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及其他

1.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全球化

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会会长，1997年担任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吉登斯曾被誉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有：《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超越左与右》（BeyondLeft and Right）和《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等。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与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m）的“地球村”假说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理念与逻辑。“地球村”假说和哈维的“时空压缩”论一样，强调现代传媒革命对地理空间外在的超越。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扩散，资本主义现代性把地方性的社会关系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关系，让世界内在地全球化了。

全球化究竟是一个什么现象？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使众多相距遥远的地方性社会联系在一起，地方性的事件随之影响到远方，远方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当地。”吉氏认为，全球化肇始于18世纪的欧洲，其信号为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1〕 他的全球化理论围绕现代性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吉登斯断言，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其发展表现在时空转型、社会系统的植出（disembedding of social systems）以及知识体系反思性的出现。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时空关系的转型最具根本性。时钟的问世把时间从它与特定地方的关系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标准、空洞的时间，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社会组织时间的方式统一后，世界标准日历随之问世，各个区域的时间通过时区的划分得到了协调处理。跨区域的时间协调处理是人们控制空间的基础。在前现代时代，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相互重叠。现代性的膨胀让远方的人们介入到我们的社会，并且对之施加影响，把地方与空间这两个原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渐渐剥离开来，制造出与特定地方分离的、空洞的空间（empty space）。世界地图的发明就是空洞空间出现的标志之一。

时空分离对现代性的扩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社会关系的植出，即向远方延伸的首要条件。一方面，时空的分离以及两者的标准化把社会活动与特定的语境切割开来；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植出机制加大了时空延伸的限度，为人们摆脱地方习性和惯例开启了可能。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提供了组织机制。现代组织机构能够把地方和全球的部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再次，现代性使历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穿插和挪用变成现实，为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时空的标准化和普遍化使人们形成了世界历史的经验与行动框架。

现代性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社会关系的植出。传统的社会学家一般以“功能的专门化”——社会分工来划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没有从时间—空间的延伸来解释两者的差异。时空转型赋予现代社会两个强大的植出机制，即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和专家系统。时空标准化和普遍化后，钱币等象征标志逐步世界化、统一化，大大地延伸了时空，使地方性的社会关系渗透到远方。专家系统是指当今社会中那些把广阔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组织起来的技术成就和职业技能。和象征标志一样，它们通过汽车设计、公路建造和交通照明等专业知识向远方的人们提供“承诺”（guarantees），使社会关系脱离了直接的语境，不断向远方伸展。

现代性的第三个重要后果是知识体系的反思性。 〔2〕 传统社会并非完全静止不变，但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关系，它们的变化就很少能产生某种意义。文字的出现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规模，但没有对传统形式的文化反思形成根本的影响，大部分的文化反思仍局限于对传统本身的重新解读和阐述。现代性的出现使文化反思有了不同的特性。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以未来为定位，传统依然存在，但只有经过现代的反思它才获得存在的意义，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新信息和新发现的重新估价和改变，连反思活动本身也不能幸免，标新立异成为一种社会偏好。启蒙运动后，当人们声称要用理性取代传统教条时，他们似乎找到了更确定的行动指南。然而，理性本身也被现代性的反思所颠覆，社会中的一切都如同流沙，失去了稳定的根基。在一切都无法确定、一切都不能被最终证明的情形下，人们的自我知识不断得到系统的更新，现代性得以在世界上自由地四处流动，促进全球性联系的增强。

现代性以其四种制度化的形式从地方社会向全球拓展，它在全球扩散的机制包括四个层面：资本主义（capitalism）、产业主义（industrialism）、监督（surveillance）和军事力量（military power）。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制造系统，以有资产的业主和无资产的工薪阶层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产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但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商品生产中以及生产过程中对无生命的物质资源机械的使用。资本主义社会和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以民族国家为首的大规模监督体系的建立。监督体系有时以监狱、学校和工作单位等形态出现，但它更显著的特征是对信息的控制。现代性制度的第四个层面是军事力量，即对暴力的控制。在前现代社会系统中，军事力量一直占有中心的地位，但那些文明的统治者从未在他们的领土内垄断暴力工具，现代国家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以上观点大致可以总结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演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产业主义的扩展促进了国际劳动分工；监督体系的发展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军事力量占有形式的扩展强化了民族国家体系，决定了世界的军事秩序。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在上述四个层面上不断进展，最终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吉登斯并不同意某些学者从经济学角度视资本主义为全球化最根本动力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总体上循着一条辩证的轨迹向前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它们的背后皆有文化价值的支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推”和“拉”互动构成了全球化辩证逻辑的层面之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寻求全球性扩张，各个民族国家则试图保障主权的独立。虽然在一般情形中它仍受制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但它对国家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在有些领域世界经济已经取得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位。国际劳动分工是全球化的第二个层面。跨国公司为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建立起自己的生产基地、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民族国家则利用它的政治力量制约跨国公司。与此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充斥着不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同强势国家展开斗争。国际分工在两者的推动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世界军事秩序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层面。世界军事秩序与民族国家体系有重合之处，但也有它自身的特征。它主要表现在诸如美国、（前）苏联等大国的崛起和小国与大国的联盟以及弱小国家之间的联合和战争等复杂的互动中。核武器出现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失去大的可能性，但超越国界的军事行动仍然频繁，冲击着世界军事格局。产业发展是全球化的第四个层面。二战之后，世界劳动分工产生重大进展，各部分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生产分布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和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家的出现等使世界经济在产业上的分工与相互依赖更加深刻。在产业全球化的进程中，机械技术的扩散起到了最显著的作用。全球化的四个层面之后存在着更具根本性的文化意识。通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传媒的发展使信息共享成为现实，一种超越地方的、更具普遍性的文化思维悄然萌发。

全球化的维度

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散机制，它以时空的转型，即时空的抽象化和标准化为先声，以交换媒介的抽象化以及知识的反思性为后继，在世界体系中地方性与全球性两股辩证力量的推动下不断扩展，同时在全球性文化意识的助推下逐步走向深化。

迄今为止，全球化理论层出不穷，佳论如潮，但吉登斯的论断仍不失其经典性。他的理论从现代性扩散的角度，把全球化运作的内在逻辑生动地演绎出来。就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现代性”而言，吉氏没有承袭欧洲很多学者把它看作“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从多维的视角，对它进行全新的解释。就其观点而言，吉登斯跳出了从单一经济角度界定全球化的窠臼，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全球化的运作机制。约翰·汤林森指出，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精妙深奥，极具洞察力地向人们系统地展示了技术与文化如何一道推动现代性的生发，揭示了地方社会关系如何在现代性的洗礼下转变为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历程。〔3〕 诚然，吉登斯的理论也有一些明显的缺憾。首先，他的理论在概念上有些不尽如人意。吉氏提出的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即资本主义、产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中，资本主义和产业主义基本上都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监督和军事大致可以划归政治范畴。吉登斯虽然说明了两组概念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在意义和功能上的交叉与重叠仍容易引起人们的困惑。乔纳森·弗里德曼（Johnathan Friedman）从人类学视角对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进行批评。他指出，现代性的几个概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吉氏在建构理论时更多地考虑到列出相关概念的条目，较少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体现了他在解读现代性时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现代性扩散的几种机制不外是人类体验世界的形式从现实的到抽象的、根本性的重新定位。〔4〕 其次，吉登斯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研究发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并非现代性的偶然后果，它是原先国家形式大规模系统演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为时空转型和知识体系的反思性奠定了基础。〔5〕 此外，吉登斯的理论集中探讨了技术革新对全球化的影响，仅仅简要地说明了文化的地位，没有给予它以足够的关注。〔6〕 在文化全球化方面，另一位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的论述更为系统而全面。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2. 作为全球场形成的全球化

罗兰·罗伯逊是国际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原先在英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阿伯丁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座教授。他的代表作包括《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和《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等。罗伯逊反对许多学者轻视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研究方法，他强调，我们正处在全球性范围的政治文化时期，不仅要对世界政治采取一种文化关注，而且首先要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现象。〔7〕 在罗伯逊看来，全球化是世界结构化的过程，昭示了全球各部分之间互动的不断加强以及人们的全球性思维逐步形成的发展历程。〔8〕

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也不能被看做现代性的直接后果，它是一个相对自主、多维、复杂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把世界当作整体的全球意识的增强。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大体经历了萌芽、启动、起飞、争霸和不确定五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5世纪初期延续到18世纪中期，其重要的特征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成长和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扩大，以及近代科学的发展。启动阶段从18世纪中叶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其关键性的标识是同质性、单一性国家观念和国际关系概念的显现及其欧洲式思维定式的形成。起飞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重要的转变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社会和民族认同观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日趋单一。争霸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延伸到60年代后期，其显著特点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暴露出脆弱性，战争和冲突使人们关注人类的本性和前景。不确定阶段从60年代后开始，并且在90年代初显示出危机趋势。在这个阶段中，人们的全球意识增强，全球性机构、全球交往及全球问题迅速增加。〔9〕

罗氏的全球化理论有几个关键性概念，它们是全球场、全球性、结构化和相对化。全球场概念类似于沃伦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沃氏从世界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部分组成的世界体系，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中心对外围地区的不平等交换。罗伯逊提出全球场的概念是要避免沃伦斯坦的单一视角，较为充分地展示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场由自我（selves）、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人类（humankind）四种主要元素构成。它意味着世界相互联系的总体性，为学者们将世界作为整体思考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罗氏对此概念没有作出严格的界定，有时把它理解为世界秩序，有时把它理解为全球人类状况。总的来说，他是要借助这个概念再现世界性联系以及全球某种意义上的统一性。全球性是指世界作为整体的意识，与地方性形成对比的关系。结构化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西方化”、“帝国化”、“文明化”或“美国化”，而是世界成为单一社会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世界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化是指全球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相对化牵涉到一些情景问题，其来源是：意识到其他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挑战。在一个具有高度联系的世界里，不同文化的接触机会不断增加，人们越发意识到彼此的区别和共同的命运，同时他者的形象可能变得越发模糊。〔10〕 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的相对化过程后，人们无法再以传统的思维来定义自我、国家或社会。

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模型力图从多维的视角来解读全球化进程中个人或集体行动者如何与世界进行互动，其间世界如何趋于整体化的问题。他提出，全球化是全球场（global field）的发展过程。全球场的四个主要元素可以看作四个参照点，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地发展变化，一起推进全球社会的演化。从全球场的运作机制看，民族社会与自我和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引发了个体与社会的论争以及社会认同的相对化；自我与民族社会、世界体系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引起了社会参照系和自我认同的相对化；世界体系与民族社会、自我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导致了现实政治与人性的争论以及社会的相对化；人类与其他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又造成了公民资格的相对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自我是全球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日益上升，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控着个人，但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扩大了个人的活动空间。

罗伯逊在建构全球场理论时强调：（1）一个人若要对整体化的世界作现实的理解，他必须认识到全球场四种元素的相对自主性，每一种成分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其他成分的制约。（2）就全球化的因果机制或推动力而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仍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全球化；以文化的视角审视全球化时，我们既要避免把文化当作整合社会的元素，也要避免陷入文化主义——以文化本身为中心的社会学。（3）强调全球场中若干相对化的过程并不是对分化论的否定，全球化复杂的进程中，社会分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任何试图以特定视角的稳定性来解读全球化现象时所面临的挑战。〔11〕

全球场模型

罗氏认为，全球化总体上沿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以及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辩证逻辑向前推进，但他承认例外和悖论的存在，体现了以多重维度和多重逻辑解读全球化的思路。普遍性的特殊化是指被定义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全球的具体化；特殊性的普遍化指的是对特殊的东西、对身份的追求在全球具有普遍性。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构成世界结构化的轴心，两者相互渗透，它们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例如，资本主义文明曾经以普遍性的面目向全球扩散，但同时它又在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本土化；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运动有着鲜明的特殊主义诉求，但当它们发展壮大、变成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后，又变成普遍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依据全球场论，罗伯逊推测世界的未来有可能呈现出下列四种景象：

全球共同体之一：这种全球社会主张，世界应该由一系列相对封闭的社会共同体以对称或不对称的方式联合起来。主张对称式联合的人认为，所有社会团体在文化传统、制度和人种上彼此平等；认同不对称式联合的人认为，在所有社会团体中，有个别或少数团体比其他的更重要。以本土传统的神圣性为基础，倡导全球相对主义的观点属于对称的范畴；那些宣称他们的社会共同体是“中央王国”或“领导社会”的观点属于不对称的范畴。在20世纪末，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个人只能在界线明确的社会团体中过上满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强调个人主义或个性，而是他们特别关心面对全球化的“危险”个人产生的“无家可归”感。

全球共同体之二：这种全球社会主张，全球秩序只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同体中；世界可以通过集中或分散的方式联合起来。主张集中式联合的观点认为，世界应该有全球范围的、涂尔干（E. Durkheim）的“良知集体”；持分散联合观点的人认为，在更加多元化的基础上全球共同体也是可能的。两者都强调人类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关键因素，相信人类的统一性有助于全球化危险的消除。

全球法理社会之一：这种全球社会将全球状况视为一系列开放的社会，它们相互之间有着高度的社会文化交流。主张对称联合的人认为，所以社会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在文化和物质交换上是互惠的；主张非对称联合的人认为，世界应该有主导和霸权的社会，它们在维持世界秩序中有着战略性作用，构成世界秩序的主要机制。两者都认为民族社会必然具有全球社会的核心特征，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合作，或者建立社会间的等级关系。

全球法理社会之二：这种全球社会主张，世界秩序只有在正式的、规划好的世界组织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认同于集中化联合的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强大的、超自然的政体；认同于非集中化的人认为，全球范围内、类似于联邦的共同体就可以维持世界秩序。两者都认为，由各个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是全球人类不可缺少的社会机制，它的系统化是人类应付全球化危险唯一有效的途径。〔12〕

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从多重的视角，尤其是文化的视阈探讨世界如何连接为整体及其全球意识如何形成的问题。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不容忽略。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基础性的层面，影响到全球机制的各个方面。〔13〕 约翰·汤林森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化对全球化至关重要，是其建构意义的场所。〔14〕 沃伦斯坦和吉登斯等学者虽然指明了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理论却并没有从文化的视角去作分析。罗伯逊的全球场论有力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球场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果，它是一个极为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多维的社会进程。该理论视普遍性的特殊化以及特殊性的普遍化为推进全球化的两股根本动力，高屋建瓴地昭示出人类在分化中走向整体的宏大趋势。世界整体化趋势告诉人们一个全新的信息：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以和谐的或不和谐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一种日益决定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全球社会参照系已然形成。全球场论的强大解释力在于它较为全面地考量了全球化的主要因素，许多学者忽略的个人因素也被纳入其中，体现了罗氏敏锐的学术眼光。

罗伯逊的全球场模型超越了单因论，综合考察了全球化的主要因素。与吉登斯在逻辑上侧重技术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相比，罗宾逊显然更注重知识的扩散以及全球意识的作用，有轻视权力的倾向。弗里德曼指出，权力的消长是全球体系得以运作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考虑霸权、抵制性的认同、支配性和从属性的话语这些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全球体系中的文化过程。”〔15〕 更为客观地说，全球化是由知识的增长与交流以及权力的聚积与扩散来推进的，有时知识是主导性的力量，有时权力成为主要的角色，有时则两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3. 全球交际能力理论

陈国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考全球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问题，曾经几次修改和完善他原有的理论。为了分析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的变化，他拓展1996年与斯塔罗斯塔一道创建的理论，提出全球交际能力模型。陈国明于2001年初步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能力的新内涵，然后于2005年全面诠释他扩展后的理论。 〔16〕

全球化是世界日益整合、相互联系不断密切的过程，其影响波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意味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互动的加强，还意味着交际观念与方式的改变。全球跨文化能力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论断之上：全球化语境对人们的交际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有效地进行交往，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人们不仅要拓展视野，发展全球思维，而且要培养新的行为模式，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人的理解与创造的潜能。

全球交际能力模型有四个基本概念：（1）全球心态（global mindset）；（2）拓展自我（unfolding the self）；（3）绘制文化地图（mapping culture）；（4）加入互动（aligning interaction）。每个基本概念包含四到五个子概念。陈国明1996年的理论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全球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在原有三个层面之外，增加了第四个层面——全球心态。全球心态是指“对其他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以推动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17〕 心态在心理学中代表了个体或群体的思维模式。在认知功能上，它起着过滤器的作用，引导人们以某种特别的视角认识事物，理解意义。全球心态大致等同于全球思维，它构成全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在交往中呈现出下列五个特征：（1）文化的敏感性；（2）开放性；（3）丰富的知识；（4）批判性与整体性；（5）灵活性。

具备全球心态的交际者有着健全的自我，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们对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持开放的态度，有不断学习的欲望，乐于迎接文化差异的挑战。具备全球心态的人能够开阔视野，洞悉文化间的异同，逐步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积累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的知识。他们具有批判性、整体性思维，能够在全球化纷纭复杂的局面中理出头绪，全面而非孤立地看待世界。最后，他们在思维与行为上具有灵活性，能够准确地解读信息，及时作自我调整，把全球化造成的各种不确定性与变化转变为发展的机遇，游刃有余地进行交际。

拓展自我体现了交际者的情感能力。它是指交际者逐步自我更化、渐次提升人格的过程。发展全球交际能力要求人们扩展自我，提高灵活性、敏感性、开放性与交往的动机。拓展自我意味着交际者不断地进行自我熏陶、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超越及其自我净化，培养移情能力，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理解文化差异。他们努力寻找共享的交际符号，通过换位思维来认识他人，以积极的倾听和回应来表达理解，建构互惠关系。概括地说，拓展自我包括自我净化、明确学习的动机、提高跨文化敏感性、创造性和移情的培养四个基本方面。

绘制文化地图反映了交际者的认知能力，即获得文化知识的能力。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生活方式、思维范式和表达模式交织在一起，迫使人们了解其他文化的特点、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绘制文化地图的能力反映了交际者对自己与他人文化的理解能力，昭示的乃是其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迷惑阶段（bewilderment），交际者徒具肤浅的文化知识，对差异感到惊讶；（2）挫折阶段（frustration），交际者对他人文化特点的了解加深，巨大的反差使他们内心产生矛盾，不理性的思维使他们对差异感到沮丧与失望；（3）分析阶段（analysis），交际者开始对文化特点上的差异作理智的分析，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它们；（4）沉浸阶段（immersion），交际者对其他文化产生移情，能够从对方的视角来看待差异，沉浸于其他文化之中却不觉烦恼。

加入互动体现交际者的行为能力。发展全球交际能力需要培养一系列的行为技巧，这样，交际者才能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全球化中的新交际模式，有效地与他人交往。在解释行为能力时，陈国明沿用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的概念“灵巧性”（adroitness）。灵巧性是指个体与其他人或环境互动，作自我调整、实现沟通的能力。它涵盖两个要素：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有效性是指交际者在全球交往中选择交际行为、完成具体目标的能力。交际目标包括获取相关信息、准确判断对方的反应、选择交际策略和正确评估互动后果等。更具体地说，有效性是交际者最大限度地控制交际过程或环境，轻松地与他人分享情感，给予对方必要的提示，确立交往仪式，全面捕捉文化差异与共同点的能力。得体性是指交际者在全球交往中，适应各种语境或规范，从容交际而不逾矩的能力。得体的交际者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传达的内容前后一致，并且与话题或语境相关，其表达的方式容易让人接受。〔18〕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以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维护面子，处理好人与环境以及交际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而言之，全球交际的得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个人方面，交际者需要掌握语言能力、行为的灵活性、互动的管理和身份的维护能力。在环境方面，交际者需要掌握应对全球社会的变化与复杂性的能力。

全球交际能力模型

全球交际能力模型探究了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的新内涵，其观点归纳如下：全球化扩展了人类交往的范围，改变了他们的交往模式，人们需要发展新的观念与能力才能成为胜任的世界公民。全球心态是发展全球交际能力的基础，拓展自我、绘制文化地图和加入互动构成其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全球心态体现在交际者开阔的视野、对差异的尊重、对社会变化的适时调节以及对全球化进程开放的价值取向上。拓展自我是指交际者不断完善自我，乐于学习，培养跨文化敏感性、创造力与移情的能力。绘制文化地图反映了交际者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交际者从对文化差异感到困惑、步履艰难，逐步形成正确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如鱼得水地交际。加入互动是指交际者的行为能力。成熟的交际者能够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形式传递信息，其行为比较灵活，可以轻松地驾驭互动过程，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身份、不失脸面，巧妙地处理全球交际中的各种变化与复杂的情形。

跨文化交际能力极为复杂，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形成迥异的解读。 〔19〕白瑞和金荣渊都曾以全球化为新的背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作新的诠释，但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实际上仅仅运用原有的理论解析当今的新问题。 〔20〕 比较而言，陈国明的理论最为系统，也最具新意。他把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理论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简洁地阐述了全球交际能力的基本要素。当然，陈国明的全球交际能力模型仍然是一个初步的理论。从前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心态、拓展自我、绘制文化地图和加入互动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甚明朗。实际上，该理论主要探讨了全球交际能力的含义，并没有深入揭示各个变量的逻辑联系。此外，该理论对全球化造成交际复杂性的论述比较单薄，没有说明其根本的后果。全球化形成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文化边界的模糊化以及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它还表现在不同文化的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文化的杂糅和挪用等都是文化交织的具体例证。其最显著的后果便是跨文化空间的急剧膨胀，它要求交际者提高整合能力，努力建构跨文化参照框架与跨文化认同。全球交际能力模型尽管有薄弱之处，但为我们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解释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蓝本，同时也为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本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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