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也要有所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

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一致是例外情况，而不一致倒是一般的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发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现象是17世纪在荷兰和英国最早出现的。

一、诺思之前的经济增长决定论

1.哈罗德—多马模型与资本决定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该模型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强调资本积累通常需要不同的人采取两种不同的行动：①在当前收入中推迟消费，“储蓄牺牲”；②由已配备生产设备、建筑和其他实物资本的企业借用储蓄存款（投资）。资本积累过程常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的预言与生产函数概念

20世纪40和5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视经济增长为一种暂时现象。因为他们假设，资本投资量的不断增长将导致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递减。在这方面，他们反复引用马克思在19世纪的预言。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体制终将垮台，因为投资者迟早会再也找不到使资本生出利润的办法，所以，资本回报率将下降。

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那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着如资本、劳动、技术一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一种关系。19世纪的一些理论曾断言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新古典方法的优势

这一新古典方法有其优越性，它能有效地证明增长过程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也并非注定要陷入增长率的下降。用技术术语来讲就是，经济学家再也不从—个既定生产函数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认识到更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有可能使既有的资本流和劳动流被转换成更多的产出。

这一理论还考虑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要素价格会变化会引发要素替代：较便宜的资本将得到更多的使用以节省昂贵的劳力。

为使这样的劳力—资本替代成为可能，必须清晰地重新认识技术。因为这种替代需要有不断变化的技术。

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

从20世纪60年代起，技术创新就成了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者们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与此时期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率—有关。

许多研究者发现：技术进步是决定这一“余值”的主要因素。索洛1957年指出：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是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在对“余值”源泉的探索中，另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由舒尔茨和贝克尔等提出的人力资本决定论。

舒尔茨指出：“经济学家们一直面临着的一个迷就是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投入资源的增长率。现在清楚了，这个迷主要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使用衡量资本与劳动的方法太狭窄了，没有把资源质量提高因素考虑在内。”

在舒尔茨看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质量因素变化就是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

其它经济增长决定论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逝去，罗马俱乐部强调起自然资源对增长的贡献，并指出某些自然资源可能正在被逐步耗尽。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们专注于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的方法，即观察收入水平的上升在经济活动的结构成分中导致的系统变化。尤其是，在一定收入水平阶段上，制造业是“增长的引擎”，它的增长要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超过一定收入水平之后，服务业大都会加快增长。因此，结构变迁是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吸收了熊彼特等学者在20世纪前半期所做的工作。他们曾研究过企业家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和竞争的重要性。

总结性评论

尽管在什么对长期增长绩效至关重要这一点上，这些分析提供了有用的量化认识，但它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上述分析都只对增长提供了近似的解释。我们仍然不能说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储蓄、投资、开发自然资源、学习技能，或为什么会不这么做。

二、诺思之前经济增长决定论的不足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它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忽视。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几乎看不到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假定资源是稀缺的，面对稀缺人们必须在机会成本的意义上作出选择，即追求物品宁多毋少。由于更多的物品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来生产，因此社会中的个人将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来增加资本存量，这种存量的规模决定了构成一个经济体制产出的物品与劳务的流量。决定产出的资本存量又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知识的一个函数。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的不现实性

假定存在这样一种激励结构，它使得个人在边际上完全能获得投资的社会收益，即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

假设由于能使增加自然资源存量的成本不变，因此新知识的获取与运用不存在收益递减。

假设储蓄正收益的存在。

假设抚养儿童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假设人们的选择与其期望的结果是一致的。

经济学家剔除制度变迁作用的原因

经济学家“分工”观念的产物；

在交易费用概念和方法产生之前，经济学家们缺乏一种分析制度问题的工具；

这些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增长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发达国家的制度问题显然没有在其发展初期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严重。

三、制度与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

在发展经济学家中，刘易斯是较早注意到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一个。1955年他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刘易斯把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分为“近因”和“近因的起因”，其中，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进与运用及资本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信念。他说：“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

1957年，鲍尔与耶梅写了一本开创先河的著作《欠发达国家经济学》。该书打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神话，并号召对比较制度进行研究，以考察哪些制度更有助于经济增长。他们把产权制度和非正规行为规则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阿克劳夫1970年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劳代尔发现，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有大量的钱闲置，这些钱都没有用于生产和投资活动。

四、诺思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的提出

诺思1968年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变化的原因》文章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各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最终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

诺思的论制度与增长

1971年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他指出：“经济史学家已经集中注意力于技术变化，把它看作增长的源泉，但是，如上所述，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于西方世界增长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 

诺思的制度决定论

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思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他还说：“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