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产权结构与企业的契约性质密切相关，因为正是企业中的要素所有者自愿达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合约安排规定了企业中不同成员在企业中的权利结构。

企业产权结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这一结构的构成及其在决定企业绩效中的作用。

一、新古典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忽视

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仅仅是生产产品的一个技术单位。它的企业家决定生产多少、生产一种还是一种以上的产品，他占有因这种决策所带来的利润或承受其损失。一个企业家根据他的生产函数技术上的约束将要素转变为产出。产出的销售收入与要素成本之间的差，如果是正的，则为利润；如果是负的，则为亏损。

以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生产函数式为例，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企业内部契约安排和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的效率和成功或多或少地取决于其中的成员（提供要素并在企业中的那些人）如何更好地将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并进行高效率的合作。这是离不开一个有效的产权激励结构的。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在短期中，企业总是能够做出使企业的即期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而在长期中，则能做出使企业净现值最大化的最优决策。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交易费用大于零和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企业的潜在的决策选择空间扩大了，企业的决策制定过程必须被置于更为仔细的监控之下。此时，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忽视。

正因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忽视了企业内部的契约安排和产权结构，使其理论常常缺乏现实的解释力。例如，该理论就很难解释我们熟知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经典故事。

按照新古典生产函数，投入挑水的和尚越多，可供喝的水应该越多，但为什么却刚好相反呢？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二、包含企业产权结构的生产函数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对企业产量有影响的只有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些要素，而没有产权和制度的地位，这是有缺陷的。企业绩效不仅依赖于资本、劳动力这些要素，也依赖于企业的产权和制度。好的产权和制度能使企业中的劳动力要素具有更高的积极性、技术人员更努力地从事发明创新活动、企业家更好地搞好经营管理，从而使企业产生更好的绩效。反之，不好的产权和制度则会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损害，这会使企业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会绩效越来越差。

詹森和梅克林（1979）构建的一个包含产权和制度变量的生产函数，其公式如下：

詹森和梅克林试图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改建以表明，制度和产权结构通过影响企业可用的内部活动规则的幅度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企业的产出。

三、团队生产与企业产权结构的重要性

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来，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团队生产一般都使用几种类型的资源、其产品不是每一参与合作的资源的分产出之和、团队生产的总产出要比每个队成员的分产出之和大。

问题是：是否任何几种类型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就能形成团队生产？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里的三个和尚是没有形成团队生产的。

如何才能构成一个团队？即是说，使团队总产出大于分产出需要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在这一点上，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对于团队生产为什么能导致一个比团队成员的分产出更大的产出，通常的解释是依赖于它所从事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加总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原理。这一解释显然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来，要保证团队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分产出，即形成真正的团队，经济组织必须解决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因为如果经济组织（即团队）的计量能力很差，报酬与生产率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生产率将较低，而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强，生产率就较高。

在传统经济学文献中，暗含着一个这样的假定：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都能使报酬到资源的分配与生产率相一致。对于竞争性市场来说，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可以使生产率与报酬之间建立很密切的关联。

但是，在企业这种团队生产中，就没有这样简单了。因为，在团队生产条件下，如果仅仅观察总产出，就很难确定单个人对他们联合投入的产出的贡献。

在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队员的边际产品并不是可以直接地和分别地观察得到的情况下，应如何向它的成员支付报酬，才能诱使他们有效率地工作呢？

把握每一投入的生产率的线索是观察单个投入的行为，如果对这类行为的监察没有费用，就没有人会产生偷懒的激励，因为谁也无法将他偷懒的成本施加给别的人，但是既然相互之间的监督必然要付出费用，每一个投入的所有者在作为团队的一员时所具有的偷懒激励，就比他不在团队里工作或虽在团队里但容易监督时更大。

如何才能减少队员的偷懒行为呢？

其一是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可以监督一些团队的生产状况，团队外的投入要素所有者，可提出更低的报酬要求，来替代那些过度偷懒的成员。当然，也不能期望这种市场竞争能对偷懒行为实现完全有效的控制。

其二是设立专门人员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但是：如果以监督其他要素成员的努力程度作为自己专业职能的监工只是团队的成员，只是从团队中分离出来的要素所有者，监督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的监工也和其他要素所有者一样怀有偷懒的动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产权制度安排必须克服监工与被监视成员在利益和动机上的雷同，要设法使监工的偷懒动机变得对自己不利，从而达到双方的激励相容性。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约束可以充分解决这个监督监工的问题，那就是赋予监工剩余索取权。通过监工的专业化、职业化，加上享有剩余索取权，就可克服偷懒。

剩余索取权之所以能够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其奥秘在于每个队员以工资形式获取劳动的报酬，而监工则获取扣除工资之后的剩余收入。这样一来，队员的生产越有效率，监工的剩余越多，从而监工越有动机去监督队员的行为和努力程度，这又反过来促进团队生产的效率，造成—种良性循环。这一过程的特点是，由于监督而提高的劳动效率所带来的收益全部归监工而不是在全体队员之间分配。这是有效监督的源泉。

上述讨论表明，一个团队的有效运行需要有监工，但要解决为监工提供刺激机制的问题。如果团队的成员们不能够说出监工是否履行了职责，那么他们就必须设计某些基于可观察结果之上的动力结构。一种可观察的结果是整个团队的最终产出。所以，就得出了这样一种产权结构，在这里，最终产出不是由团队的全体成员共同分享，而是他们得到一个固定的工资而监工得到扣除工资后的剩余。

以上从团队生产假说入手，回答了为什么企业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产权制度，也就是说，为什么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要成为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共同核心，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偷懒动机并保证团队生产能够做到总产出大于各要素的分产出之和。

四、不同类型企业产权结构的具体分析

（一）业主制企业

业主制企业指在经营单位内，剩余索取者和最终决策者同为一个人的企业体制。由于不存在共同所有权问题，所有者一管理者承担了他制定决策的所有财富结果；而且也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引起的代理问题。这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主要优势。

由于外部融资存在着极高的交易成本，所以这种体制一般受到业主自身财富多少的约束。业主制不适合那些通过规模经济来获得优势的经营活动，但它的相对优势却能体现在那些需要特别审慎且规模较小的经营活动中，这些活动中所有者一管理者细致的监督（比如监督产品质量）可带来较高收益，而由外部人员实施有关行为则成本极高。

（二）合伙制企业

合伙制与业主制一样，所有权与控制权也未发生分离，因而也不存在代理问题。只不过剩余索取权不再只归属于一个业主，而是由几个合伙人共同分享，这意味着亏损也由几个合伙人共同承担。因此，合伙制企业出现了共同所有权的问题。随着合伙者人数的增加，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的决策者这种由两种职能合并后产生动力的优势也慢慢减少。虽然全体合伙者作为团队整体承担了他们活动的全部财产后果，但每一位合伙者只承担这种后果的1／N（假设合伙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保证合伙制的高效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合伙人就分享剩余收入达到彼此满意的协议。其二，每个合伙人的监督工作都是认真完成的，并且可以毫无代价地加以观察。

（三）股份制企业

在不公开招股公司内，股份持有者通常是内部人员（管理者）或与所有者一管理者有特殊关系的人，如亲戚朋友等，而合伙制中剩余索取者通常只限定为所有者一管理者。把股份持有者限定为彼此合意的、且有社会联系的个人，不公开招股公司可以部分地消除与所有权、控制权分离有关的代理问题。不公开招股公司的剩余索取者担负有限的责任，他们负担的风险成本因而大大降低（把成本转嫁给外部债权人）。但这种组织形式不能使当事人要么专于承担风险，要么专于企业管理，因此企业不能从这样的分工中享有完全的利益。另外，如所有者一管理者人数增加，共同产权问题仍不可避免。

1.不公开招股公司

在不公开招股公司内，股份持有者通常是内部人员（管理者）或与所有者一管理者有特殊关系的人，如亲戚朋友等，而合伙制中剩余索取者通常只限定为所有者一管理者。

把股份持有者限定为彼此合意的、且有社会联系的个人，不公开招股公司可以部分地消除与所有权、控制权分离有关的代理问题。

不公开招股公司的剩余索取者担负有限的责任，他们负担的风险成本因而大大降低（把成本转嫁给外部债权人）。但这种组织形式不能使当事人要么专于承担风险，要么专于企业管理，因此企业不能从这样的分工中享有完全的利益。

另外，如所有者一管理者人数增加，共同产权问题仍不可避免

2.公开招股公司

当企业为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得非常庞大时，外部所有者与内部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新的问题，即代理成本问题，这也许代表了这种公司类型的主要不足之处。

伯利和米恩斯（1932）首开当代关于代理成本问题争论之先河，他们提出，股东进行监督管理的成本大于获得的利益，在所有权分散和集体行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结果，职业型的公司经理多半是无法控制的代理人。公司经理们被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财富后果，所以很可能将资源配置到那些并非能使公司现值最大化的用途上去。以公司形式组织生产的经济结果将会反映出过度的在职消费、偷懒、非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目标、对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公司代理问题在詹森和麦克林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正式定型下来。

詹森和麦克林从理论上证明，一位与不参与管理的股东们（外界股东）共同享有公司股权的经理，不能以实现公司最大价值的精神经营企业；相比之下，在公司由唯一所有者兼经理决策时，以及在外界股东的监督成本为零情况下的假想世界中，却都会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精神进行经营。

这个发现提出了一个问题：有外界股东的公司怎样与无外界股东的业主企业进行竞争？这里关注的焦点是有外界股东的公司中产生的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从理论上讲，假如监督代理人的成本在契约条款完全兑现前低于边际利得，机会行为和不履约的现象将会在均衡状况下持续存在。

研究公司的新方法中的中心之点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制约经理机会行为和限制代理问题的力量，它们被称为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结构。

公司治理的外部结构

首先，资本市场的竞争从长期看倾向于使投资的预期净收益率相等。资本市场持续不断地评估着开放型公司的绩效，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格的不正常升降对于分散的股东来说，是一个能揭示其公司管理质量和商务成就情报的可靠且容易得到的信号。

其次，经理市场的竞争大体上会使同等质量的经理们的收入相等，不过在职消费和金钱鼓励的混合形式也可能多种多样。

最后，公司兼并市场上管理单位之间的竞争通过合并或招标的手段会根除那些无效的管理单位，对于这种行动的恐惧感制约着其余的单位。

除了竞争力量外，企业内部各种各样的契约设计也起着限制机会行为的作用，它们被称作公司治理的内部结构。

詹森和梅克林（1976）列出了其中几种，包括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计、正式的控制体制、预算限制、激励报酬体系，其中后者如通过部分支付本公司股票的办法将经理的收入与公司的绩效直接挂起钩来。

（四）非营利企业

非营利企业（或组织）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独立机构。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交易费用是非营利企业出现的重要原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存在的最明显的交易费用是监督产品的费用。如果某种产品是消费者必需的，那么生产者就会以降低质量从而减少成本和增加利润的方式愚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无能为力约束企业的营利行为。

对这一监督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非营利企业的出现。因为一个非营利企业不存在利润动机，因而不会有利用消费者难以辨别产品质量这一点来营利的动机。

企业放弃利润动机意味着其成员不存在剩余索取权，非营利企业产权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存在剩余索取权。

让企业放弃利润动机（即其成员不存在剩余索取权）也是代价昂贵的，因为让企业放弃对利润的追求同时可能会使企业丧失对降低生产成本、采用新技术和迅速适应新需求的动机，同时，还会导致企业在提供服务时存在供给过度、设备不能有效利用、偷懒（由此引起效率低下）以及内部代理人侵吞捐款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五）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其财产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属于一国或地区全体公民的一种带有公共产权性质的企业形式。

在国有产权中，从理论上说，每一个公民对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都享有产权，但同时国有产权又不属于任何公民个人所有，公民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享有产权。

国有产权的两个特征

首先，国有产权制度中，每一个个人实际上并不直接拥有产权，个人不能任意使用国有资产，也不能直接享有国有资产收益，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国有产权与公民的个人利益不直接相关。这导致国有产权制度中缺乏一种约束机制。

其次，在国有产权制度中，只有全体公民才是国有产权主体。但是，由全体公民一起来实施产权主体职责的费用是相当大的，在操作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必须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在国有产权范畴内，在全体公民与政府这一层级上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公民将他们的权利委托给政府代为行使。

两种特征给国企导致的后果

一是国有企业的外部性较大。外部性大是由产权的非排他性造成的。只要产权安排是非排他性的，都可以导致较大的外部性。

二是代理成本非常高。代理成本高是由委托代理关系的大规模和复杂性所造成的。从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来看，无论是采取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还是采取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其委托代理链都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