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公共行政学的“正统时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正统的公共行政学便逐渐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其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向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转型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批评意见来自西蒙和沃尔多。

一、西蒙的批评与公共政策学派的出现

赫伯特•西蒙是西方管理决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了“管理即决策”，认为决策贯穿着管理的始终。西蒙对传统行政学理论的批判主要是从所谓的“行政原则”和政治-行政二分法这两个方面进行的。

1.对“行政原则”

西蒙认为传统行政学家所提出的每一条行政原则都可以找到另一条看来同样合理的原则，虽然这两条原则导致相反的意见，但是在理论上我们却不能指出哪一条原则是正确的，这些原则如同一般的谚语一样，虽然它们相互矛盾，但是它们彼此却可以并行不悖，所以这些“行政原则”并非真正的科学原则，它们只能被称之为“行政谚语”。因此，他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寻求新的途径，即只有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才能建立真正的行政原则。

2.对“政治-行政二分法”

西蒙放弃了严格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主张，他认为，从决策与执行的观点来区分政治与行政并不妥当，因为行政也必须作决策。在他看来，公共行政理论必须同时包括如何有效地做的原则与如何正确地做决策的原则，而且从政府行政机关的实际情况来看，政治（决定政策）与行政（执行政策）也是互相关联而无法严格区分开的。

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在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所提出的批评，西蒙试图从行为主义出发，以“决策”为基本概念提出一组概念工具，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

二、沃尔多的批评与新公共行政学的勃兴

德怀特•沃尔多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西方公共行政学舞台上的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行政学家，《行政国家》是其主要代表作。他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沃尔多认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无论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描述，还是作为一种对行政行为的规定，都是不恰当的，而是应该鼓励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分离权力之间的对抗。

第二，沃尔多也批评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组织范式。他不仅批评了传统组织理论的理性主义倾向，而且还指出传统行政学过分地强调了组织之间的共性或所谓的原则。

在他看来，建立组织的目的不应是符合一般的原则，而应是能够解决问题，组织实际上所采取的形式和过程应该适合它所面对的具体情境，他认为，传统组织理论所规定的一般组织形式和组织过程很难适应具体情境或不断变化的环境。

第三，沃尔多还反对传统公共行政学家过于重视效率的做法。他强调必须考虑效率的对象，因为我们不能假定有效地达到“任何”目的都是合乎需要的。

公共行政背离人民需要的的做法再有效率也没用。

“新公共行政学”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界为了回应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连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和此起彼伏的政府改革呼声。新公共行政学不仅认为公共行政应当以经济的、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更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传统公共行政“效率至上”观的反思和批判：反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将效率当作基本价值，强调非人性化的客观化的所谓理性效率，组织成员之间上下级为了完成工作机械地控制，组织成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疏远，进而失去了组织应该表现出的社会价值和责任。

对社会公平价值观的提倡：实现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即经济和效率目标固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之一，但绝不是其核心价值，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准则和终极目标。（传统公共行政常常以牺牲社会的平等来强调效率和节约）

新公共行政理论强调，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基本价值。

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观念使行政学研究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内，尤其是把研究焦点放在行政机关预算、人事、组织以及大量其他的所谓“中立”的问题上相反却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等问题的研究，致使公共行政游离于社会政治现实之外，远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

对动态、开放组织观的强调：新公共行政学把政府的内部行政管理置于次要地位，它运用行政生态学的广阔视角去认识组织的运作和对行政现象的分解。公共行政组织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公共行政组织变革正是当代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内容。一顾客导向，即将公众的需求作为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二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迅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也就是政府的回应能力的重视。

新公共行政学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系列批判建立起来的。它使公共行政的面膜焕然一新，它所提出来的学术主张，如公平、责任、顾客导向、开放等理念促使很多国家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