元的时间观念处理冲突。

一元时间取向的人偏爱以线性、有先后顺序的时间观念来应对冲突，多元时间取向的人则更愿意根据螺旋、整体的时间观念来处理冲突；前者认为时间是客观的，人们在处理冲突时必须制定出严格的时间表以实现具体的目标，时间主要应花在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上；后者认为时间是主观性的，解决问题时首先应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有利的关系，处理冲突的进程应由人们之间的互动节奏来决定，如果冲突双方无法合拍，武断地制定出时间表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激化矛盾。

处理跨文化冲突的能力是冲突管理论的关键变量。处理冲突的能力影响到冲突管理的最终结果。它是指交际者把学习到的知识灵活有效地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的过程，其衡量的标准主要有四个：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满意度（satisfaction）和成果性（productivity）。这四个标准是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如何处理冲突从而实现高效交际的基本准则。

得体性是指交际者能否恰到好处地处理冲突，其行为是否合乎文化内部成员的预期。每个文化对其成员行为的得体与否都有自己的评判，跨文化行为的得体性既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社会经验，同时又取决于我们对对方文化价值、规范以及社会角色的了解。得体的行为能够增进沟通，促成有效的交际。

有效性是指陷入冲突的交际者能否达成共识，形成双方都希望实现的互动目标。在冲突中，交际者经常由于自我感觉的局限性以及外部的干扰因素不能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造成相互的误解和对立，阻碍交际的顺利进行。

满意度是指交际者希冀的身份或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肯定和正面回应。当交际者重要的身份，例如性别、头衔和文化等，得到积极的肯定时，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反之他们就会感到不满。若要有效管理跨文化冲突，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方有自己的文化。

成果是指交际能否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计划、新的动力以及新的努力方向。在富有建设性的冲突管理中，交际者以双赢的结果为定位，他们往往感到自己的目标被考虑，重要的意愿得到承认，交际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后都是赢家。相反，没有成果的冲突管理中，交际者一般以你赢即我输或单方受益的结果为定位，各方皆不愿意作出让步，他们常常感到自己的目标被忽略，重要的事宜被回避，最终造成交际的僵局，两败俱伤。

弗兰克·霍夫曼（Frank J.Hoffman）指出，一个人过度关注自我，以至于完全以己之心度他人，他就失去了批评的空间，不能对任何人或事物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倘若一个人陷入虚假的中立，以至于丢失真正的自我，抑或彻底地否定他人或不加批判地肯定他人，都是片面与不切实际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观点，同时把它与其他文化成员的观点相互比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73〕 霍夫曼的观点从哲学的视角印证了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的思想。当然，评判处理冲突能力的标准还取决于其他一些条件，例如交际者的知识、留意以及在各种跨文化场合中管理冲突的技巧等。

跨文化冲突管理模型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跨文化冲突从而使交际更为有效并且富有成果。各种冲突渗透于交际过程，小的像个人之间的误解与偏见，大的像群体之间的对峙和敌意，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化解冲突，增进交际中的良性互动。有的学者认为：“冲突是处于相互依赖中的人们试图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时，在许多场合中，追求某些功利性目标时，产生的不和。”〔74〕 也有学者认为：“冲突是交际过程的一部分，其间交际者领会到互不相容的目标，并且在实现那些目标时相互干涉”。 〔75〕 冲突管理论主要关注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在预期、行为以及目标上的差异。它的基本假设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往往对如何处理冲突有不同的预期，其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规范。依据伯贡（Judee K. Burgoon）等人的观点，交往预期是指交际者期待出现的、持久性的行为模式；既包括价值尺度又包括行为准则。〔76〕 每个文化都为它的成员提供共享的价值规范、交际模式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使他们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他人的行为。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四个基本变量的互动构成它的基本逻辑：交际冲突首先受到文化价值、个人属性和冲突规范等定位因素的制约，相应的结果直接外溢，影响到群体界限、关系参数和冲突目标等情境因素，并且在冲突方式、面子行为以及处理冲突的技巧等过程因素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冲突管理最终是否成功取决于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度和成果等因素；冲突管理的结果又影响到文化价值定位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跨文化冲突经常由潜在的价值差异引起，不同的文化模式有不同的价值定位，它们在交际冲突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行为倾向，处理冲突时也有各自的程式和步骤；既然价值不同，来自迥异文化的交际者就会对群体的界限以及相互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对交际目标的追求也会有偏差与矛盾；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上，每个文化都有特定的模式，表现在反差明显甚至相互对立的行为上；一旦交际者具备管理冲突的能力，冲突就可能得到化解，交际随之变得更有成效。

文化差异无疑是跨文化冲突的重要诱因。霍尔和霍夫斯泰德等许多跨文化交际学者对文化差异的负面效应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丁氏与欧氏的贡献在于他们揭示了价值与行为的双向互动，动态地考察文化差异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交际者的行为不仅受制于他／她的文化定位，交际活动的后果同样塑造着他／她的价值取向。在语境和过程变量的论述上，冲突管理论整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冲突方式的分析。丁允珠于1988年曾专门探讨过跨文化冲突的方式。当时，她剖析了合作、妥协、规避、对峙、主导和整合六种方式，但没有讨论施惠。许多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但详细探析由文化差异形成不同冲突方式的研究似乎较为少见。了解文化差异当然有利于冲突的缓解，了解各文化成员常见的冲突方式无疑也不容忽视。

交际能力同样对冲突的解决有关键性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情感、认知和行为三方面的能力，有学者认为，它涵盖态度、知识和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它包括反应、知识和动机三大要素。〔77〕 丁允珠在以前的研究中虽然提出跨文化能力大体上涉及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但更具体地把它们界定为知识、动机和技巧；她认为，衡量处理跨文化冲突能力的标准主要有得体性和有效性。〔78〕 在冲突管理论讨论中，她和欧氏又作了局部的修正和扩充。得体性可以划归行为因素，满意度可以归入情感因素，有效性和成果可以理解为认知因素。成果因素的提出使原有的理论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和提高，为陷入冲突的交际者提供了更有意义的努力目标。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聚焦四个基本变量，非常简洁而清晰地演绎了从潜在的价值层面到中介性的语境层面再到具体的行为与结果层面的交际全景。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和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一样，丁氏和欧氏的冲突管理论也启发了众多相关的研究，成为跨文化交际学中比较经典的理论之一。如果说该理论有何缺陷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冲突概念上的问题。冲突管理论在一般意义上运用冲突概念，没有对它进行严格的界定。冲突虽然表明交际者之间的不和，但它既可以仅仅意味着意见的不同，也可以意味着较大的争端、不满乃至敌意。〔79〕 更为关键的是冲突有不同的性质。当交际双方不存在毫不相容的价值定位、目标和手段，特别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或目标时，冲突的性质就不会轻易恶化，冲突管理论推导的因果逻辑就比较贴近现实。然而，当一个文化群体或成员感到其身份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冲突往往会急剧恶化，交际双方很难再建立互信和良性的互动关系，他们会有拒绝解决冲突的倾向。〔80〕 换句话说，冲突管理论面对恶性冲突不具备较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