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默尔的生平与著作

1.生平。

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 John Famer），美国当代著名行政学家，也是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先后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其从事行政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前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多年。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行政学家，他以其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丰富的行政经验长期致力于行政学理论研究，他对西方行政学发展的最大理论贡献便是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2.著述。

《公共行政的语言》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作，是法默尔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探寻部分，法默尔基于后现代的这些特质将后现代公共行政视为 “是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并进而提出了可以引导我们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后现代重建的四个方面：想象，解构，变样和去领地化。

二、产生背景 

（一）现代行政语言的局限

    从语言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不仅仅是意志，思想的载体和工具，更是构建我们的思想，世界观，存在，言语本身的结构性力量。甚至有人认为，并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的先验的规则。所以，现代主义下的公共行政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言，即现代主义公共行政语言。

   在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中，尤其是官僚制，认为人们可以理性的认识世界，这种解释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假设，在这之上形成了现代文明，并为之提供合法性，因为人们通过官僚制可以理性的认识世界，所以人们要选择官僚制，并集中力量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于是就有了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和“元话语”。但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所谓一种语言的现代主义行政和它的结构形式官僚制存在局限。

（二）官僚制的合法性基础受到质疑

    官僚制要成为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的工具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官僚行为标准的静态理性状况；第二是完整的理性能力；三是政策程式的完美，即官僚能够对事不对人，有对事情判断和处理的能力，并且程序能够顺利的被执行，  

    但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了官僚的自利倾向否定了第一条，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否定了第二条，现实中的种种代理成本和额外资源消耗又否定了第二条。现实中的种种代理成本和额外成本又否定了第三条。于是，官僚制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质疑。

（三）官僚之下的“独白式对话”

    官僚制中，组织流畅运行的条件是绝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因此，他主张民主代表负责制的反馈循环民主模式，也就是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代理他们制定，颁布，实行代表他们利益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具有专业能力的官僚高效地执行法律，而政治代表进行法律的制定和对执行的监督。在这一模式下，常常会出现官僚之间的对话和意思表达而缺失了公民的空间。也就是“独白式对话”，其实，这里出现的就是形式上的民主和是实质上的民主的矛盾，现代主义下的官僚制模式就是形式上保障了民主，而抛弃了实质上的民主。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理性的精英行政解决了管理方式选择并简约了决策过程，但是一旦精英行政的结果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则对公民对于官僚的信任危机很难得到解决。

三、哲学基础

（一）后现代公共行政哲学本体论

  1.组织中个人的人性本质与行为是行政哲学本体论的主要内容，也是行政哲学与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点。在公共行政学中，事实上也存在着有关人的本质、理性的限度、政府的实质等方面的基本假定，只是这些基本假定没有被鲜明地、理论化地归纳、提炼出来，但是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假定进行了初步的阐述。

  2.美国行政学家西蒙认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从而构建了具有鲜明西蒙特色的行政行为理论。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哈蒙认为，人和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对等的互动关系，人本身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

  3.法默尔、福克斯和米勒三位著名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一反公共行政对人性本质的质问，转向话语分析，建立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真实、诚实和坦诚对话为基础的话语理论。

（二）后现代公共行政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1.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反对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僵化话语并打破思想禁锢的反权威主义，强调以差异性去打破整体同一性并破除理性主义和唯我独尊之启蒙心态的反启蒙主义，将所谓神圣性绝对主体消解还原为凡夫俗子、并透过他去对人间世界作出自己独特陈述的反主体性，以及抛弃所有形而上学大话和宏大叙事、并从绝对理念和终极价值走向具体经验和个人独特阐释的反形而上学性等共同的特征。

  2.语言解构和建构。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上的话语解构和建构活动，是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

  3.公共行政领域更多的认识和努力应致力于通过语言解释而不是通过实证研究来开展。

四、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批判 

（一）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反思

  1.现代性的乐观主义态度。现代思想起源于古希腊追求和谐统一的传统，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发扬而蔚为大观，它高扬理性与进步的大旗，追求确定性，反对偶然性，使人们从蒙昧和神秘中解脱出来，它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追求永恒真理和终级价值。

  2.现代性以人为中心。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对中世纪的神道的超越。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用人义论（人道主义）代替神义论（神道主义），凸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直至将人当作世界的中心和自然存在的统治者。   

  3.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主体－客体二分法、征服自然的学说。后现代人与现代人有完全不同的形象：现代人是征服者，而后现代人则把守护世界的身姿投射在天地之间。

（二）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

 1．特殊主义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伴随着专业分工原则在现代公共行政领域的应用，政府的行政效率着实得到了很大提高。然而，法默尔认为，尽管基于专业分工原则形成的公共行政领域的学科专门化和自主性——即特殊主义。一直都有益于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但是现代公共行政的这种特殊主义特征往往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特殊主义使得于20世纪初主要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只局限于美国的论域，局限于一种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进行的狭隘、僵化的分析性划分，局限于只关注政府的功能问题，进而使我们无法通过对不同社会的考察来传输创新举措，使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之间难以相互学习并会忽视二者的相互联系，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更多强调功能和程序而更少强调其内容和行动的竞争性范式。

2．科学主义的局限性。     

  自威尔逊提出要创立一个独立的行政学科领域以来，建立和发展一门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行政科学是许多现代行政学者的孜孜追求然而，在法默尔看来，“科学”一词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往往只是用来赋予某一种理念以重要性，或者只是用来以假定具有科学质量的东西来掩盖某一假设和观点。他认为，按照后现代主义观点，“科学的理念或实证主义的思想如果是按照科学的程序得出的话，那么它们往往就享有特权，因为它们被视为可以为真理提供更大保证。”嗡而，尽管“科学陈述只在认识论上享有特权，但是这种科学陈述之特权地位的根据并不清楚，当公共行政研究局限于某一科学基础进而拒绝给予价值陈述以相同的认识论地位时便会出现反例”，因为公共行政不仅需要事实陈述，也需要价值判断，而科学主义并没  有为公共行政中的伦理提供任何空间。

3．技术主义的局限性。

  公共行政一直都与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有关，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的话，这就是公共行政的技术。尽管技术(技术主义)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已经产生了巨大收益。然而 “现代主义的技术理性化往往倾向于把公共行政研究从技巧转向基于科学的技术。作为技巧公共行政更容易受经常出现的时尚影响。作为基于科学的技术，公共行政则往往会遇到我们前面谈到的科学主义的悖论”，技术主义往往会对伦理考虑视而不见。在法默尔看来，所有的现代社会系统往往都倾向于希望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找到技术答案，但是，这种对技术答案的寻求往往都是赶时尚。其实，公共组织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含量很低，但它在通常情况下却总是高技术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法默尔尤其担心低技术含量的官僚工作和高技术系统都会丧失人性，所以，他强调：“作为技术系统之促进因素的公共行政与作为个性之促进因素的公共行政之间存在悖论。”

4．企业逻辑的局限性。   

  自泰勒的科学管理理念被引入行政管理领域，尤其是伴随着20世纪后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的政府再造运动，引导公共部门更具顾客导向，进而号召行政管理者要像企业家那样行为并且要突破官僚体制，这便是一种直接取自企业管理的理念。然而，尽管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普遍支持将企业理念应用于行政管理，尽管市场、民营化和企业家精神等都是提高效率的有力工具，但它们却并非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企业逻辑应用于行政管理的创新举措已经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公共官员应有的动机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私人部门企业家的动机则是自利”，“尽管民营化和政府内部的竞争能够产生一些收益，但是就像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不能导致最优结果一样，完全的民营化也不是解决官僚制问题的可行办法”。

5．解释学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包括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所寻求的是一种基于某种“宏大叙事”并试图运用“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广泛解释。然而，尽管这种“对公共行政中合理意义的寻求到某一时刻很有用，但是在每一个方面(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逻辑以及解释学)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都会遇到一些限制其解释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墙壁”。尽管这种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解释学能够对思想和统治做出解释，但它也明显有局限性，因为它试图采用的是一种“元叙事”的观点，而这种所谓“元叙事”的观点不仅使得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通过选择一种特定的观点或“语言”来错误地描述行政现实，而且还很可能会把那些没有能力为自身利益去操纵现代生活的人们排斥在外。 

五、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探寻 

（一）想象

“合理化”（理性）压抑“想像”，因此，法默尔强调，在后现代，想像将会比作为现代特 征的逻辑中心论更有价值，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制定规则和遵循程序之现代主义行为的行政精神”，“是一种可以为想像力的发展提供主要角色的行政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管理的艺术， 想像将会提供现代“理性”规则导向的官僚机构所缺少的许多机会。

（二）解构 

法默尔利用解构来拒绝给予源自官僚制的权力话语以任何特权地位，他强调，在公共行政语境中，解构可以被用来质疑我们据以建立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前提基础，可以打开一种反行政的新视野，为一种试图使公共行政思维摆脱官僚等级观念和偏见束缚的解放准则扫清道路。（“反行政”） 

（三）去领地化 

所谓去领地化，本质上是一种试图打破在所有组织中都可以发现的结构领域 的分析方法，这些领域体现为僵硬的部门和科局范畴，表现为为公共服务准备人才的特殊专业和 教育过程，以及表现为工作划分的所有其他方式。（打破“圈子”） 。

（四）变样 （他在性）

他通过“变样”这个术语来探讨公共行政的道德世界，在他看来，“变样”意味着一种对行 政人员应该怎样与他人相处这一问题的基本关注，意味着重新强调受压迫、被抑制以及被排斥的群体。

六、简评

1.法默尔正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态度强调，对现代公共行政文本中一些“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性叙事要加以质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他试图对公共行政的语言进行扩展以便公共官僚体制能够转变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力量”。 

2.法默尔宣称，伴随着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取代，将会产生一种扩展公共行政语言的机会，按照他的这种反思性语言范式，目前的公共行政语言将与后现代扩展的语言共存，并融合进后现代公共行政语言的框架之中。

3.法默尔所做的既不是一种辩论也不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批评，而是在承认现代主义的成就和逻辑限度的基础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揭示现代主义框架内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进而探讨后现代主义超越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思想局限性的潜能。这种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平衡是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最显著的方法论特征。

4.法默尔选择的哲学认识论高度才使得其理论对于公共行政尤其是行政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探讨对于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更为重大并且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