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原因

在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后的100多万年时期内，人类一直从事狩猎和采集植物的活动。到了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发展定居农业。这使得人类扩大资源基数的能力大大提高。诺思认为，定居农业的出现导致了根本性的经济革命，它大大加速了人类学习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进程，使人类获得了超常的发展。

诺思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人口与资源比例的转折点，即两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就是指发生在1万年前的定居农业的出现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第二次经济革命则指17、18世纪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革命，即通常所说的“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

第一次经济革命的表现：

①人口在增长，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②定居农业取代狩猎采集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

③第一次出现了国家政治组织。

④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青铜器时代后出现了铁器时代。

⑤贸易得到了发展和扩大。

⑥首次出现了城市。

⑦出现了各种经济组织。

⑧各种产权奠定了各种经济组织的基础。

⑨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⑩随着最初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均等，收入分配变得明显地较不公平。

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原因：

诺思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产权制度的不同，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思说：“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关键。”

众所周知，史前人类把劳动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进行谋生，自然资源不论是狩猎的动物还是采集的植物，开始都是作为公有财产而被占有的（即公有产权）。公有产权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自由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学家们都熟知这样一种观点，即无限制地使用一种资源会导致其无效率性。

与狩猎采集不同的是，定居农业是建立在排他性公有产权基础上的。农业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建立与人口扩张、资源变得稀缺有关。

诺思认为，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两难困境的根本办法是建立排他性的公有产权。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对动植物的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要在稀缺性增大时，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

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显然比狩猎的公有产权有效率，因为，排他性公有产权能够限制开发资源的速度，不会出现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

农业的排他性产权较之狩猎的公有产权的优势，不仅在于它可以限制资源的开发速度和过度利用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激励机制的变迁。因为，排他性产权能够加强对获取新知识的刺激。正是这种激励机制的变迁，导致了第一次经济革命。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最早出现在荷兰和英国

（一）诺思的解释

诺思说：“17世纪正兴起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出现不同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的性质中找到。……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之中。”

为什么荷兰和英国能够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而法国和西班牙却不能？诺思认为，这与四个国家王权在扩大国家征税权方面是否受到制衡有关。

1．法国和西班牙为什么不增长

２．荷兰和英国为什么会增长

英国经济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英国会走上促进经济增长之路，民族国家在英国的出现与法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过程。在14至15世纪之间，英国遭受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之苦，以及随着贵族权力的缩小而产生的动乱、叛乱和司法弊端。

都铎王朝使英国的君主制度达到了顶峰。尽管亨利七世仍然希望自强，但他试图增加收入的方式却是我们很熟悉的方法——即转让特权。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管理，并没收了修道院的土地。都铎王朝依赖商人阶层和众议院的支持，众议院充分地代表商人阶层及有土地的中上阶层的利益。都铎王朝与任何大陆国王一样，在处理产权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他们千方百计地追求收入，而不考虑经济效率。他们培植议会而不是压制议会，因为这样做对其有利。

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了都铎王朝的衣钵，把政府视为自己的排他性特权，而议会则认为王室应受习惯法的限制。由于卷入了国家之间代价日益高昂的竞争，斯图亚特王朝要谋求新的财源，而议会却表现得桀骜不驯，注定要发生冲突，但皇室在冲突中往往失利。

议会的征税权直到15世纪晚期才形成，这是由争夺羊毛贸易的控制权而引起的。羊毛长期以来就是英国国际贸易的大宗出口品，也是皇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征税程度问题上形成了皇室、羊毛出口商以及代表养羊售毛者利益的议会三方之间的斗争，结果以各方利益的妥协告终：皇室得到羊毛税收入，但议会有权规定羊毛的征税水平，而商人则垄断了羊毛贸易。虽然羊毛垄断最终消失了，而且羊毛税变成政府收入很小的一个来源，但议会排他性的征税权却继续存在。

从此以后，至关重要的征税权一直在议会掌握之中。皇室就这样把原来掌握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产权的控制权交给了由商人和有土地的中上阶层组成的代议制议会，他们的兴趣在于通过阻止国王的权力来终止各种限制性措施，并保护私有产权和竞争。

议会的出现使英国产权的性质偏离了欧洲大陆模式。转让产权的权力日益落在那些自身利益与私有产权和废除皇室垄断权息息相关的集团手中。如果不发生这种转变，英国的经济史就会大不相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都铎王朝的经济政策与欧洲大陆王国的经济政策是一样的。如果都铎王朝的统治者能自由地用垄断权和限制权来换取收入，那么经济效果也应相似。但是，在英国，皇室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都铎王朝出于建立综合产业管制体系而制定的规定被证明是无效率的。这些规定与法国类似，它在法国能通行无阻，在英国却步履维艰。最终，皇室的垄断特权被其自身推行的议会立法终止了。

就在建立这一有效产权的过程中，16世纪曾出现过人口增长。在法国和西班牙，增长着的人口遇到了一种限制性产权，使人们不可能针对变化着的要素比例作出有效的调整。英国与荷兰一样，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局面。在英国，人口的增长意味着贸易和商业的复兴。制度格局的演变增进了贸易利益。通过市场组织经济活动使成本降低是这一时期生产率方面收益的主要因素。随着市场的扩大，英国人采用了类似荷兰人那样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创新。正是由于私人产权的建立和贸易与商业上的竞争降低了交易费用，使英国在17世纪逃脱了使法国和西班牙深受其害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

（二）埃塞姆格鲁等的解释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们发现，公元1500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不过，同样是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并没有发生在西班牙与葡萄牙。这里面存在着如下的“迷思”。

工业革命的“迷思”

首先，西班牙、葡萄牙其实更早于英国、荷兰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其次，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班牙、葡萄牙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再次，根据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该以剥削（殖民地）为手段，对殖民地剥削程度越高的殖民国家，国力应该越强。但是，英国和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并拥有各自的宪法和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争，英国才会通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应付战争的特别税捐。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并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西班牙。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来满足本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

面对这种历史发展和理论演绎之间的矛盾，埃塞姆格鲁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循环理论，力图以这个理论解释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首先，埃塞姆格鲁等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命题和分析前提：一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二是大西洋贸易的经济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三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其次，根据以上三个分析前提，他们建立了如下完整的理论：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互动和循环，则从大西洋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发展与工业革命。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其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埃塞姆格鲁等人发现英国和荷兰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班牙、葡萄牙则是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改进的程度要远远优于西班牙。

埃塞姆格鲁（2004）在前期有关制度和经济增长诸多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理论框架，将政治制度和权力资源分配作为基本的分析变量，认为这些基本变量随时间的改变导致了经济制度的变迁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绩效，从而论证了“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

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它已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可是，尽管中国早期在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却并没有再往前迈进。因而，当17世纪后西方的技术进步加快之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了。1839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直被光荣的历史回忆和现实落后的屈辱所困扰。

李约瑟博士将这样一个矛盾归纳为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

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

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经常的技术创新，是由于商人总是被压在下层，没有办法上升到掌握国家权力的地位。他们虽然确实组织过行会，但是，这些行会从来没有像在欧洲的行会那样重要。所以，他指出，在这里，我们可能指出了中国文明未能产生现代技术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欧洲（正如大家所公认的）技术的发展是同商人的上升掌权紧密相连的。

钱文源等学者的观点

钱文源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然而，欧洲的教会与政府、教会与教会，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对新思想的排斥也不那么有效，因此，许多封建的和独立的政权的存在，非常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却被一种与绝对政治权力紧密联系的主导意识形态体制所统治，任何有关不同体制问题的公开讨论都在被禁之列。因此，虽然中国人在机械技能和技术方面非常具有创造力，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仍然使得他们无法为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基础作出直接的贡献。

林毅夫的观点

林毅夫认为，前现代时期，许多基本的科学发现是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做出的。当然，个人的独创性对现代科学的进步仍然十分重要；然而，即使在现代科学开端的时候，用数学和可控实验方法对有关客观世界的假设进行系统化这类的工作，也只有科学家才有能力完成。所谓科学家，是指那些掌握了前人获得的自然知识，并在深奥的数学和可控实验方法方面有良好训练的少数天才人物。这些知识和训练赋予科学家一种独特的“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人力资本”存量，以使他们有能力观察周围的自然环境，盘算是否能通过实验和经验观察为科学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这种独特的人力资本，就像现代科学家俱乐部的通行证一样，要想获得它，代价昂贵，且极费光阴。

在获得现代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方面，与他们西方的同代人比起来，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天才们受到的激励要少一些。这里有中国历史的和政治制度的多种原因。在西方，国家由一群世袭封建贵族统治。而在中国，秦实现统一之后，官僚掌握了政权。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自宋朝开始，所有官僚的选拔都要通过竞争性极强的科举考试来进行。在前现代的中国，由于从各种意义上讲，在政府任职都是有利的职业，因而，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是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往上爬的最终月标。有才华的人自然被吸引到这一工作上来。为积累参加这些考试所需的特殊人力资本，他们具有将他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这些方面的足够激励。由于科举考试的这种特殊课程设置，大多数学生，包括那些天才的考生，都没有心思分神，所以他们没有兴趣积累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这是十分自然的。

工业革命的原因

工业革命是与有效的产权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革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现象的表现形式。

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首先发生在荷兰和英国呢？在诺思看来，“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产权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

对“李约瑟之谜”的补充问答

在古代时期，如林毅夫所说，技术发明是人口的函数，人口越多，能工巧匠也就相应增加，而且这个时候的发明大多数是自发的、零星的、非盈利的。这时候除了父传子、师傅传徒弟这种“保密”措施以外（这种“保密”可算作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萌芽），人类还没有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进入现代时期后，技术发明和科学发展的进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发明方式的变化，即由经验型转向了试验型，实际上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试验室制度是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制度变迁；二是发明与市场、盈利、风险、成本等因素联结在一起了，它还与产业化联系在一起。发明创新已成为一种职业。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有较完善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制度，使发明者的私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英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以前已建立了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有效所有权体系。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关键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包括私有产权、专利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四、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原因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