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

【教学目的要求】

认识语言成分的借用与吸收、语言的融合及其原因和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形式。

第一节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

1．借词也叫外来词，就是指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借词不仅引入了新的概念，而且还引入了外语的音义结合关系。如“沙发”引自英语的sofa，它不仅引入了汉语社会原来不曾有的“装有弹簧或厚泡沫塑料等的两边有扶手的坐具”的新概念，而且还引入了两音节“sha fa”与某种坐具的意义相结合的音义结合关系，这是汉语中原来没有的。借词在汉语的词汇中比重不大，而在英语中却占很大的数量，大约占词语总数的一半。汉语和日语之间存在着大量“往返借用”的词，如“思想”、“具体”、“政府”、“政治”等等。

2．意译词指只引入新的外来概念，但用本族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构成新词来表达它。例如“德律风”是借词，而“电话”则是意译词。

3．仿译词是意译词中的特殊的一类。它的特点是构词所用的本族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分别与所源出的外语词有对应关系。如汉语词“黑板”的构词材料是“黑”（形容词性，表颜色）和“板”（名词性，表厚度小而面积大的较硬的事物），以“修饰语+中心语”的次序的定中关系组织起来，而它源自英语的blackboard，含有的构词材料也是两个:black“黑”（形容词性，表颜色），board“板”（名词性，表厚度小而面积大的较硬的事物），两成分的关系也是“修饰语+中心语”的定中。也就是说，仿译词是分别将外语词中的构词材料按外语中的次序依次译成本国语，使构词成分的选择和构词结构规则的选择与外语词一一对应。

一 借词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是纯粹的，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外国语或外族语的某些成分。语言成分的借用是语言接触中最初步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语言成分的借用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其中以词语的借用最为突出。

语言成分的借用，最常见的是借词。

借词通常是随着一个民族引进另一个民族的事物和现象时，同时借用指称这些事物和现象的词语而出现的。自古以来，汉语从外族语言中借入了不少词语，其中有些词语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如汉代从西域借入了“葡萄”、“石榴”、“狮子”、“玻璃”等；汉以后，从印度借如了“塔”、“佛”“菩萨”等；汉语中有的词借自俄语，如“喀秋莎”、“布拉吉”等；有的词语借自英语，如“沙发”、“拷贝”、“蒙太奇”等；有的借词借自日语，如“干部”、“破产”、“客观”等。借词可以可以是直接从借出语言里借入，也可以是经过其他语言的中介而转借。如汉语里的“哈达”一词，原是藏语词[k‘a55ta53]，蒙语借作[hatak]，汉语借自蒙语。英语的go（围棋），原是古汉语词“几”（中古读音为gi），日语借作（go）,英语借日语。借出去的词还可以再借回来，如英语的typhoon（台风），原是借字汉语粤方言的“大风”，汉语又从英语里借回来作“台风”。

语言中的“借词”，只指音译词。即按照外族语言的读音转写的词。意译词（包括仿译词）不算借词。虽然意译词所指称的事物或概念是来自外语，但构成意译词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是本族语言的，和本族语言原有的词没有任何区别。如汉语中来自英语的“马达”、“麦克风”，来自俄语的“喀秋莎”、“布拉吉”等，就是借词；如果它们分别译为“电动机”、“扩音器”、“火箭炮”、“连衣裙”等，就不能算作借词。汉语中还有两种特殊的音译词可以算借词：一种是半音译半意译。词的一部分是音译，一部分是意译，如“剑桥”（英语Combridge），“新西兰”（英语NewZealand）等。一种是音译加注。采用音译和一个表示类别意义的汉语语素构成。如“卡车”、“啤酒”、“沙丁鱼”等。汉语中比较早一些的意译词，大都是经过日语的中介产生的。日语在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时，他们或者借用汉语文献中的词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利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成新词，去翻译欧洲语言中相当的词。前者如“革命”、“经济”、“社会”、“保险”等；后者如“科学”、“历史”、“干部”、“解放”等。此外，日本还用汉语材料创造了一批新词，如“取缔”、“服务”、“手续”等。以上这些材料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就很方便地采用了这些词。这些词与汉语本族词好象没什么区别，所以一般人并不了解它们是来自日语的词。但是这些词汉语只是吸收其意义，并用相当的汉字写出，并不采用日语的读音，所以不能算借词。汉语中的借词较少，汉语习惯于意译，很少采用音译，很多音译词在使用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意译词所取代。如“莱塞”（laser）、“引擎”（英engine）等分别被“激光器”、“发动机”等所取代。这种现象与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语素文字的表意性不适于作为语音的转写符号。

借词是外来词，但读音并不完全同外语词一样。虽然借词的音和义都来自外族语言，但借词在进入本族语言时，要经过适当改造，其语音、词义和形态都要符合本族语言的结构特点。语音要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改造，如英语的shock[k]，汉语音译为“休克”（xīu kè），英语是一个音节，汉语转写为两个音节，汉语普通话里没有[]这样的音就用近似的（xīu）代替，并且有了声调特征。这样，“休克”就在语音上汉语化了，不再是英语词。词义也要纳如本族语言的语义系统，如shock，在英语里是个多义词，有“激动、震动、冲突、震惊、猝衰”等几个意义。有的借词意义有些变化，如藏语的[la55ma55]，原义是“上人”、“活佛”，汉语借作“喇嘛”，泛指西藏的一般和尚。借词经过一定的改造之后，就在本族语中“安家落户”，成为本族语词汇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各种语言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借词。现代英语的借词占其词汇量的60%以上，其中大部分借自法语，日语中的借词也占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借自汉语。其他语言也都有大量的借词。

二 结构规则的借用

语言成分的借用除了表现在词语的借用外，还包括语音和语法结构规则的借用和仿造。语音成分借用的现象比较少，但是也有。这种现象多半是随着借词而出现的。例如，侗语本来没有f这一声母，后来从汉语借进许多轻唇音的词，才开始有f声母。有的语言除了增加辅音外，还增加了元音。如裕固语增加了[ai][au][ei][ye]等16个复元音。语法成分的借用主要表现在吸收虚词和构词要素。例如，广西龙胜瑶族从汉语借了连词“虽然”“但是”。有的语言也吸收了外语的词序。例如，纳西族的动宾结构，原来只有“宾—动”的词序，因受汉语的影响，现在也“动—宾”的词序了。壮语的结构规则也由原来的“中心词在前，修饰语在后”而改为与汉语相同的“修饰语在前，中心词在后”的顺序。结构规则除了借用外，也可以加以仿造。“五四运动”以前很少见到一个中心词之前出现若干修饰语的现象；“五四”以后，这类所谓的“欧化句式”渐渐多了起来，并为广大说汉语者所承认，像“他的一个未满周岁的、发着烧的女孩”之类。

语言成分的借用，尤其是词语的借用是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像英语中之所以有那么多词借自法语，是由于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王朝威廉在海斯汀之战中击溃了英吉利军队，在英国建立了王朝，法语成了国家、宫廷、教会的语言，从而对英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致。日语中之所以有那么多汉语借词，当然也同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在军事、经济、文化上密切交往有直接关系。此外，由于借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借去时的语音特点，所以通过他们还可以探究一种语言的语音发展的轮廓和线索。

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语：

一．音译词

比基尼bikini，马拉松Marathon，高尔夫golf，沙龙salon，色拉salad，布丁pudding，三明治sandwich，汉堡包hamburger，比萨pizza，巧克力chocolate，柠檬lemon，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雪茄cigar，芭蕾ballet，迪斯科disco，探戈tango，伦巴rumba，摩登modern，摩托/马达motor，坦克tank，法西斯Fascist，雷达radar，吉他guitar，扑克poker，尼龙nylon，拷贝copy，蒙太奇montage，荷尔蒙hormone，吗啡morphine，尼古丁nicotine，淋巴lymph，休克shock，木乃伊mummy，歇斯底里hysteria，阿司匹林aspirin，艾滋病AIDS，酷cool，声纳sonar，克隆clone.

二．意译词

快餐fast food，自助餐self-service，鸡尾酒cocktail，绿色食物green food，超市supermarket，连锁店chain store，交谊舞social dance，狐步舞foxtrot，霹雳舞break dance，寻呼机beeper，移动电话/手机mobile/cellularphone，激光唱盘CD/compact disc，传真fax，软件software，万维网WWW/World Wild Web， 数字通讯digital communication，机器人robot，飞碟flying saucer，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多媒体multimedia，千年虫Y2K problem，假发falsie，试管婴儿test-tube baby，智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情商EQ/emotionquotient，热线hot line，人工智能AI/artificialintelligence，白领阶层white collar，蓝领阶层blue collar，冷战cold war，第三产业third industry，传销multi-level marketing，洗钱money laundering，性解放blue revolution，代沟generation gap，同性恋gay/homosexuality，黑色幽默black humor，洗脑brain washing，绿卡green card，语料库language database，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冲浪运动surfing，仿生学bionics，安乐死euthanasia，软着陆soft landing，软科学soft science，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贸易战trade war.

三．音意兼译词

霓虹neon，俱乐部club，紧士裤jeans，踢踏舞tapdance，爵士乐jazz，蹦极跳bungee jumping，嬉皮士hippie，雅皮士yuppie，托福TOEFO，基因gene，冰激凌ice cream，脱口秀talk show，佳能Canon，奔驰Benz，米老鼠Mickey Mouse，爱克斯光X ray，因特网Internet，可口可乐Coca-Cola，黑客hacker，电子邮件E-mail，镭射laser，百事可乐Pepsi Cola，金利来goldlion，迷你裙miniskirt，T恤衫T shirt

当今社会，英语被称为“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代表西方乃至世界的强势文化。文化的强势通常是以经济的强势为后盾的，就象盛唐时期汉文化在整个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样。英语的推重不能不说依仗了英美加澳等经济大国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语本身的显著特点也极大地促进了英语的繁荣，尤其是它的强大的吸纳能力与包容性，是任何其它语言不可比拟的。据悉，英语的词汇将突破一百万，这个巨大的成果应归功于英语文化的宽容。

（本文引自中国文学博客：http://www.wenxueboke.cn）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汉语也逐渐走向强势，英语中来源于汉语的词汇与日俱增。欧洲人做过精细的统计，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 可见经济是文化的后盾，此言不谬。但是英语吸纳与包容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一些经济的因素。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更远的中国积弱积贫的时代，就有一些汉语词汇流落到英语中，可以说，自英语进入我国始，英汉两种语言的互相渗透，吸纳，融合就没有停止过。这些白皮黄心的“鸡蛋词”，无须向“英语世界”做额外解释，就能顺利地理解、沟通。脱胎于汉语的“鸡蛋词”，早就默默地影响全世界了。当今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究其原因是受到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式英语的强烈冲击，不断地吸收新词汇，已使英语成为世界混合语。中国约有2.5亿民众学习英语，几乎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全世界说英语人数的总和，这个数字在未来7到10年还可能翻倍。难怪有人预测，倘若国际英语分崩离析，中式英语很有可能成为最突出的分支。“全球语言监督”主席帕亚克表示：“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它现在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语国家还大”。 这并非耸人听闻，如果列举出下面这些“鸡蛋词”，想必无论是国人还是洋人都不会陌生：

Kung fu 功夫

Yin yang 阴阳

Kowtow 叩头

Tofu 豆腐

Mahjong或Mah-jong 麻将

Tai chi 太极

Yamen 衙门

Kaolin 高龄

Kylin 麒麟

Longan 龙眼

Pe-tsai 白菜

Sampan 舢板

Suan-pan 算盘

Tao 道

Taipan 大班

Tuchun 督军

Typhoon 台风

Dim sum 点心

Chop-suey 杂碎

Won ton 云吞

Chow mein 炒面

Silk 丝

Tea 茶

Shangrila（Xanadu）香格里拉（世外桃源）

FengShui 风水

Running dogs 走狗

Papertiger 纸老虎

Tycoon 大款、巨亨

Coolie 苦力

Bonsai: 盆栽

Cheongsam: 长衫

Chow: 炒

Junk: 船

Kanji: 汉字

Lychee: 荔枝

Oolong: 乌龙

Shaman: 沙门

Shaolin: 少林

Shinto: 神道

Wonton: 馄饨

Wushu: 武术

Confucius 孔子

Ginseng 人参

Xiucai 秀才

Putonghua 普通话

Jiaozi 饺子

yang ko秧歌

Chingming清明

第二节语言的融合

一、什么是语言融合

语言的融合是指多种语言统一成一种语言，就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选用其他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现象。语言融合是语言接触中的又一种最重要而复杂的现象。语言融合并不是指产生“混合语”，而是指相互接触中的一种语言排挤替代了其他语言，即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成为趋向于融合的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交际工具，而其他语言则由于无人使用而消亡。消亡的语言通常会在胜利者的语言里留下一些痕迹，如某些发音方式的特点，当地某些地名或特有地貌、物产的名称等。

语言的融合  是一个不十分精确的语言学术语。

基本上包含3种含义：

一是指语言的换用，也就是语言的同化，即“在两种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种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继续按其内部发展的规律发展着，另一种语言就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衰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53页）一个民族放弃使用本民族固有语言而改用一种或几种其他民族的语言是语言使用的变换，因此，它既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又是一个民族学问题。语言的换用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的统一、民族的往来、语言的接触和文化的交流，既可以在强迫的方式下进行，如欧洲语言在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可以在自然的状态下发生，如满族的换用汉语。语言换用通常是个漫长而渐进的功能消长过程，因此，语言的换用是通过功能的消长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语言结构的消长实现的。如果语言的换用是结构的消长，那么在换用过程中，被换用的语言必然要经过与换用语言不太相似的状态、既不像换用语言又不像被换用语言的中间状态、与换用语言比较相似的状态等等，这种换用模式客观上是不存在的。语言的换用只能经过双语阶段，通过原用语言功能的缩小和换用语言功能的扩大，最终为换用语言所替代的方式实现。在语言换用过程中，被换用的语言常常会在换用语言中留下一个底层。底层是一种深层次的语言影响，包括较多词语的借用，语音和语法上系统性的改变或调整。以程度来说，语言的换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全部换用，即整个民族都放弃本民族固有语言，而换用一种或几种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满族的换用汉语。一种是大部换用，即一个民族中大部分人换用一种或几种其他民族的语言，只有少部分人留用本民族固有的语言，如锡伯族和土家族的换用汉语。一种是局部换用，即一个民族中只有一部分人换用一种或几种其他民族的语言，大部分人依然使用本民族固有的语言，如藏族的兼用羌语和蒙古族的兼用藏语。

二是指语言的影响，即语言（包括书面语）接触过程中某种（或某些）特征的转移。语言的影响以语言的接触为前提，以语言的使用为基础。语言影响的发生，影响和被影响的语言必须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必然要通过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语言交际，取决于社会交际的迫切性。在少数情况下，语言的影响也能通过书面语或文字实现，如日语受汉语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书面语要以口语为基础，只是口语的一种变体和书写方式，通过书面语或文字的学习、使用和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同样需要以语言为基础，是一种间接的语言影响。语言影响既可能在语言不平等使用的强迫方式下进行，也可能在语言平等使用的自然状态下发生。语言特征的转移可以是单向的，即一种语言特征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换句话说，甲语言吸收了乙语言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是双向或多向的，即接触的语言的特征彼此转移，即甲、乙语言互相吸收对方的特征；或多种语言彼此吸收各自的特征。双向或多向的语言影响或特征转移，各方影响或转移的程度不一定相同，这取决于各语言的不同社会功能和交际功能，而语言的社会和交际功能又决定于语言使用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占主导地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使用者的语言，对政治、经济处于从属地位、文化水平较低的使用者的语言发生更多的影响。语言的影响或特征的转移可以发生在语言的不同层次上，如语词的借用、个别语音的吸收等少数语言成分的影响，是属于浅层次的；语音系统的调整、语法结构的改变等系统、结构的影响则是属于深层次的。语言影响或特征转移与语言的亲属关系和类型关系无关，即语言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类型是否相同，语言影响的性质是相同的。但结果可能不同，语言影响不能改变语言的亲属关系，却能改变语言的类型关系。语言影响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简单接触产生的影响，即不同语言使用者由于短期或临时交际需要，发生接触，彼此之间并不了解或只是初步了解对方的语言，他们只是在交际需要和临时学习过程中，零星地吸收对方语言的有关成分，一般是少量的语词，个别的语音，不涉及语法，由此可见这种语言影响都是浅层次的，范围小，局限性大，一般语言影响大多属于这种情况；二是通过双语产生的影响，即不同语言的使用者由于长期交际的需要，发生接触，一方学习另一方的语言，或双方彼此学习对方的语言，形成单向或双向的双语现象，在双语制或双语使用的过程中，一种语言吸收了另外一种语言的有关特征，或者彼此吸收了对方的有关特征。由于双语制的形成或双语的使用，语言使用者能熟练地或较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在对非母语的熟练程度上与语言的简单接触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这种双语制形成或双语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往往是较深层次的，包括较多词语的借用，语音上系统性的改变或调整，甚至局部地影响到语法的形式和结构，比如汉语对白语的影响；三是语言换用所产生的影响，即语言使用者放弃原来使用的语言而换用另一种语言，并在换用语言中保留了一个原用语言的底层。从语言使用者来说，是语言的变换；从语言来说，换用语言中所保留的底层，也是语言影响的结果。由于语言换用必定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双语阶段，换用语言中保留的底层所反映的影响，往往是深层次，包括词汇、语音、语法各个层面，涉及到某些系统和结构的改变，如巴松藏语中底层的影响。语言换用通常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功能消长过程，即通过原用语言功能的缩小和换用语言功能的扩大，最终为换用语言所替代的方式来实现的。底层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双语制或双语使用时间的长短和原用语言和换用语言功能的强弱。原用语言功能较强、双语制或双语使用时间较
长，或原用语言功能较弱、双语制或双语使用时间较短，底层影响就大，如门巴人（错那）换用的藏语中门巴语的底层影响就大。原用语言功能较强、双语制或双语使用时间较长，底层影响就小，如由满语换用的汉语。从上可见，语言换用所产生的影响是通过双语制或双语使用产生影响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语言接触中是否发生影响和影响的大小，还要受到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民族意识、语言的可塑性或可渗透性、使用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换句话说，语言影响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但相仿的语言接触不一定产生相似或相等的语言影响。语言影响的程度决定语言影响的结果，一般的语言影响或浅层次的影响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手段；较深层次的影响是语言新变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方言、土语的形成常常是语言影响的结果；深层次的影响能改变语言的类型，是语言类型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指语言的溶合或混合，即两种语言在接触过程中由特征的转移和渗透而发生畸变成为新语言的现象。语言的溶合或混合不同于语言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特征转移和渗透，而是语言的畸变。语言畸变是一种质变，畸变后的语言是一种新的语言结构，尽管具有混合性，但不是语言成分的简单拼合，而是重新有机地组织，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系统，具有自己的要素、规则和内部发展规律。比如克里奥尔语和我国的五屯话。一般情况下，语言的溶合或合以民族的溶合为前提，以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为基础。语言的溶合或混合是语言换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不是使用甲语言的人换用乙语言，而是使用甲语言的人换用了一种新语言。在甲、乙两种语言接触而发生换用的过程中，由于某种社会因素的出现，限制和干扰了语言的换用过程，使语言换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使用被换用语言的人不是进一步学习和完善使用换用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在双语阶段将被换用语言的人在学习、使用换用语言过程中对换用语言产生较大影响和渗透时，将换用的语言突然停止或减弱影响，或者使用换用的语言的人反而牵就使用被换用语言的人，于是将换用的语言发生畸变，成为一种新的语言。这种影响语言换用的社会因素包括语言影响的程度、语言接触的时空限制、教育和文化水平、传统心理和语言习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等。语言的溶合或混合作为一种语言的换用过程，同样经历一个双语的阶段，即单语（本语）→双语（本语＋畸变语）→单语（畸变语）的过程。由此可见，本语和畸变语曾经有过一个双语并用阶段，也就是说，畸变是指换用语言的畸变，发端于使用换用语言时本语的干扰，而不是使用被换用语言时换用语言特征的转移和渗透，畸变语的最终使用，同样是通过功能的变换，而不是结构的变换。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和术语的精确化，语言的融合将逐渐固定地指语言的溶合或混合。

两种语言接触时，除了语言结构受影响外，语言的使用范围也可能发生变化。经过长期的斗争，最后，一种语言可以取代另一种语言。汉语在历史上曾和不少他族语言发生过融合。

鲜卑语和汉语的统一就是语言融合的实例。在南北朝期间，鲜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汉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不如汉族先进和发达，因此，魏孝文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保持统治地位，实行与汉族同文的政策，向汉族靠拢，向汉族学习，跟汉族融为一体。在语言上提倡学习汉语，并且禁止在朝廷里讲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政权崩溃后，遗民也很难再迁会原居住地恢复旧生活，只能跟杂居的汉族人同化。结果，鲜卑人都学会了汉语，而不再使用鲜卑语了。鲜卑语跟汉语的统一就是语言的融合。在近代，满族入关后，满族人逐渐不再说满语，汉语取代了满语，两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也是语言的融合。

历史上拉丁语替代凯尔特语也是语言融合的典型实例。古代凯尔特语部落居住现在法兰西的西部和中部。后来罗马帝国占领了法兰西，经过4个世纪（公元前1世纪到 3世纪）以后，凯尔特语就被拉丁语取代了。后来这里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直到现在，法语里还有一些凯尔特语词。

二、发生语言融合的必要条件

1．发生语言融合的必要条件是这些不同民族必须在同一地区有较长时期的杂居生活。不在同一地区生活的民族，或虽生活在同一地区但保持独立聚居的民族，一般不会发生语言融合。如南北朝以来先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北魏）、契丹（西夏）、女真（金）、满族（清）诸族，入主中原后逐渐与汉族杂居，因而他们的语言也逐渐融入汉语而消亡。而蒙古族则在漠北地区一直保有民族独居的大本营，进入汉族地区的也基本保持相对聚居，所以除少数后来没有北归而与汉族杂居的蒙古人换用了汉语以外，蒙古语没有融入汉语。

2．语言融合的结果是经济文化地位高的一方排挤替代经济文化地位低的一方，政治地位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这是由交际的需求决定的。如前述几个少数民族当时都是地位高的统治者，但他们的语言都成为被替代的一方。

两个或几个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当然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工具。究竟哪一种语言能够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这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之分。当两个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步发生融合的时候，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学习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显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政治上是否处于统治地位，并不是决定的因素。语言融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就是各族人民必须生活在同一地区，形成杂居的局面。

五胡乱华时期，汉族和北方各少数民族形成杂居的局面，就导致了语言的融合。而蒙古人建立了元政权以后，由于蒙古人是相对聚居的，因而，汉语和蒙古语就没有融合。

五胡乱华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发动大规模叛乱而造成与汉族对峙的政权的时期。又称永嘉之乱。

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

　　五胡乱华的起因

　　两汉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期，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在晋武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胡人趁机起兵作乱，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

　　造成的影响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掌，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而在北方取得了政权的胡族，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胡族和汉族的隔阂逐渐消融。这一时期，是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吸取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

三、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

在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过程中，有的民族顺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选用汉语作为自己的交际工具；有些民族为保持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会汉语，实现语言的融合。前者叫做自愿融合，后者叫做被迫融合。就总的趋势来看，隋唐以前，以自愿融合占优势，而在隋唐以后，被迫融合的比重大一些。

在语言的长期接触中，有些民族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审时度势，自觉放弃本民族的语言，选用比自己的民族在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上都较高的民族的语言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如鲜卑族的拓拔魏）；有些民族为了保持本民族的语言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终因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与别的民族语言实现融合（如女真族的金）。前一种情况叫自愿融合，后一种情况叫被迫融合。就总的趋势看，隋唐以前，以自愿融合占优势，而在隋唐以后，被迫融合的比重大一些。从历史上看，语言的融合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积极的作用。

四、语言融合的过程

语言融合必定经过较长时期的双语阶段，即被融合民族的成员一般会讲两种语言。当不同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交际的需要必然会使他们各自学习对方的语言，许多人成为双语者。经过长期并存的双语，各自的使用范围会逐渐此长彼消，经济文化发达一方的语言使用场合逐渐增多，而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一方使用场合逐渐萎缩，到只在家庭中使用，再到无人使用而消亡。

语言的融合的基本过程往往不是通过语言结构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通过双语现象，即一个民族在使用本族语的同时逐渐学会了另一种语言，逐渐地，新学会的语言在交际占据主要地位。再往后，原来的语言便停止使用，从而实现了语言的融合。双语现象又叫双重语制。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语言现象，双语现象制的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地、熟练地交替使用两种语言。例如，芬兰一些地区的人们既讲芬兰语，又讲瑞典语。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人即讲本族语又讲汉语。

双语现象是语言融合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富有特征的现象，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先导或过度阶段。因为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不是短时期内多能达到的，在没有实现语言融合的漫长时期里，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杂居在一起，他们要交际，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交际工具，于是，在经济上、文化上处于劣势地位的那个民族在掌握自己民族语言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个民族的语言，并运用它在社会上进行相互交际，并用本族语在家庭中进行交际，这样就出现了双语现象。双语现象分为自然形成的双语现象和人为的双语现象两种。

语言的融合必须经过双语制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双语现象必然会造成语言的融合。双语现象能否导致语言的融合还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两个民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相互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中一个民族才会放弃自己的语言，完成语言的融合。鲜卑语与汉语融合就属此类。反之，如果两个民族向分离的方向发展，那么他们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语言，不会实现语言的融合。元代时，蒙语与汉语的情况就大致属于此类。

双语制如果失去了共同的条件，还可能丧失。元朝时，蒙古人散居各府各县，不少蒙古人学会汉语。元朝覆灭以后，许多蒙古人又回到原来的聚居地，仍然说自己的蒙古语，“双语制”便也不复存在了。可见，语言的融合主要取决于社会的密切接触。

第三节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一、“洋泾浜”

在旧中国，人们往往用“洋泾浜”这种说法来指非正规学会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外语，特别是英语。

洋泾浜原是旧中国上海的一个地名,是上海外滩的一段，位于叫做洋泾浜的河流（早已填没）和黄浦江的会合处。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洋泾浜一带成了外国商人聚集的地方。当地的平民和他们接触，常用一些支离破碎的外语通话（官方的通译使用标准语），于是“洋泾浜”成了破碎外语的中国名称。并被用来特指产生于十七世纪中国沿海通商城市兴起的一种商业英语。

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像“康白渡”（comprador，买办），“拉司卡”（last car，末班车，转指最后一个），“何洛山姆”（all same，全部），“温淘箩”（onedollar，一块大洋）等等，曾经在解放前流行于上海，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上海”大概还有印象。

“洋泾浜”是出现在世界好多通商口岸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不是中国所特有。可是国外语言学界对中国的“洋泾浜”发生了兴趣，根据中国人发英语business这个词的讹音，给这种语言现象起了一个学名，叫pidgin。

“洋泾浜”是当地人在和外来的商人、水手、传教士等打交道的过程中学来的一种变了形的外语。这种变形首先起因于外来者：他们为了使当地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常常在语言上作出让步，简化自己的语言，夹入一些当地语言的成分，于是这种变了形的外语就成了当地人模仿的榜样。另一方面，当地人在掌握这种语言的时候，会受到自己语言中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又对它进行相应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被外来者所接受。最后，双方仿佛在语言上达成一种协议，产生了一种大家能够接受的交际工具。所以“洋泾浜”是当地人没有学好的外语，是外语在当地语言的影响下出现的变种。

“洋泾浜”的共同特点是：语音经过当地语言音系的适当改造，语法规则减少到最低限度，词汇的项目比较少，往往要借助于迂回曲折的说法指称事物。这种话外国人认为是中国话,而中国人却把它看成是英语,实际上是一种变了形的外语，只有口头形式，没有书面形式，更没有把它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来学习，解放后，中外交往都采用标准语，洋泾浜就不再有人使用了。

“洋泾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只有口头形式，用于和外国人交往的特殊场合，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中国的洋泾浜英语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记载。在过去，这种语言是在中外人民的交往中随处形成的，没有统一的形式和规范，变体很多。我们根据前人的零散记载介绍它的一些特点。

语音方面，往往用I代替r，比方room说成loom，all right说成all light。以辅音收尾的词被加上元音，如make变成makee，much变成muchee。汉语不少方言没有/r/，只有/ I /，汉语的音节很少用辅音收尾，这些发音特点反映了汉语音系的影响。

洋泾浜英语可以说只用词干来造句，英语中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变化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汉语有量词，piecee（＝ piece）这个词的使用很广，比方two peicee book（＝two books）。用side和time（读如tim）表示空间和时间，例如top-side（＝ above），bottom-side（=below），farside（=beyond），allo-side（=around）；what-tim（= when？），nother tim （=again）。belong（或belongey）的语法作用非常广泛，突出的是代替系词，例如：he be-longey China-side now（=he is in China），you belong clever in-side（=you areintelligent），买东西问价钱通常说How much be-long？

词汇成分基本来自英语。Chin-chin（招呼，邀请，请求，尊重）和chow chow（吃，食物）是两个常用的中国来源的词。此外还夹杂英国人从印度等地带来的词，如chit（信，帐单），godown（货栈）。有些动词性词语后面加-lo，可能就是汉语的“啦、啰”，例如die-lo，buy-lo，say-lo，pay-lo；Wailo（走开！）可能是away加lo。常用词中的numpa one（=numberone）表示“呱呱叫”，catchee（=catch）表示“得到、具有”，plopa（=proper）表示“对，好”（you belongplopa？=Are you welI？），使用范围都比英语词大得多。由于词汇成分少，不少事物要用比喻或拐弯抹角的办法来指称。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个典型的例于是把“双烟囱三桅汽船”描绘成Thleepiecee bam-boo，two piecee puff-puff，walk along inside，no can see （三根竹竿，两个吐烟管，走路的家伙在里面，看不见）。

世界上现存最有活力的“洋泾浜”是广泛使用于新几内亚的Tok Pisin。它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型，有自己的文字、文学、报纸、广播，并且曾经在联合国的大会上用它发言。它的主体是英语，在大约1500个词汇项目中，80％来自英语，有简单而明确的音位和语法规则。

Tok Pisin的音位数目比较少，每一音位可有好些变体发音，比方/s/有[t∫][∫][s]三种自由变体，machine一同中的ch可以随便发成这三个音中的一个。实词的形态变化已大大简化，因而词序严格。及物动词须带后缀-m，例如：mi driman long kilim wanpelasnek（=I dreamed that l killed a snake；我做梦杀了一条蛇），其中的及物动词kili（杀）就带着后缀-m。和一般的洋泾浜一样，Tok Pisin的词汇量比较小，不便于表达细微的意义差别，许多词的意义负担很重，要靠上下文来排除歧义。使用拐弯抹角的比喻说法的场合比较多，比方胡子叫grassbelong face（脸上的草），口渴叫him belly allatime burn（肚于里直发烧）。过去的材料里还有这样的例子：受惊叫jump inside，思考叫inside tell him，伤心叫inside bad，知道叫feel inside，改变主意叫feel another kind inside，失眠叫he took daylight a longtime。有些迂回说法确切生动，反映出创造者的机智和幽默感。

“洋泾浜”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与十七世纪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有联系，是语言接触中的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狭窄，发展的前途不外两个：一个是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亡，像我国的“洋泾浜”在解放后便停止通行；一个是发展为混合语，成为某一地区人们通用的交际工具。

二、混合语

混合语，又叫克里奥尔语。克里奥尔本义是指美洲等地的白人后裔或混血人种，后又指这些混血人种所说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克里奥耳语的产生也与十七世纪后的殖民主义有关。它主要出现在非洲、美洲某些地区殖民统治者的种植园里。但与洋泾浜的社会条件不同的是，种植园的劳工来自彼此不能通话的不同部落，不仅他们与统治者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就是他们之间也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对话。因此洋泾浜化的殖民者语言就成了当地唯一共同交际的工具。这样，随着来自不同部落的劳工相互通婚，这种语言就作为母语传递给后代，洋泾浜就发展成了克里奥耳语。

 “洋泾浜”发展为克里奥尔语，一般出现在不同民族或部落杂居的殖民地地区。在这些地区，殖民地劳工来自不同的民族或部落，彼此间语言不通，只有使用不伦不类的洋泾浜化的殖民者的语言，这是，他们都还各自有着自己的母语。但长期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处，结婚，并有了后代。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把这种洋泾浜化的语言作为母语来学习，并运用它正式交际。这样洋泾浜就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扩大交际范围，词汇量也逐渐增加，语法也趋向规范化，就发展成为一种混合语。例如新几内亚的洋泾浜英语，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经基本定型，不仅有着简明的音位和语法规则，而且有着自己的书写形式，操这种语言的人已三、四十之多，报纸、广播、学校都使用这种语言，已经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新美拉尼亚语。除了新美拉尼亚语以外，其他如通行于牙买加的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通行于海地的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通行于海地的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通行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洋泾浜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定场合下使用的特殊语言，没有人把它当作母语来学习使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能被社会采用为主要的交际工具，由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洋泾浜就变成了混合语，又叫克里奥耳语（Creole，是混血儿的意思）。例如非洲某些地区的种植园，不但欧洲殖民者和非洲劳工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就是非洲劳工，由于来自不同的部落，彼此也不能通话。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里，唯一通用的交际工具只能是经过洋泾浜化的殖民者的语言。随着不同种族、部落的人互相通婚，克里奥耳语就在家庭里扎根，被下一代的孩子作为母语来学习使用。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像海地有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牙买加有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美国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岛屿上非洲人后裔使用的Gullah语，也是一种克里奥耳语，它的基础是英语。洋泾浜一旦升格为克里奥耳，在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口头中扎下根，就会扩大词汇，严密语法，迅速地丰富发展起来，最后也可能会变得和其他语言同样完备。

洋泾浜和克里奥耳都是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它们之间有共同的特点：一种语言远渡重洋，立足异域，或者作为特殊语言使用于有限的范围，或者在那里落户生根。在这个过程中，它必定和当地语言发生密切的关系，吸收对方的一些成分，放弃自身的一些特点，结果在基本保持原有素质的条件下使自己增加一种变体。语言接触的这种特殊的类型实际上也是遵照一胜一败的公式进行的，这同基础方言替代其他方言而成为共同语，语言融合中某种语言同化其他语言而形成统一的局面，大体上是同样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方言的统一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语言的融合是民族之间的问题，但这两者又有共同点以区别干第三者，即它们都是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一片连续的地区里进行的，这过程牵动了整个的社会。洋泾浜和克里奥耳则是语言“远征”的结果，是语言随着殖民者深入异域的产物；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只是在老家以其经济、文化、技术上的优势遥为支持，使它在他乡有一立足之地，或者替代当地的语言。

克里奥耳语的特点是被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使用。其实，凡是操几种语言的人们生活在同一地区，由于交往密切，往往也会自然地采用其中的一种语言作为彼此的共同交际工具，并且使这种语言发生类似洋泾浜的变化。这样的语言虽然还没有成为该地区各族人民的母语，但在性质上也是一种混合语。我国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流行的“土汉语”，可以算是这种类型的混合语。

我国从宁夏经陇东、青海、川西到云南、贵州，是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的一个集中地区，人们称之为“语言走廊”。在这条走廊中有不少土汉语式的混合语。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是汉、藏、嘉戎、羌、回等民族的杂居地区，各族人民为了相互往来而采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各族人民由于自己母语的干扰，他们所掌握的汉语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区别，形成一种“似汉非汉”的土汉语；而汉族的干部、工人、教师等为了让兄弟民族居民听懂自己的话，也跟着学习这种土汉语，自编自创，推波助澜，促进了这种土汉语的发展。据调查，阿坝地区的土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都有“似汉非汉”的混合语特点。汉语的声调由于受到当地没有声调的藏、嘉戎等语言的干扰而在土汉语中消失了。例如，“老师”可以说成“老四”，也可说成“老死”，“保卫”可以说成“包围”。这种现象在学生的学习中就以大量的错别字的形式反映出来，如“天华（花）板”“高矮不异（一）”。汉语没有浊辅音，也没有复辅音，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既有浊辅音，也有复辅音，因而这些特点也带入士汉语。例如把“成都”说成[t n ndu］，“担保”说成[ten mpou］。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基本上只有单元音，没有复元音，因而汉语韵母中的介音和韵尾在土汉语中不见了。例如“粉条”“扁豆”中的“条”“扁”由于失去介音i而说成“粉桃”和“板豆”；“光了”中的“光”因失去介音u而说成“钢罗”；“幼儿园”的“园”因失去介音y而说成“约日烟（jo r jen）”。汉语中的辅音韵尾只有-n、-两个，当地的民族语言却有丰富的辅音韵尾，因而在土汉语中的词也就出现了本来不应该有的韵尾。例如“萝卜”说成[lo  pk]，“桌子”说成[tok ts]，“帕子”说成[ptst]，“灯盏”说成[tn nter]等等。这种音韵上的特点既非汉语，也非本民族的语言，是一种似汉非汉的混合形式。

土汉语的语法结构也出现了混杂的形式。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宾语在动词前面，能愿动词在主动词后面（如“能说”说成“说能”），修饰语在中心语的后面（如“白马”为“马白”）。这些结构特点也渗入土汉语，使当地土汉语的词序和汉语相去甚远。请比较：

头发剃没有。（没有理发。）

牙齿洗没有。（没有刷牙。）

张三同意常委的请举手。（同意张三为常委的请举手。）

在嘉戎语里，这第三句话的“张三”是宾语，出现在动词“同意”的前面，这符合嘉戎语的规则，但“举手”又按汉语的规则组合，把动词“举”放在“手”的前面，两种规则混杂。全句的主语应该是“你们”，这在嘉戎语里由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示出来，因而省略了；介词“为”的意思也由形态成分表示，这里也去掉了。类似这样的句法特点都是几种语言相互干扰的结果。

如果各族人民全用自己的语法规则来组织汉语的词语，那么土汉语的词序也应该是有规律的。但是使用语言的人往往是“兼收并蓄”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因而使语言现象复杂化。比方说，当地的汉族人迁就兄弟民族的语言习惯，矫在过正，连主语的位置也加以挪动，如“我饭吃”（我吃饭），“我他打”（我打他）可能说成“饭吃我”“打我他”。这就把语言规律搞乱了。词汇的差异也会使语言现象复杂化。同样的意思甲语言用这几个词来表达，乙语言用那几个词来表达，结果使那种“似汉非汉”的土汉语又增加了一些混合语的色彩。例如：

我心里不来。（我想不起了）

老乡饭吃一个没有？（老乡吃饭没有？）

尿动身。（想撒尿。）

他（的）耳朵里不去。（他听不进去。）

像这种混杂有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的土汉语，汉族人是听不懂的，但在当地却有一定的生命力。少数民族居民乐于接受和使用。和少数民族居民生活在一起的汉族居民，特别是一些教师和干部，也使用这种土汉语。他们不仅用来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交谈，而且还在会上说，在上课时说，甚至到了大城市见了汉人也说。由于有很多人使用，这种土汉语在日常的交际中有一定的影响。但应该承认，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各族居民交往日益频繁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它虽在学校教学中使用，但效果不好，不利于语言教学和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这种现象会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改变，同时领导上也应加以引导，以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辅助语

随着航海事业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世界各族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为了打破语言的隔阂，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理想，希望能有一种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辅助语，作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工具。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从十七世纪起，不断有人设计国际辅助语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出现过几百种，由于深奥难学，或者矫揉造作，都没有获得成功，多数方案甚至只是设计者抽屉里的东西。

波兰医生柴门霍夫（１８５９——１９１７）创制的世界语是最理想、影响最大的一种人造国际辅助语。

柴门霍夫在中学毕业时就完成了一种国际语方案，但他父亲命他去外地学医，并烧掉了他的国际语手稿。但他还是继续重新设计，在１８８７年发表了国际语新方案，创制了世界语。１９０５年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确定他写的《世界语的基础》这本书为世界语的准则。随后，许多世界名著被译成世界语，也出现了一大批直接用世界语写成的作品。

至今全世界已有一千多万人懂得了世界语。

这种语言的词汇材料主要取自拉丁族语言，也有一部分取自日耳曼族语言和希腊语。语法规则十六条，没有例外。世界语有２８个字母，一符一音，一音一符。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完全一致，词重音固定在倒数的第二个音节上。不管是谁，只要会背诵字母表，就能正确地读出世界语的每一个词。世界语的词汇主要由欧洲大部分国家语言中较通用的词组成，词根基本来自印欧语系。初创时的９００多个词素大多是采自罗曼语族，一部分采自日耳曼语族，少数采自斯拉夫语族，有些是特地创制的。每个世界语学者都有平等的权利按照基础语法自由地创造新的词语，引进国际通用语，不断丰富世界语的词汇。世界语的语法规则只有１６条，整齐简单，很容易掌握。例如，凡是名词都有一个词尾 -ｏ，凡是形容词都有一个词尾 -ｄ，凡是动词不定式都有一个词尾-ｉ，一看就能辨认。

世界语在 1906 年前后传入中国。世界语的传播全靠各民族的自愿，它如要真正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还要由它自己发展的情况来决定。

世界语 (Esperanto) 的创始人柴门霍夫 (L. L. Zamenhof) 于1859年诞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的家里，他的故乡是波兰东部的一个小城镇——比亚里斯托克，在这里居住着犹太人、日尔曼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当时帝俄统治着波兰，经常屠杀犹太人，并且制造民族纠纷和仇恨。幼年的柴门霍夫，见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立志要创造一种平等中立的语言，以增进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进而消除他们彼此之间的隔膜和仇恨，实现天下大同，人类一家。

    柴门霍夫的父亲是一位语文教师，这为儿子学习语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童年时代，柴门霍夫就学会了波兰语、俄语、德语，上中学以后，他勤奋学习，又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乌克兰语。从16岁起就开始致力于国际语的研究，他仔细分析各种语言的特点，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同规律，经过两年多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后来叫做世界语的初步方案，这时他才19岁。

    为了庆祝新语言的诞生，柴门霍夫邀请同班同学到自己家里聚会，这批年青人，第一次用这种新的语言，热情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篇。但是，柴门霍夫的行动受到社会的无情嘲笑和非难，甚至被斥责为“狂妄”。在舆论的压力下，他的父亲也严厉予以制止。为了不致影响儿子的学业，让他集中精力学习医学，在他去莫斯科上大学时，他父亲竟狠心地把有关材料烧掉了。然而任何打击也动摇不了柴门霍夫的意志，他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对人类是有益的。大学毕业以后，一面从医，一面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对国际语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并用这种新的语言，进行大量的翻译和创作实践，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语言方案。使之日臻完善。

    1887年7月，当他28岁时，在他岳父的资助下，他以“希望者博士”的名义，自费出版了《第一书》，正式公布了世界语方案，并对这本书放弃全部著作权。次年他又声明自己不愿做新语言的创造者，只暂作一个发起人，他宣布把世界语交给群众，让它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得到发展。此后，他继续日间行医，夜间致力于世界语的译著和通讯工作，他甚至把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世界语的发展和推广。经过十八年的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1905年法国布洛涅“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召开。从这以后，世界语便逐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14年，柴门霍夫病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波兰战区，年仅58岁，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对人类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值得人类永远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以表彰他对人类的贡献。

柴门霍夫博士在创造世界语两年之后曾建立全世界世界语协会，作为世界语事业的权威机构。经过多年的准备，国际世界语协会于1908年4 月28日宣告成立。协会章程宣布：国际世协是个中立世界语组织，正式语言是世界语；其宗旨是：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各种联系提供方便，创造一种加强该会成员团结的坚固纽带。最初它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协会的机关刊《世界语》，在1908年召开的第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柴门霍夫说："国际世界语协会无疑是我们运动中最重要的机构。"

　　3个月后，国际世协已拥有会员1300人，在各国的联系人近400人。到1914年，有7000多个会员。在5年内为会员提供的服务达四万五千多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世协利用其在中立国瑞士的方便条件并通过在各国的联系人为交战国的居民免费转寄信件、衣服、食品、药品、寻亲人、护送青年和儿童等。这种人道主义的服务每年达十万余次，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高度评价。

　　从1955年起，国际世协的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根据荷兰法律，国际世协是财团法人，1980年，又通过了新的章程。

　　几十年来，国际世协经历了各种变更，但其章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没有改变。

　　国际世协的宗旨是，推广和使用世界语，为解决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问题而努力，便于人们之间的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联系，不管其国籍、种族、性别、宗教、政治和语言的差别；在会员中培育一种团结的坚强感情并启发他们对其他人民的理解和尊敬。

　　国际世协由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团体会员即国际世协各国家协会（Landa Asocio）。凡承认国际世协章程并每年交纳会费的全国性世界语组织、中立的国际专科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都可加入国际世协成为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1980年在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被接纳为国际世协团体会员的。到目前为止，国际世协目前在63个国家有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分布在120多个国家，有5个中立的专科世界语组织加入国际世协，有22个中立专科世界语组织和8个非中立的专科世界语组织与国际世协保持合作关系。

　　1955年，全世界青年世界语者组织成为国际世协的青年部。

　　国际世协的最高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会员国的代表、个人会员选举的代表以及由前两种代表所选举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世界语者组成。执委会的任务是：制定协会总的行动方针；决定协会的章程；选举协会的领导机构；规定领导机构的活动；批准协会的预算和审查财政情况；决定协会的各种会费；表决接纳申请加入协会的各国世界语组织和国际性专科世界语组织；推选协会的名誉主席、名誉会员以及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国际世协的最高荣誉职务是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目前共有十人，我国的巴金、胡愈之和陈原分别于1981年和1984年被推选为该会委员。国际世协荣誉会员的称号授予各国对世界语运动有突出贡献的人士，我国的叶君健、张企程均为国际世协荣誉会员。

　　国际世协领导机构对执委会负责，在其领导之下，负责发展协会的工作；执行其决议；向执委会提出预算并对协会的财政负责；向执委会提出年度工作报告；经常向执委们报告工作情况；任命协会的总干事、总部主任、其他办事处的主任或负责人，任命《世界语》杂志的编辑；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等。

　　国际世协执委会和领导机构任期为3年。2004年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将选举新的执委会和领导机构。

　　国际世协还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和其他机构，负责研究和完成指定的行政管理任务。国际世协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美国纽约和匈牙利布达佩斯设有办事处，分别负责印刷出版，协调与联合国关系，科技书籍出版事宜。

　　国际世协的机关刊为《世界语》杂志。全世界世界语者青年组织的机关刊为《接触》杂志，国际世协每年出版《年鉴》，每两年出版《世界语书目》。还不定期出版《联合国与我们》、《语言问题和语言计划》以及世界语、英语、法语版的《世界语文献》。

　　国际世协总部设有书刊服务部，经销各国出版的世界语书刊、音像产品和纪念物，有国际世界语界最大的图书馆--赫德勒图书馆，藏有世界语问世以后出版的各国世界语书籍和刊物。

　　国际世协目前在近70个国家设有代理网，共有2000多名代理人，他们对所在国的国际世协团体会员（即该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国际世协负责，根据国际世协会员的请求，他们提供有关消息和解答有关问题，这也是国际世协的一大特色。

　　195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决议，与国际世协建立了B级咨询关系。国际世协是教科文组织非政府组织会议的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1985年11月在索非亚召开的第23届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承认世界语功绩，号召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加强世界语在学校的教学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应用和祝贺世界语100周年的决议案，请求教科文各成员国通过适当的活动纪念世界语诞生100周年。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一次确认与国际世协有着正式的业务关系(operaciaj rilatoj)。

　　此外，国际世协还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洲理事会、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有合作关系，世界旅游组织也支持在旅游事业中采用世界语。

　　目前，国际世界语运动正以国际世协为中心在各个方面展开，国际世协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宣传世界语，学习世界语，使用世界语。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加入国际世协后，国际世协十分重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与中华全国世协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国际世协和中华全国世协共同举办的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共同筹备的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从而使双方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世界语兼采欧洲各种语言的词汇材料和语法格局，加以简化划一，可以说是欧洲各大语言的一个合理化的公分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人造的洋泾浜。它模拟自然语言，没有枯燥乏味矫揉造作的味道；它简单易学，懂得欧洲语言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方下面两个句于，大家不难猜测是什么意思：Ni（我们）estas studentoj de la Pekinauniversitato. Ni lernas Esperanton.世界语正因为有这些优点，所以问世以后受到广泛的欢迎，各国都有爱好者用它来互相交往，举行国际大会，翻译出版各种译著。现在，各国的爱好者有几百万人。我国也有世界语爱好者的组织，并出版了刊物和读物。

不过，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它不能代替自然语言作为人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前面谈过，语言一进入使用就会发生演变，演变的结果就会出现分歧而形成方言。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更需要不时进行规范，统一口径，才能保持其通用性。就语言的基础来讲，世界语的国际性其实只限于印欧系语言区，对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种陌生的不易掌握的工具。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