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识记“三红一创”、一次文代会、“双百”方针、山药蛋派、“干预生活”创作潮流、政治抒情诗、新辞赋体、新边塞诗、杨朔模式、革命样板戏等概念；借助作品阅读，能够理解建国30年各类文体的发展脉络及代表性作家作品；能够掌握“红色经典”、《茶馆》等的艺术成就，鉴赏郭小川、闻捷等诗人创作特点，散文三大家的写作风格等。
学习重点：梁三老汉、朱老忠、林道静等典型人物形象的美学价值；正确评价政治抒情诗、杨朔模式等创作模式；认识“红色经典”的价值与意义；理解《茶馆》的结构模式和语言特点。
学习难点：赵树理的评价史；郭小川作为“自觉诗人”的姿态；杨朔模式的评价等。
第一节 建国30年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7月19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824（650\644）人。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指出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性质、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今后的任务。茅盾代表国统区作家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指出国统区文艺的三种缺陷：感伤主义、主观精神、人道主义；三个有害：市民趣味、抗战加恋爱传奇、颓废主义；两种错误：政治性太多、文艺的本质在于其艺术价值，不点名批评胡风。周扬代表解放区作家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7月6日，朱德、董必武、陆定一、毛泽东亲临大会现场；周恩来会上作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中心议题：文艺队伍的团结与发展的统一战线问题。
历史意义：揭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序幕，各路文艺队伍的团结加强。标志着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次文代会：1953年9月23日—10月6日，北京。背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文学艺术内部的变革。中心议题：总结经验教训，以创作问题为中心议题，鼓励作家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确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提出进一步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准则；把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确立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
第三次文代会：1960年7月22日—8月13日，北京。背景：国际上，与苏联的公开论战进入战备状态；思想文化界掀起“反修”斗争；国内“反右倾机会主义”。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认为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就；重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再次强调“双百方针”，但同时提出“放百花”“锄毒草”的问题；肯定了解放以来几次所谓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
二、三次文艺批判运动
1．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了唯心史观与改良主义思想，开了文学批评的粗暴风习，带来了不良后果。
2．1954年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与形而上学观点。“两个小人物”是指李希凡、蓝翎。
3．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后发展成全国性的肃反运动。1980年胡风问题得以平反,1985年胡风反党集团彻底平反。
三、“双百”方针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根据新形势和新的任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贯彻，有力地促进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文艺界迅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四、反右斗争与文艺政策调整
毛泽东同志1957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8日又为党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
新侨会议：1961年6月，全国文联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征创作会议。
广州会议：1962年3月，国务院、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大连会议：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第二节 建国30年小说
反映在两类题材创作上，一是农村题材；二是革命历史题材。
一、农村题材小说
（一）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1﹒自觉的民间立场。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他想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并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统民间声音，这是赵树理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
2﹒对赵树理的评价问题。40年代后期，被作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获得了很高的赞誉（1943年写出《小二黑结婚》，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邪不压正》引起争论。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时起时伏。“文革”时，他成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备受摧残，过早离开人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的价值又得到肯定。对赵树理的评价是与农村写作紧密相连的，它折射出文学风潮的变化。（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P204）
3﹒山药蛋派（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P75）是指在赵树理创作影响下，50年代中期在山西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小说创作流派。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韩文洲等为代表，《火花》文学月刊为其主要阵地。该派作品主要表现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体趋向，以农民大众为描写主体和接受对象，艺术上力求民族化大众化，具有淳朴自然而又生机勃勃的乡土气息。
（二）柳青与《创业史》
《创业史》属于“半部史诗”：原计划写四部，1961年出版第一部，“文革”结束后，改定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1﹒人物配置的失误。柳青主要创作意图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人物的设计上，出现了图解当时政治理念的弊病，以狭隘的阶级分析理论配置各式人物，没有脱离“左中右”的三分法和“主导倾向”与“非主导倾向”的二分法。以阶级分析配置人物为起点，把人物之间矛盾线索的安排建立在阶级矛盾、阶层矛盾的哲学基础上，使作品的情节展开，从根本上失去了偶然性和独特性。
2﹒中心人物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失误。梁生宝这个形象的原型是柳青长期扎根、深入生活的皇甫村的农民王家斌。柳青在对他的艺术改造过程中，超出了把生活艺术化的一般界限，放弃了许多具有潜在意义的生活现象，而以抽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行为尺度作不恰当的拔高。
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一）《红日》——恢弘的战争画卷
1﹒作者把写作战史和艺术创作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反映战役全貌的同时，把那些表面上看来大同小异的战斗场面描绘得各有特色；
2﹒作品中塑造了解放军高级指挥官、中下级指挥员、战士、妇女和国民党将领等几个人物形象系列，而且塑造出一些富有个性的典型形象；
3﹒《红日》是一部全景式的战争小说，除了写战场上的厮杀，还写了日常生活，写后方，写妇女，写爱情，把这些方面和战斗联系起来，以全面反映战争生活；
4﹒作品在艺术表现中的缺点是缺乏含蓄，情感倾向过于外露，以至叙述上留下较大疑点。作者常常混淆客观叙述与主观叙述的界限，有损于叙述方式的和谐统一。
（二）《林海雪原》——浪漫主义新传奇
1﹒内容上，描写了36人的小分队在林海雪原中剿灭各股反动势力的故事；
2﹒塑造了传奇英雄形象，特别是对杨子荣的塑造；
3﹒神奇的自然环境描写；
4﹒民间故事的加入。
（三）梁斌《红旗谱》——农民成长史
《红旗谱》是梁斌表现二三十年代冀中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的总名和第一部的书名。三部作品从清朝末年写到抗战初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周扬将之称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红》与革命通俗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于表现了“人”与“历史”的全新关系。《红》中的“人”是生活在冀中平原上的朱、严两家的三代农民，“历史”则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史”。第一代朱老巩——为捍卫锁井镇的48亩公田而与冯老兰发生冲突，吐血身亡；第二代朱老忠，若干年后回乡要复仇；第三代朱严两家的新一辈江涛、运涛等。三代人代表着不同的时代。
《红旗谱》同时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家族复仇”，另一个是“阶级斗争”。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的并置，凸显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而“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的转换，则书写了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梁斌说：“我写这本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这就使“家族复仇”成为“阶级斗争”的起点，同时又使“阶级斗争”成为“家族复仇”的终点。
民族化成就：主题思想上，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小说描绘了河北平原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采用比中国小说细一些，比西洋小说粗一些的描写手法。”结构、语言等民族化特点。
（四）《百合花》——个性化写作
茹志鹃本期短篇小说的取材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放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如《关大妈》《百合花》《同志之间》《三走严庄》等。另一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主要是大跃进时候的新人新事，如《妯娌》《春暖时节》《如愿》《静静的产院》等。前者重在讴歌根据地人民和子弟兵之间的鱼水关系，革命同志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后者往往通过对一个家庭内部矛盾纠葛的剖析，为读者描绘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以至人们内心深处引起的微妙变化和巨大影响。茹志鹃新时期的创作风格已随岁月苍桑有所变化，显露出深沉、忧愤、嘲讽的锋芒。
发表于1958年的《百合花》，既是茹志鹃的成名作，也是她本时期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取材于战争生活，却没有象峻青那样写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象王愿坚那样突出人物的生死考验。虽然作者也写了年仅19岁的小通讯员为掩护老百姓扑在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上牺牲了，但这种在本期小说中通常会着意刻画、重点渲染的英雄行为，在这篇作品里，仅仅只是通过他人之口侧面地轻轻一笔带过。这篇小说以其与十七年战争文学的艺术规范格格不入的音调发表出来之后，因为及时得到了茅盾的肯定才终于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占定了它的位置。茅盾及时地发现了这篇小说独步当时文坛风格，将它概括为“清新、俊逸”。
（五）《青春之歌》——知识分子成长史
原名《烧不尽的野火》，1951年动笔写作，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1959年被改编为电影（导演为陈凯歌之父陈怀皑）。
1.政治寓言。《青春之歌》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本素材创作而成的，主人公林道静是30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围绕林道静的成长，作品反映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时期中共领导的日益高涨的爱国学生运动；同时描绘了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小说出版后，主要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问题上曾发生争论。关于林道静的爱情描写，是《青春之歌》中比较精彩和深刻，富有魅力，也最有争议的部分。它的特殊价值不在一般地展示知识分子道路，而在独辟蹊径地探索和表现了中国一类知识女性充满矛盾的追求解放之路。
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父亲林伯唐是——北平城里的大地主，生母秀妮是贫农的女儿。林道静身上兼有剥削阶级与劳动者的双重血缘，形象地说明了小资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的阶级特性。在林道静成长过程中，她通过反复强调自己的二重血缘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双重身份既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也是成长的起点。
2.情爱叙事。一个美丽的少女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爱经历（杨沫回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是杨沫的情爱忏悔录。作者充满了暗示性的描写，对于余永泽而言，这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关于爱、关于美、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情趣的叙事显然无法战胜关于革命、关于民族国家、关于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当然，也不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恰恰是“政治”与“性”的神奇组合。
思考：一个青年女性对革命与生活的选择？如何看待《青春之歌》知识分子叙事的价值？
第三节 建国30年诗歌
一、政治抒情诗
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特征，最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取得伟大胜利的现实情状，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颂歌与战歌。这种范式要求诗歌一方面在内容上要以思想正确为先决，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1.抒情主人公的退隐。“人民”“阶级”“工人”“农民”“士兵”等集体概念代替了“我”。个人成为某类群体的代言人，个人的隐秘情绪被集体的共同本质所取代。个人的隐退造成了叙事因素的加强。
2.隐喻的退隐。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使语言变得纯洁、透明，但也使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
3.形式的整饬。这时期对新诗的形式问题特别重视，有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要么偏重于从民歌中学习，要么偏重于发展“现代格律诗”，但对于“整饬”的强调则是一致的。艾青、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这时期的创作，反映了新诗如何从“五四”传统转向“革命话语”的痕迹。
郭小川的新辞赋体或 “郭小川体”：大量采用排比的修辞形式，集短句为长句，强调段与段、行与行之间的对称，使作品形成排列上的均齐和音韵上的严整。作品浩荡的气势与诗人热烈的诗情相适应，表现出雄浑壮美的艺术风格。这种在“半自由体”基础上融合古典辞赋特点的诗体，正适合郭小川诗歌既长于思辩，又总是充满浓烈感情的表现特点。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精神广场，是道德语词的狂欢节，它体现着时代追求的高尚而纯真的道德。……为了道德理想成为观念统治，诗人强调浪漫主义的创造精神。抒情与哲理交融为贺敬之诗作的又一特色。他的政治抒情诗更多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
二、生活赞美诗
闻捷短诗集《天山牧歌》初版于1956年，诗集中《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为人们最为称道的两组爱情诗。诗歌特色：
1﹒闻捷诗歌充满火一般的激情。他对伟大时代充满希望，对崭新的生活包含情趣，对英雄的人民无限热爱。他的诗篇大部分内容是写新时代，新人物、新生活，能陶冶人们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健康的教育。
2. 作品以“牧歌”的形式来表现“颂歌”的主题。以一个汉族诗人的眼光来发现奇彩瑰丽的边疆风情，取得了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异族风情与政治观念的融合，产生了《天山牧歌》最大的特色是既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又充满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3．从艺术上看，摄取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恋爱场景，描摹情人间曲折微妙的内心活动。闻捷是一位兼有小说家才能的诗人，他善于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铺叙故事、刻画人物，极为细腻、动人地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诗的构思上，他不是直接抒写自己强烈的感受，而是通过一个情景、一个场面，加上抒情气氛的渲染，表现出他所颂赞的人物的性格。
1959年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是“诗体小说”，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扛鼎之作。
第四节 建国30年散文
一、散文三大家
（一）杨朔与诗画派散文
1.颂歌体的艺术格调。杨朔散文的内容题材是比较广泛的。但无论写什么，都是以“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的战士的姿态，“从生活的激流里抓起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 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海市〉小序》）他的这一选材主旨成为特定艺术面貌的典型体现而被推而广之。思考：为什么杨朔写散文会采用颂歌体的艺术格调？
2.拿散文“当诗一样写”。杨朔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对诗意的执着追求，在艺术构思、意境创造、人物描写、结构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注意营造一种诗的气氛，逐渐形成诗体散文风格。杨朔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海市小序》）。他创造性地运用我国文艺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力图在散文中创造意境。在他的散文中，人、事、景物等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组织起来，达到和谐的境界。他根据创造意境的需要，在艺术构思中善于借助景物寄情写意，往往在每篇散文中缀合众多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这些画面被意境统领起来，赋予主观抒情的色调，同时，这些画面又进一步使作品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示，形成特有的抒情基调。
杨朔散文在结构上也十分讲究，大多不直接 叙述，而用曲笔，都是“写景—记事写人—议论点睛”的三段式和欲扬先抑的开头，中间转弯，最后点题的构架。有人把它称之为深得我国古典诗词结构严谨和 江南园林“曲径通幽”之妙。杨朔的三大典范作品《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都是这一方面代表性写法。
3.关于散文“诗化”的反思
六十年代的散文“诗化”曾给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了散文这一文体由抗战以来形成的，以客观记录为特征的“通讯速写体”，向二、三十年代的主观抒情体回归，恢复散文的文学本质和抒情本性。但此时期散文“诗化”是一种浅层次的，是杨朔等散文大家为了避免散文成为“质木无文”的政治宣传品而作的审美选择。其目的如佘树森说：“既要保持颂歌的基调，又要克服前期散文创作在艺术上存在的那种直露，粗陋的弱点。”是散文在封闭中对出路的寻求；由于“诗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既定的政治题材和主题，所以这时期的“诗化”散文带有更多的理想化成分，许多散文成了严峻人生的诗意的伪饰。散文诗意与现实的严重对立，从而导致散文自身价值的失落，创作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局面，散文创作虽繁荣而死寂。
（二）刘白羽与激情派散文
刘白羽是一个富有时代感、责任感 的作家。他既有哲人的思想、智者的学识，又有战士的激情。因此，他的散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总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高度的战斗激情，雄浑、豪放、壮美 的风格。
1.散文立意的审美取向，在于引入“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激流”。刘白羽散文具有鲜明的革命主题、强烈的时代精神，艺术上多姿多彩的表现手法和浓郁的抒情色彩相结合，从而呈现出雄浑壮阔、热情奔放、生活画面美丽动人、革命浪漫主义浓厚的特色。从壮阔深远的思想境界中表现出来。擅长抒发强烈的革命感情。从景物的哲理启示中引申出来。从具有时代高度的主题得到升华。
2.激流勇进的壮美风格。壮美的建构。纵向开拓，横向展开。结构富于变化，纵横开阔，波澜层迭，格局上具有汪洋恣肆之妙。他的散文构成波澜常用“对照”和“反复”的手法。
3.想象丰富，语势浩荡。刘白羽散文语言色彩绚丽、声韵铿锵，气势雄浑，犹如宫殿楼宇，具有富丽堂皇的绚烂美。常于哲理思索中含深沉，于感情喷薄中露豪迈，于结构严谨中显跌宕，于豪辞壮语中呈绚丽，形成了他散文的基本特色：雄浑，豪放，深沉， 强烈，富丽堂皇。
缺点：有时对生活的观察尚欠辩证眼光，易为一时光明的表象所迷惑，而不能看清隐蔽着的问题，因此，他的有些作品只能产生短暂的影响，而缺 乏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在艺术上，感情的渲汇有时失去节制，含蓄不够；有的作品议论过多，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较薄弱。
（三）秦牧与新小品文
题材广泛，知识丰富；采用谈天说地、旁征博引的形式，在重视思想性的前提下，讲究文章的趣味性、哲理性；善于运用联想、比喻等手段组织材料，化抽象的材料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文本总体给人以一种学者化的印象，等等。
1.习惯将“思想”理解为“正确的政治思想”，力图让“革命化来统帅多样化”。因此文章的“哲理性”实际上是当时革命理念的机械“演绎”，导致文本主旨千篇一律。如《土地》《潮汐和船》《面包和盐》《社稷坛抒情》等篇中，秦牧分别表达了对“土地与人类的关系”“船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平凡的东西，常常就是最崇高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问题的思考。
2.往往选择一种比较小的、看似平凡的 物象，如土地、灯、花、船、菱角、古战场、社稷坛等，然后围绕着这一物象将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材料尽可能罗列出来，再理出头绪，最后用一种“无产阶级思 想”将这些材料清晰有序地串联起来形成文章。用秦牧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这种写法的反复运用，固然使秦牧形成了某种特色或“风格”，但他所运用的“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的做法，实质是制作而非创作。
二、杂文的创作
50年代代前期：纪实性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特写、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两大主题：一是对“新时代”的歌颂；另一是表现朝鲜战争中的英雄；50年代后期：文艺性散文，三大流派初露峥嵘：激情派散文（刘白羽）、新小品文（秦牧）、诗画派散文（杨朔）；60年代：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政论性杂文。
1.“三家村札记”： 1961年9月，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吴南星）为专栏作家。20世纪60年 代初，他们同在北京市工作，他们相约以“吴南星”为笔名写作。而后又参与《人民日报》开辟的《长短录》专栏写作。他们的杂文，尽管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风 格，但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主题鲜明、笔锋锐利；针砭时弊，酣畅淋漓，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 仗等各方面的经验得失；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林默涵《三家村札 记•序》（《作品》1979年第4期。
2.《燕山夜话》：1961年3月9日，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 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其文犀利明快、机智幽默，熔思想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炉。
三、本时期散文特点与不足
（一）特点
1．创作队伍空前壮阔。沸腾的现实生活激发着人们的创作热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丰富多采的素材；而散文，由于形式短小灵活，使用方便，更为众多的人所喜爱。
2．发挥“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作用，迅速及时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当前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是当代散文的突出特点。
3．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昂扬的时代精神。
4．体裁样式的发和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同样是当代散文的重要特点。散文的体裁本多种多样的，如报告文学、游记、速写、回忆录、杂感、随笔、小品、日记通信、序跋文字等，都属于这个家族。
（二）不足
1．反映生活还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本来，在现实生活中，散文是可以纵横驰骋的文体，古今中外，上天下地，无不可以成为散文抒写的对象。但是，17年中，特别是“四人帮”时期，散文创作在题材上却多所禁忌，远远没有充分描画出我国江山多娇的自然风貌和丰富多彩有社会生活，更没有能够把笔锋大胆地探到现实生活 的纵深，提出重大矛盾和重大问题来影响和推动我们的生活。这种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近几年中虽有改变，但除了报告文学产生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外，其它散文品类还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作品。
2．散文的风格还需进一步多样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来谈作为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散文随笔在建国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沉重、很艰难的话题。大体而言，除了文革十年散文基本停滞外，建国后的17年，散文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第一次是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2年。
第五节 建国30年戏剧
一、独幕剧
孙芋的独幕剧《妇女代表》：剧本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东北某农村青年妇女张桂蓉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故事。婆婆对她参加社会活动很 不满意，产婆牛大嫂因她没收了自己的假药而有意见，丈夫在母亲的挑唆下以粗暴的态度威逼她辞掉所有职务。桂蓉对此并不屈服，在翠兰的帮助下，通过说服、感 化和自己劳动学习所获成果，终于使婆婆、丈夫及牛大嫂认识了错误，建立起团结和睦的家庭，为妇女争取了应有的地位。
二、第四种剧本
指“双百”方针提出后涌现出的一种崭新姿态的剧作，是评论界对那些并非概念化地表现工农兵生活，以及除表现工农兵生活之外，还描写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等家庭 生活、感情生活的剧本的称谓。题材上体现为两个禁区的突破。代表作：岳野《同甘共苦》（1957年1月由中央实验话剧院首演，孙维世导演）、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1957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黄佐临导演）、海默《洞箫横吹》（ 1957年3月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吴坚、杨勤导演）、赵寻《还乡记》等。
三、老舍与《茶馆》
1.老舍戏剧观：“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可是，看戏就不那么麻烦。”“剧本排演出来，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明白；所以我要写剧本。”
2.《茶馆》
（1）主题深刻。《茶馆》是一部三幕历史话剧，1980年9、10月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出国演出的话剧，在欧洲引起轰动，被西方戏剧界誉为“东方的奇迹”“为史诗戏剧提供了一个典范”。
主题：“葬送三个时代，“埋葬旧时代，暗示光明的到来”。
三幕戏：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2）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第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 小的戏剧冲突连缀。这就突破了“一人一事，一线到底”的传统结构形式，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和人物。剧本以“人物带动故事”“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暗示着时代的发展，从而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神凝，以貌似平淡散乱的人物、情节织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
（3）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一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以戏剧形式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于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 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老舍称：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 和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由于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上场的人物多达70余人，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40多位。这些人物的职业、身份、年龄、性格等各种特征都写得准确鲜明，很少当时戏剧中那种千篇一律 的模式化和脸谱化。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是贯穿全剧的三个人物。
（4）语言纯熟、精湛，富有动作性和潜台词，个性化强。A.叙述语言（舞台提示）；B.人物对白、独白，潜台词丰富，“三笔两笔画出个人物来”。
四、历史剧
（一）郭沫若《蔡文姬》
“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替曹操翻案。” “蔡文姬的悲欢离合为全剧主线，替曹操翻案则是全剧的主题。”——焦菊隐
蔡文姬：饱经忧患，感情深沉，胸怀宽广，才气磅礴的爱国诗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曹操：卓越的政治家（迎文姬归汉）、军事家（善于用兵）、文学家。生活俭朴，平易近人。
历史剧《武则天》（时代推崇开辟历史“新纪元”的“风流人物”）
（二）田汉《关汉卿》
1958年发表的大型历史话剧《关汉卿》，是田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这位文化名人戏剧活动七百周年而创作的。为了复活这位公元13世纪剧作家的形象，田汉运用想象，把剧情集中在关汉卿以怎样的动机，从何处得到力量来创作《窦娥冤》这一具体事件上来，从而绕开了对关汉卿传记式的介绍。《关汉卿》既具中国古典戏曲抒情性的神韵，又符合西方写实话剧的冲突规则。
1.关汉卿形象：田汉笔下的关汉卿，是一个以笔代刀，向黑暗势力勇敢进击的剧作家，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散曲《不伏老》）。田汉紧紧围绕《窦娥冤》的创作和演出来组织戏剧冲突，表现主人公性格的。作品有层次地描写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田汉将关汉卿塑造为一个人民的代言人、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一个不向任何外在的压力屈服的“真正的人”，是很符合30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职责与形 象的集体认定，也可以说是对反抗黑暗、为被压迫人民代言这一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的自觉捍卫。在这个意义上，关汉卿不是一个现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型 的人物。他象征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2.艺术特色
（1）采用戏中戏的结构手法是本剧的主要艺术特色。作者围绕杂剧《窦娥冤》的写——演——再演的过程组织故事，使人物、情节、矛盾、波澜依次出 现，高潮迭起。而人物性格就在戏剧冲突不断展开中得以表现。“写”是情节的发端，为平民百姓伸冤是写的动机。因商量写和演，引出演员朱帘秀、作家杨显之等 人。因企图阻挠《窦娥冤》写作，引出叶和甫。接着因“演”而展开尖锐的戏剧冲突，一方是关汉卿、朱帘秀等，另一方是阿合马等，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把 情节推向高峰。最后，围绕着“再演”，矛盾进入了高潮。阿合马见台词竟然不改，恼羞成怒，把关、朱投入大狱，并挖掉赛帘秀的双眼……。整个剧情发展舒卷自 如，浑然天成，表现了黑暗时代人民的冤、恨、反，歌颂了为呼唤光明而献身的精神。
（2）诗情与剧情融合是本剧又一艺术特色。田汉是杰出的戏剧家，又是著名 的诗人，他常在剧中加诗、添唱，以突出主题，使剧中有诗，诗中有戏，情深意远，感人肺腑。如芦沟桥送别等，都寓情于人、于事、于景，造成浓烈的抒情气氛。 而插曲《蝶双飞》和《沉醉东风》，既是激越的诗章，又把剧情推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