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有关中西文化选择的论战

就在《断魂枪》这篇小说发表前不久，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章指出，中国已经没有了，要将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民族救亡结合在一起。此文引起了学术界一场大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其实此前的晚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大论战，我们就把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观点总结一下，代表有三派：

第一派是激进派。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派（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的前期）和后来的全盘西化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他当时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从整体上看极具负面、消极和劣根性，应该对其采取批判和超越的态度。

第二派，本位文化派。他们倾向于对传统文化整体上的肯定和认同，只调整不适应时代的部分，这以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派，民国时期的林纾、章士钊等人为一派。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以长技以制夷，只引进西方的科技和武器装备。他们也想拥有西方列强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但西方基本对其进行武器装备和技术封锁，促使洋务派这条路最后没有走通。林纾和章士钊认为传统文化经典伦理道德教育很好，而新文化教育和文学革命是废弃经典和废弃伦理，废弃承传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古文，这样祖宗的经验智慧无法承传下来，只能当成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从零开始。所以提倡读经典，恢复伦理道德。

第三派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觅）学衡派和鲁迅的后期为代表。对于中西文化要择善而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取长补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所谓的学衡，是平衡，中西文化取长补短的平衡，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传统之间也达成中道中庸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