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应与通融的理论

1. 文化适应理论

约翰·白瑞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一直致力于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建构出了理论模型。其后，他不断改进和优化原有理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本世纪初仍在继续探索新的议题与趋势。例如，他于1980年完成的“作为文化调整变体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1992年的“在新社会中的文化适应与调整”（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new society）和2008年的“全球化与文化适应”（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等。 〔3〕探讨文化适应的学者为数不少，但白瑞无疑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4〕 他的理论系统地解析了文化适应的概念、过程、策略与后果，在欧美与亚洲等地得到广泛的运用。本书选取他2005年的版本作评介。 〔5〕

当移民们定居他乡之后，他们要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融入地方社会。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有些人觉得，适应新的文化意味着抛弃原有的文化；有的人认为，学习新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保留原有文化，两者可以并存。文化适应理论重点探讨少数群体如何在新的社会中适应新的文化，处理好故土文化与移居地文化关系的问题。白瑞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人们进入新的文化时都要作自我调整，他们作自我调整时有多重选择，在改变自我的同时也改变他人。文化适应理论超越了早期同化论中单向调整的片面性，从双向互动的视角来理解文化适应。它的基本概念有五个：文化适应（adaptation）、文化适应环境（acculturation contexts）、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onstress）和调整（adjustment）。

文化适应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很多学者对此概念作过定义。例如，史蒂文·瓦格（Steven Vago）提出，文化适应指的是经过长期面对面的接触，沾染上另一个文化习性的现象；格莱伍兹（T. Graves）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一个人在接触新的文化后发生的变化。 〔6〕白瑞认为，文化适应是指双向的文化过程以及在跨文化接触后发生的心理变化。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变化，即群体的与个人的。在群体层面上，它涉及文化实践在社会结构与制度中的变化；在个体层面上，它涉及个人行为的变化。文化适应过程中，交际双方相互谦让、相互调整，彼此都发生改变。

文化适应环境是指人们进行跨文化调整的社会环境，它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二方面是交往双方原有的文化；第三、四方面是交往双方所属的、不断发生变化的族群；第五是接触与互动的性质。任何文化适应都与一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要全面理解文化适应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移民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从而确定其迁移的动机。其次，我们需要分析移居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看它奉行的是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狭隘的同化主义。再次，我们需要分析当地社会对移民的态度，看它是愿意接纳、友善对待移民，还是排斥、敌对或歧视他们。

文化适应策略是指移民在新社会作文化调整时选择的方法，一般包括态度和行为两个要素。态度指的是移民们如何适应当地文化的偏好；行为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实际行动。文化适应策略构成白瑞的整个理论的主干，它的起点是移民们进入新社会时所思考的两个基本问题：（1）若想维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身份，该怎么办？（2）若想参与交流、融入移居社会，又该如何？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移民们可以作不同的回答，由此产生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整合（integration）与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当人们不想保持原有文化身份，寻求融入主流社会时，就会选择同化；当他们希望保留原有文化身份，回避与他人交往时，就会选择分离；当他们既想维持原有文化身份，又希望融入主流社会时，就会选择整合——在保留原有族群文化身份的条件下融入主流社会；当他们希望维护原来的文化身份，但对发展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不感兴趣时，就会选择边缘化。

上面的分析建立在弱势群体有自由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之上，实际的情形并不一定如此。在移民与主流社会相互包容的条件下，整合的策略可以实现。加入主流社会的权力因素之后，文化适应策略变得较为复杂。如果主流社会推行文化同化，少数群体只有选择熔炉模式（melting pot）；如果主流社会实行分离，少数群体将面临文化隔离（segregation）；如果主流社会承认多元化的现实，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将成为社会整合的模式。

文化适应的多重选择表明，传统单向度的同化论是片面的。同化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主流文化对少数群体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面对诱惑少数群体一般都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加入主流社会，分享它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他们所建立的同化模式显示：在与多数群体的遭遇中，少数族裔要么沿着“接触—收容—同化”这个最为顺利的路径，要么沿着另一条较为曲折的“接触—冲突—竞争—收容—融合”的线路，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7〕 移民们在适应新文化的同时，不一定要抛弃原有的文化。实证研究揭示，移民们一般不愿意把同化当作文化适应的目标，分离或边缘化也很少成为他们的选择，大多数人更愿意采取整合的策略。

文化适应环境和文化适应策略用于解释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压力和调整用于解释结果。文化适应过程充满了差异、纷争与冲突。文化适应压力是指文化适应过程中各种生活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白瑞之所以不用文化休克，而用文化适应压力的概念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化休克仅仅有负面的意义，而文化适应产生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不仅如此，心理学仍没有解释文化休克的相关理论，但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可以解释压力。其二，文化适应涉及两个文化的互动，而文化休克则意味着这个过程只涉及一种文化。面对压力，移民们如果选择同化策略，其行为将作最大程度的改变；选择分离，改变最小；采取整合将作有选择的改变；采取边缘化将在失去许多原有文化传统的同时，难以在新社会立足。总体上看，采取整合策略移民们面临的压力最小，选择边缘化所承受的压力最大。

文化适应的另一个结果是通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调整。调整是指个体面回应外部压力后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变化。学者们大多数把调整看作跨文化交际过程的组成部分，例如陈国明、丁允珠和金荣渊等。白瑞把调整理解为文化适应的结果，他认为调整并不一定总是导致融洽，也包含抵触或疏远。换句话说，调整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人们有时调整得比较到位，有时显得无所适从。调整是多层面的，涉及心理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我们可以从文化适应者的人格、生活变化、他们的文化知识、社会交往面以及对所属群体的态度等方面来预测调整的效果。把文化适应策略与调整放在一起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大体前后一致的模式：选择整合策略的人调整得最好；选择边缘化的人调整得最差；选择分离的人心理调节得较好，但社会文化调节得较差；选择同化的人心理与社会文化都调节得不好。

文化适应理论的命题主要围绕文化适应策略展开，上文已经有所陈述，下面我们作简要的概括。文化适应受到环境、策略、压力以及调整因素的影响。移民们进入新社会时，他们主要有四种适应的策略。如果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般会选择同化或整合；如果他们希望保持原有文化身份一般会选择分离或边缘化。倘若主流社会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少数群体，整合的策略就无法落实，转而变成同化；倘若主流社会不愿与少数群体分享文化，推行文化歧视，少数群体将面临文化隔离。在四种基本策略中，文化整合是少数群体最愿意选择的策略；文化调整的压力最小，文化适应的效果最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边缘化，作此选择面临的压力最大，适应的效果也最差。分离与同化的压力及调整的效果介于前两者之间。

文化适应理论直接对戈登（M.Gordon）等人提出的同化模式提出了挑战。 〔8〕 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超越了同化论单向、线性的文化适应模式，从宏观层面上为我们揭示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与多维性。文化适应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引发了大量相关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索。整合策略的优越性已经在学界形成较高的共识。心理学界和跨文化交际学界对白瑞的理论模型都大为推崇，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原有的理论。纳瓦斯（M. Navas）等人提出，白瑞的模型全面地解析了少数族群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四种态度，但他的阐述仍未考虑许多变量，在解释同化、分离与边缘化时显得勉强。他们认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纳瓦斯等人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拓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 model）。 〔9〕沃德（Colleen Ward）也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其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我们应该扩展他的理论，研究文化适应中的族群身份冲突，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10〕 这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拓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RAEM），以便读者作比照。

RAEM建立在以下五个基本论断之上：（1）在分析文化适应策略时，应该同时考虑移民群体与移居社会人口分布因素，因为它们导致不同的族群关系；（2）要区分移民群体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3）要考察群体内部的偏见、群体自我认同、族群活力、族群间的相似性、族群间的歧视以及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等因素；（4）要分辨移民与当地人理想的文化适应态度与其实际表现的态度之间的差异；（5）要考虑社会文化现实中移民们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策略的可能性。

RAEM把文化适应看作一个复杂、相对的过程；在不同的领域或不同的时间，人们对同一种策略有不同的偏好和选择。文化适应领域大致有七个：（1）政治与政府制度，即建立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领域；（2）工作或劳动，即与人们的职业相关的领域；（3）经济，即人们共享产品、经济交易和消费习惯等方面；（4）家庭，即生物的传宗接代以及文化价值与行为规范的传播场所；（5）社会，即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与网络；（6）意识形态，即思想、哲学或宗教领域；该领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区域：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原则与价值观。在某些领域，人们因循守旧；在有些领域，人们对新事物持开放的态度。人们的文化适应是有选择的或相对的。一般情形下，在工作和经济等物质或工具性领域，人们愿意做调整；在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或风俗习惯等符号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希望坚持原有的传统。

针对文化适应过程，RAEM提出以下几个预测性命题：（1）移民群体和移居社会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的选择在许多方面是有变化的，应该予以不同的权重（relative weight）。（2）一个群体的权力越大，它在与其他群体建立关系时面临的压力越小，需要作出较少的调整；相反，一个群体的权力若较小，它在与其他群体建立关系时，就面临较大的压力，作出较多的妥协。（3）移民在移居社会里不仅仅选择一种策略，调整的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受到工作、经济、家庭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4）同一种策略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移民们在物质领域倾向于采取整合与同化策略；在符号与意识形态领域倾向于采取分离策略。（5）在物质领域，移民与移居社会的预期接近，都倾向于整合与同化策略；但在符号与意识形态领域，两者差异增多；移民们希望分离的领域，当地社会往往希望他们采取整合或同化策略。（6）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大，冲突的可能性越大；两者的预期越接近，越容易形成双方都满意的调整。（7）移民理想中的选择与实际的选择不一定吻合，差异越大，挫折感越强，也越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差异在文化硬核（hard core）——符号领域，或者私人领域（private domain）——家庭与信仰等领域经常出现。（8）移民们原有的策略选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他们知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变异的方向取决于他们的经验得到的评价是正面还是反面的。（9）这种变化同样可能发生在移居社会的策略取向上。（10）移民们原有的文化影响他们对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的认知与选择；移居社会对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同的认知和要求。

从上面的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拓展后的模型已经比白瑞的理论精致得多。然而，新变量的加入以及变量本身的相对性造成理论逻辑关系的复杂化。事实上，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囊括所有变量，并对它们作彻底、穷尽的解释。我们不妨把白瑞的理论看作一个视角，根据它来把握文化适应的宏观趋势，然后结合其他的或微观的理论，更准确、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他的理论既可以从侧面验证白瑞的理论，也可以补充它的不足。下一节我们将评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2. 跨文化调整理论

金荣渊是朝鲜裔美国人，原籍韩国，现任教于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主要从事跨文化调整研究。她的著述颇丰，与古迪康斯特一样，也是跨文化交际领域中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其代表作包括：1986年和1988年出版的《跨族群交际》（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与《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综合理论》（Communication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 Integrative Theory）以及2001年面世的《成为跨文化的：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的综合性理论》（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11〕 金氏以跨文化调整研究见长。开始阶段，她注重实证与归纳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后期虽未轻视理论的实证基础，但明确承认它的自主性，强调其描述和解释的功能。她的理论整合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勾勒和诠释了跨文化调整的主要层面以及各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金荣渊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跨文化调整现象，早期的代表作为1979年完成的论文《交际—文化适应互动理论之初探》（“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of communication-acculturation”）。这篇论文构成了她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基础，而1988年出版的《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综合理论》则是其理论真正成形的标志。〔12〕 其后，金荣渊又对原有的理论作修正与补充，于2001年推出了《成为跨文化的：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的综合理论》一书。该书把跨文化交际看作开放的系统，认为调整遵循其运行原则——交际者在交际中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时努力寻求一种内部的平衡。以往的跨文化调整研究积淀了丰硕的成果，例如文化休克论、文化同化论和文化适应论等。但它们要么关注个人而忽略社会；要么注重短期效应而轻视长期后果；要么只讨论文化调整的消极方面而回避其积极的方面。金氏的理论试图集众学者研究之长，打破先前狭隘的视野，全面描绘跨文化调整的宏大的立体图景。

金荣渊认为，跨文化调整不是某个具体、可分析的单元或变量，而是交际个体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全部的变化过程。基于整体的理解，金氏提出了其理论的三个支柱性概念：跨文化调整、交际和陌生人。跨文化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其间，交际个体通过对新的、不熟悉的或变化了的文化环境的重新定位，与这些环境建立或重新建立起相对稳定、互利和功能健全的关系”；它比同化、文化适应、调节（adjustment）以及整合等概念更具一般性，可以把这些概念涵盖其中。交际是指个体与环境之间所有的信息交换行为；跨文化调整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交际的过程。陌生人概念源自齐美尔，它原指社会中某些与他人在物理距离上靠近，但在心理距离上却觉遥远的人；在金荣渊的理论中，其意义较为宽泛，用于指涉那些跨越文化边界和在异文化中安顿的个体。〔13〕 任何陌生人在跨文化调整的旅程开始时都是“外部成员”，随后不断向“内部成员”迈进。

除了三个奠基性概念，金氏还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人有其内在的自我组织的驱动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挑战进行调整的能力；（2）个体对某个既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发生在交际之中，并且通过交际来实现；（3）调整是一个使个体产生质的转变的复杂、动态的过程。 〔14〕 在她看来，任何人面对生存环境中的挑战时都会自然地作自我调整，调整构成了人类维持生活和改善生活的根本性行为，它是人类作为充满生机之系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人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他就会不停地与外部交换信息，其基本的交换方式是编码与解码。通过言语与非言语交际，人们相互协商，相互调整，维系社会系统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调整是连续、多维的进程，不仅涉及交际者内部的因素和外部的环境因素，而且还牵涉到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两类因素所包括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复杂的调整过程中，个体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行自我重组和改造，人格渐渐完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逐步变成胜任的交际者。归根结蒂，跨文化调整是交际者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不断自我更新，逐步提高交际能力，最终升华为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rson）的历程。上述概念和假设构成金荣渊跨文化调整理论的内核，其整体架构围绕跨文化调整过程的内涵以及它所涉及的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群社会交际、环境、个人倾向和跨文化更新等六个维度展开。

调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手段，而且也是其成长的必由之路。思维的可塑性使人获得自我调整和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跨文化调整的进程首先从对本土文化的适应（enculturation）起步，然后是交际与文化调整，接着再进入跨文化调整与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每个人降临人世时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举止得体，在文化上被社会所接受。童年时代，经历多年的学习、交流和自我调整之后，一个人慢慢获得交往能力，自然地与社会融为一体。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个体间相互关系的建立，群体以及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化调整的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交际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和文化认同或族群认同的建构上。跨文化调整过程几乎是文化调整的翻版，可以被理解为个体的第二次社会化（re-socialization）。它始于文化压抑和危机感，经过自我调节与内在更新的过渡，不断向文化成长和更高层次的调整迈进。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文化旧习的去除（deculturation）和同化趋势的出现。跨文化调整的能力同样表现在交际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和跨文化认同的建构上。

压力—调整—成长动态

跨文化调整大体涉及六个层面的因素。个人交际和社会交际构成跨文化交际最基本的层面。个人交际可以被理解为私有的符号化，即个人内在的思维过程；而与它紧密相连的社会交往则可以被理解为公共的符号化，即两个或更多的个体相互交换信息，通过协商形成社会关系——主体间的交流过程。只有当陌生人内在的交际系统与当地人的交际系统充分吻合时才能达到有效调整和沟通的目的。陌生人正确、有效地处理信息的能力与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密切相关。它包括认知的、情感的和操作的能力。认知能力主要指陌生人对东道国语言、文化、世界观、信仰以及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感能力主要指陌生人对新文化环境和新知识的开放程度、对新的文化体验的敏感性及其参与东道国文化体验和改变原有文化习惯的意愿；操作能力有时也被称作行为能力，它主要指陌生人把内在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外化为交际行为的能力。

与东道国文化成员交际的能力不仅与私有的符号化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公共的符号化密切相关。公共的符号化，即社会交往主要有两种形式：人际交往和大众交际（mass communication）。人际交往是陌生人获取文化信息、了解东道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渠道。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有助于增进交流、扫除语言和文化障碍，使陌生人能够得到直接的帮助，较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大众交际与人际交往一道推进跨文化调整。大众交际的形式有多种，例如收音机和电视节目、报纸与杂志、电影与戏剧表演、博物馆展览、因特网和海报等。它让陌生人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景中，较为轻松、灵活地开展文化学习。在陌生人较少与当地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情形下，大众交际在跨文化调整中显得尤为重要。〔15〕

族群社会交际本应属于社会交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金荣渊把它当作独立的层面来分析，意在突出族群因素在跨文化调整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丁允珠和古迪康斯特等许多跨文化交际研究者都注重族群因素，也把它作为相对独立的变量进行研究。这种倾向反映了美国学者侧重解析族际交往的研究定位。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多族群的国家，而美国作为移民之邦，族群间交际问题在社会交往中处于更为显要的位置。陌生人进入多族群的社会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异乡的人为了信息、情感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常常自发组织起各种类型的协会或团体，有些大的族群团体还拥有自己的电台和报纸，为族群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在初始阶段，许多陌生人因缺乏交际能力和社会网络无法独立开展社交活动，族群的交际系统会对他们的跨文化调整有所帮助。然而，一旦外来者跨越了这个阶段，族群交际往往能起到维护原有文化身份的作用，不利于他们融入移民社会。陌生人如果长期严重依赖本族同胞，他们与当地人社会交往的机会就因此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在专注于族群内部交往的同时很好地完成跨文化调整。

陌生人的跨文化调整进程还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环境。影响他们进行跨文化调整的环境因素大体上有三个：（1）东道国的接纳程度（host receptivity）；（2）东道国的同化压力（host conformity）；（3）族群团体的力量（ethnic group strength）。东道国的接纳程度类似于互动潜力，它是指某个特定文化环境在结构和心理上对陌生人的接受程度和开放性。一个社会对不同群体的外来人员会有不同的接纳力。例如，美国社会对来自加拿大的造访者能够有较高的接纳力，对土耳其人或肯尼亚人相对而言其接纳程度往往偏低。东道国的同化压力是指陌生人在多大程度上面临着入乡随俗、与当地人同步的挑战。它常常体现在本地成员对陌生人的思维与行为的期待上，这些期待往往会敦促外来者进行跨文化调整，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对陌生人有着不同的宽容度。多元、开放的社会一般能够为陌生人提供较为宽容的环境，单一、封闭的社会一般对陌生人有较高的同化要求。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与陌生人所属族群的强弱密切相关。从短期效应看，强大的族群团体能够为刚步入新环境的陌生人提供信息、情感和物质资助，促进他们的文化调整；但从长期效应看，强大的族群可能会要求所属成员维系原有的族群身份，阻碍他们更深入地融入当地社会。

影响跨文化调整的第五个层面是陌生人的个人倾向。每个跨文化交际者都有独特的性情和理智。有些人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情绪，有些人比较羞怯、自卑和焦虑。在跨文化交际中，陌生人的准备程度、族群的接近程度（ethnic proximity）以及人格的可塑性（adaptivepersonality）影响着跨文化调整。准备程度是指陌生人在思维、情感和动机上为应对新的文化环境作了多少准备；它主要包括对新的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与理解、对新社会环境的积极期待和参与其中的意愿。族群的接近程度是指陌生人所属的族群与东道国主导族群之间的相似性和兼容性。族群的相似性体现在外在和内在的族群标识上。外在的标志有体貌特征、表情、服装、宗教仪式、行为习惯以及语调、语速和音高等类语言模式等；内在的标志有信仰、价值定位和行为规范等。总体上看，族群间接近程度较高的，跨文化调整的进程相对较为顺利，反之则会遇到较大的障碍。

人格的可塑性同样在跨文化调整中起到不容忽略的作用。人格因素对跨文化调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开放性、韧性和正面的态度。开放性是指个体倾向于接受新事物的心态，它与开明、跨文化敏感性、移情和容忍暧昧等概念有相通之处。开放的心态能够减少阻力，使人乐于体验新事物、改变视角，对不同的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人格的韧性是指个体吸纳外部环境的冲击使自身免受过度伤害的内在品性。人格的韧性表现在个体的复原力、冒险心、顽强、耐心、机智和情绪控制等方面，它能够让交际者在面对挑战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活跃程度和自信心。正面态度是指个体积极、乐观的生活观念以及在逆境中的相信自我的倾向。它使陌生人能够不断获得新的文化知识，易于在心智、情感和行为上与本地人形成融洽与和谐。开放而坚韧的交际者一般都能从容应对挑战，较为顺利地完成自我调整；相反，那些封闭而脆弱的交际者往往不能有效地调整自我，常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经过一系列内在的转变之后，陌生人的自我表达和交际能力逐步提高。在跨文化调整的高级阶段，他们将经历更为深刻的跨文化更新（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跨文化更新是跨文化调整的关键结果，对交际者形成更高的跨文化能力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跨文化更新主要体现在功能的健全（functional fitness）、心理的健康以及跨文化认同的出现上。陌生人通过在新文化环境中的学习和调整，其内在的反应机制与外部社会的要求日益协调，他们与东道国成员的日常交际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相互的关系日趋和睦。与功能健全联系在一起的是心理健康。当交际功能逐步完备后，陌生人的心理状态也不断改善，这种趋势在有关文化休克和移民心理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随着陌生人交际功能的健全化和心理健康的改善，他们原有的文化认同渐渐失去往日的显要和刚性，一个扩展的、柔性的跨文化认同开始出现。新文化认同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陌生人基本上沿着压力—调整—成长的路径发展，但其间常常伴有反复、挫折甚至倒退，他们的内心一直处于维系原有认同和建立新认同的矛盾之中。这种情形类似于丁允珠在其身份协商理论中揭示的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与变化之间的矛盾。〔16〕

金氏认为，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交际者与他人不断寻找自我的本真性以及跨越文化边界的过程，它包括两个辩证统一的趋向：其一，自我—他人定位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on）；其二，自我—他人定位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17〕 自我—他人定位的个体化意味着陌生人不再拘泥于既定的社会范畴来界定自我与他人，转而以人类一员的视角重新定义各自的身份，交际者的认知能力因而得到了提升和扩展。自我—他人定位的普遍化是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当交际者意识到价值的相对性以及人性的普遍性，以非二分的、超越语境的和共生共赢的观念来体验人性、解读文化差异之时，自我与他人都将成为宇宙的中心，跨文化认同随之就会出现。认同的普遍化使交际者能够整合不同的文化视角，不仅理解人群间的深刻差异，而且了然人类处境的高度相似性，帮助他们超越族群中心主义，促进“第三种文化”的发育与生长。〔18〕

上述六个维度的因素解释了个体在跨文化调整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每个维度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跨文化调整进程，既影响其他维度的因素同时又受其他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各个层面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金荣渊跨文化调整理论的系统模型（A Structural Model），具体表述在她总结的下列21个原理之中：

原理1：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越强，与东道国人进行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交往活动越多。

原理2：与东道国成员的交际能力越强，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3：与东道国成员的交际能力越强，跨文化更新（交际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和跨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

原理4：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5：与东道国成员进行人际和大众交际的能力越强，跨文化更新的程度越高。

原理6：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交际活动越多，跨文化更新的程度越低。

原理7：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越高，与东道国成员进行交往的能力越强。

原理8：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越高，与东道国成员进行交际的活动越多。

原理9：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越高，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10：所属族群的力量越强大，与东道国成员的交际能力越低。

原理11：所属族群的力量越强大，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12：所属族群的力量越强大，与本族群人的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13：做改变的准备越多，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就越强。

原理14：做改变的准备越多，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15：做改变的准备越多，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16：族群之间的接近程度越高，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越强。

原理17：族群之间的接近程度越高，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19：人格的可塑性越大，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越强。

原理20：人格的可塑性越大，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21：人格的可塑性越大，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金荣渊的理论主要探讨跨文化调整问题。跨文化调整是每个跨文化交际者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交际的过程与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许多学者都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人侧重分析它的某个方面。例如，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聚焦于交际中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处理；白瑞的文化适应论重点分析文化适应的策略等。金氏理论的优势在于它的全面性。它以开放系统的原则为基线，全面地分析了跨文化调整的六个关键层面，演示了陌生人在新文化环境中经历的外在与内在的转变。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新的文化中遇到挑战时，总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达到内在的平衡。它汲取了社会学中功能学派的观点，把系统的平衡与发展之间的张力看作跨文化调整的根本动力。

跨文化调整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中，交际和陌生人来自其他理论，调整被创造性地理解为综合的概念，涉及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阶段和诸多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虽然金氏表明她无意建构以变量的选择为基础、以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为目的的理论，但我们仔细研读她的论述后我们不难发现，该理论深入讨论的跨文化调整的六个层面大体上相当于它的六个关键变量，其21个定理主要阐述六个关键变量与相关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该理论六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较为明晰：第一个层面的因素推动交际者进行自我调整；第二个层面的因素为他们参与人际和社会交往搭建平台；第三个层面的因素使交际者积累族群范围的亚文化交际经验；这个层面的因素和第四个层面的因素，即本土环境相互作用；第五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到交际者是否能够深入展开交际活动。以上五个维度的因素最终决定着跨文化认同的发展程度。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模型囊括了交际中的主要层面，它对各个层面间的相互联系也提出了较为全面而令人信服的诠释，但其缺憾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莫过于有关文化认同更新过程的讨论。她希望通过认同的个体化和普遍化来消减族群中心主义，比巴奈特（M. Bennett）和白瑞等人倡导的族群相对化（ethnorelative）更激进，也离现实更远。〔19〕 从理论上讲，个体认同和世界认同将取代族群等地方性认同，文化歧视和偏见随之不复存在，每个文化成员都将在普遍的人性中达成统一。然而，文化认同是集体的想象和意识，它允许个体有一定乃至较大差异但同时也要求他们具备相当程度的统一性。一旦文化认同彻底地个体化或普遍化，文化主体随即被虚化，集体归属的意义便不复存在。社会认同理论揭示，当人们消弭了原有的社会身份之时，新的身份将形成，填补它留下的空白。〔20〕 人们可以跨越自身的文化边界，但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也不能随意割断其文化的历史根系。有学者指出，认同的个体化可能消减群体差异，但也可能因为个体差异化使群体认同得到加强。换句话说，集体认同有可能因为许多成员都强调自我的独特性而强化，认同的个体化不一定能够削弱集体身份的排他性。〔21〕 事实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文化认同正是建立在认同高度个体化的基础之上的。超越族群中心主义的有效出路既不在回归自我，也不在投入天下一家的乌托邦，而在于不断强化文化的反思性与开放性。〔22〕 文化的反思性能够帮助其成员克服偏见和误解，努力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文化的开放性为差异拓展空间，为交流、对话、理解与共同进步搭建平台。更为现实地说，文化认同更新是文化成员逐步打破僵硬的文化界域、扩展文化身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23〕 诚然，跨文化调整的途径是多重的，其结果同样是千姿百态的。盖洛斯等人推出的文化通融论为我们解读跨文化调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3. 跨文化通融理论

辛赛亚·盖洛斯任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中群体交际和组织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擅长通融过程的分析。吉尔斯（Howard Giles）等人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Theory）（SAT），于1987年首先推出交际通融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1988年，盖氏与弗兰克林（Arlene Franklyn）以及吉尔斯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跨文化通融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其后他们又多次对它加以修正和扩展，使之不断趋于成熟与完善。

交际通融理论的前身是言语通融理论——SAT。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吉尔斯等学者不满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只对言语交际作描述但不加以解释和评估的做法，尝试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交际行为进行探索。他们在借鉴族群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ELIT）的基础上建构了SAT理论。SAT强调动机在交际中的至关重要性，它力图解释社会交往中某些言语风格变化背后的动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后果。更确切地说，它试图阐明言语趋同和分化背后的认知与情感发展过程。〔24〕 其后，吉氏进一步拓展SAT的研究视野。80年代后期，盖洛斯与吉尔斯等人把分析重点放到话语、类语言（paralanguage）和非言语行为上。SAT理论问世不久便引发了许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它的内容和视野也不断得到扩展和充实，最终形成了交际通融理论——CAT。CAT理论不仅适用于人际和群体间交际，而且适用于跨文化交际，对于后者它尤其显示出独到的解释力。

SAT理论试图分析交际者言语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它认为，交际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还应包括人际和群体间关系的处理。人们在交际中有动机促使他们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营造自己希冀的社会距离；交际双方都会意识到通融行为的存在与否。〔25〕 交际者在言语上大体有三种通融策略，即趋同（convergence）、分化（divergence）和维持（maintenance）；他们会依据各种具体的情形作不同的选择，从而建构和维系积极的个人与社会身份。趋同是指交际个体进行自我调整、使其行为与对方更为接近的策略。分化与趋同正好相反，它是指交际者强化差异、使其与对方区别开来的策略。维持与分化相似，它是指交际者不考虑对方的行为、坚持自己原有风格的策略。SAT理论在初始阶段侧重趋同研究，未给予分化以足够的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们曾抱有这样的观点：相似性能够带来吸引力——物以类聚。但当他们发现分化同样在交际中经常出现且有积极意义时，吉尔斯等人开始借助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分化的动机。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人们在交际中会采取分化的策略显示其所属群体的独特性，强化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此同时，他们还借鉴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来分析对话者对通融策略的感受和评估。归因理论表明，人们往往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动机和意图来解释和赞赏他人的行为；一般而言，当交际者认为对方的得体行为是出于内在原因时，他的正面评价就比较高；相反，如果当交际者认为对方的不得体行为是出于外在原因时，他的负面评价也不会很尖锐。

早期的SAT从说话人、趋同的程度以及听话人反应三个维度，以及通融的功能与类型来分析交际者为何采取趋同、分化或维持策略的动机。其后，吉尔斯等人又吸收了自我表征理论（self-representation theory） 〔26〕 的思想对SAT进行修改和扩展，使它不再仅仅关注交际中言语和语言特征，转而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解释整个交际过程。该理论因此被重新命名为交际通融理论（CAT）。交际通融理论的解释框架基本上沿用了SAT理论的分析架构，其主要命题有如下六个：

命题1：遇到下面的情形时，说话人试图向他们所认同的听话人的言语和非言语模式靠拢，不管这些模式是从个人的、关系的或是以群体的角度来界定：（a）说话人想得到听话人的社会认可（而且他们认为寻求认可行为的回报要大于付出的代价）；（b）说话人想有高效的交际；（c）说话人希望对方与自己共同呈现自我、双方和群体；（d）说话人希望对具体情形和身份作适当的判定；（e）听话人在具体情境中的言语风格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吻合；（f）说话人的言语得到正面评价；（g）说话人的言语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听话人都是得体的。

命题2：言语趋同的程度具有下列功能：（a）表明说话人所掌握语言技能的程度；（b）表明具体因素对社会反差、社会认可或交际效率需求的影响。

命题3：遇到下列情形时，说话人试图维持他们的交际模式，甚至偏离听话人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a）说话人想向对方传送一个反差性的自我形象；（b）说话人想同对方或从对方所界定的情形中解脱出来；（c）说话人想以他们所珍视的、用来昭示其群体认同或关系身份（relationalidentities）的交际方式来界定交际情形或相互关系；（d）说话人想改变听话人的言语行为；（e）对方偏离了说话者认同的交际规范；（f）对方的偏离行为与说话人的预期相一致。

命题4：言语的偏离行为具有以下功能：（a）说话人所掌握语言技能的程度；（b）个人或社会关系影响认知和情感的程度；（c）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具备。

命题5：当听者感受到下列情形时，他们会对趋同作正面评价：（a）说话人的交际方式与他们自己的相吻合；（b）说话人的交际方式与他们所属群体的固定模式相一致；（c）说话人的趋同在社会语言学上与听话人的对话方式保持着最佳的距离，而且其语速、流利程度和准确度也达到最佳境地；（d）说话人坚持以受到尊重的方式说话；（e）特别是说话人作出较大的努力；（f）说话人作高明的选择；（g）说话人的动机被认为是利他的或善意的。

命题6：当听话人感受到下列情形时，分化将得到消极的评价：（a）说话人的交际方式与他们的不一致；（b）说话人的语言与他们所属群体的语言的固定模式不一致；（c）说话人的偏离过远，或过于频繁、流畅和准确；（d）说话人的对话方式违背了价值规范；（e）特别是说话人作出了较大努力；（f）说话人的选择是高明的；（g）说话人的意图被认为是自私或恶意的。

其中，命题1、2、5探讨趋同问题；命题3、4、6分析分化和维持问题；命题1和3解析说话人的动机；命题2和4揭示趋同程度的影响；命题5和6演绎听话人的动机。

拓展后的CAT理论模型被盖洛斯等人接过来加以改造。盖氏等人吸收了族群语言认同理论的观点，并从中发展出跨文化通融理论。他们宣称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系统地解释群体间和人际间的变量。〔27〕 盖洛斯等学者建构的CAT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跨文化交际现象，但就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ness）而言，它仅仅局限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层面，其他所有变量的分析都可以划归群体间交际范畴。即便如此，CAT理论仍然面临过于复杂的问题。盖洛斯与其合作者们一起对原有概念进行整合，对原有命题作修正，推出了适应面更广的一般性CAT理论。一般性CAT理论大体成形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认同理论成为其主要的参照，同时它还引用了归因理论的诸多元素。该理论建立在三个基本的假设之上：

（1）交际中的互动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交际不仅是指称意义的交换，同时也是个人和社会群体协商身份的过程。

（3）交际者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与对话者进行通融，实现信息交换和相互关系的建立。

社会语言学家们强调交际从不发生在真空里，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历史上两个交际群体之间的关系、各自的活力以及开放性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交际的进程和效果。社会交际不仅有认知功能，还有情感功能，人们在相互协商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既然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遵循互为不同的交际模式，那么，实现成功交往的必由之路便是双方的通融。相互通融的形式既有语言的也有心理的，交际者往往依据固定的思维模式对其他群体的成员作相应的预期。CAT理论从交际者最初的定位、心理上的通融、通融的焦点、策略和行为以及归因、评价和未来意图来解释通融背后的动机，其主要命题如下：

就交际者最初定位而言，CAT理论有两个命题。

命题7：遇到下列情形时，说话人A倾向于以群体间交际为定位与B进行交往，而且有动机促使他对B群体的特征采取不通融的态度：（a）两个群体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负面性的交往；（b）而且A与其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地认为B群体的社会活力低，或把B群体作为不稳定的社会对象进行比较；（c）或者，A早期与典型的B群体的成员有过负面的交往。

但出现下列情形时，A倾向于以群体间交往为定位，但对他所理解的B群体的特征采取通融的态度：（a）A归属于地位较低的群体，他认为自己的群体活力低、群体间的界限不严，而且群体间的交往合法、稳定；（b）或者，A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活力较强群体的成员，他认为群体间的交往合法而稳定；（c）或者，A早期曾与典型的B群体的成员有过正面的交往。

命题8：当下列情形出现时，A倾向于以人际交往为定位与B进行交往，且有动机对B群体的特征采取通融的态度：（a）A和B有着正面的人际交往经历；（b）A与重要的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较为淡漠，或者交际情形中没有重要的群体内部成员。但是，当A与B有着负面的人际交往经历时，A倾向于以人际交往为定位，但有动机驱使他对他所理解的B群体的特征采取不通融的态度。

就心理通融而言，CAT理论提出了五个命题。

命题9：当A感到交际中个人身份重要时，其心理通融的目标指向对话者B的个人特性；但当A感到社会身份重要时，其心理通融的目标指向B的群体特征。

命题10：当A以群体交往为定位时，他往往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抱有较狭隘的看法，以比较苛刻的规范来要求他们，而对本群体内部的成员则显得心胸宽大、较为包容；但当A以人际交往为定位时，他往往以相似的规范来要求本群体及其他群体的成员。

命题11：交际中当A被情感动机所主导，并且感到同化的必要时，他可能在心理上通融对方，即便通融会使理解变得困难；当A被情感动机所主导，但认为有分化的必要时，他往往在心理上不予对方以通融，即便不通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命题12：交际中，当A被认知动机所主导，并且感到与B方不断接近才能增进理解时，A往往愿意在心理上通融对方，即便这样做有损于身份的维持和发展；当A被认知动机所主导，但他认为分化才能促进双方的理解时，他往往不愿在心理上通融对方，即便这样做有损于身份的维护和发展。

命题13：当A处于一个地位差异有压力的情形之中，他在心理上往往会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的社会语言特征和行为给予通融。

就交际者通融的焦点、策略和行为以及对话者的归因、评价和未来意图而言，CAT理论提出了四个命题。交际者关注的焦点包括说话行为、会话能力、会话需求、角色和权力关系等。通融的策略包括趋同、分化和维持。通融的行为只有一种，即把对方当作个体的或群体内部的成员，不把他们看作外人。不通融有反通融（counter-accommodation）、不够通融（under-accommodation）和过分通融（over-accommodation）几种类型。CAT理论认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交际主要都取决于内在的心理因素，而且都会对未来的交往产生影响。上述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可以表述为下列四个命题。

命题14：当说话人B给予听话人A以通融时，A可能正面地解读和评价B的行为，特别是：（a）当A把B的行为归结为内在的善意时；（b）当B和A同属于一个群体时。

命题15：当说话人B对听话人A不通融时，A可能对B的行为作负面的理解，消极地评价B，特别是当下列情形出现时：（a）A把B的行为归咎为B内在的恶意，或者；（b）B相对于A而言属于一个有着显要地位的外部群体的成员。

命题16：当A在交际中正面评价B时，A可能对下列两种情形表现出积极的意向：（a）与作为外部群体成员的B所进行的人际交往；（b）与其他典型的B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然而，当A正面评价B的行为，认为B不属于典型的B群体的成员时，A可能保持他对B群体原有的意向。

命题17：当A在交际中负面地评价B，A可能对下列情形表现出消极的意向：（a）与作为外部群体成员B所进行的人际交往；（b）与B群体其他成员的交往，特别是与典型的B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然而，当A负面评价B的行为，认为B不是其所属群体典型的成员时，他可能保持他对B群体原有的意向。 〔28〕

以上11个命题较为系统地揭示了交际者为何相互通融的内在动因。概括起来，它们表达了下列观点：第一，不管是以群体交往还是以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第二，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第三，相对而言，群体认同淡漠、愿意以人际交往为定位的交际者比较容易通融；第四，当认知和理智占据主导地位时，交际者侧重理解而轻视身份；但当身份和情感占据主导地位之际，交际者更注重认同而轻视理解；第五，弱势群体更容易对强势群体通融。简言之，友好的交往历史、相互的文化认同与善意以及群体间的地位差异是影响通融的关键因素。

跨文化通融理论模型

跨文化通融理论探讨交际者为何在交际中相互调整、相互包容、相互建构认同的社会心理问题。其基本的假设是：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它强调，共同的动机、交际策略和行为反应体现在所有交际活动之中。从研究问题看，交际通融理论力图解释重要的跨文化包容现象，但并没有多少新意。白瑞等人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都就该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该理论的基本假设看，它主要汲取了社会认同理论和族群语言认同理论的思想，不过是再次重申了它们的观点而已。跨文化通融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交际策略以及历史、社会情感和权力等因素的阐述；它不仅可以解释微观层面的跨文化行为，而且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维护与变迁以及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等宏观层面的现象分析。 〔29〕

早期的SAT和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重点分析趋同和分化现象，没有对维持策略给予足够的重视。 〔30〕 CAT理论不仅解析了交际者不断趋于统一同时又相互分化的总体趋势，而且还阐释了他们采取维持策略的诱因。与前期的CAT浓厚的理性主义倾向相比，后期的CAT理论更注重历史和社会情感因素，但也适当兼顾到了理智的作用。正如社会建构主义所揭示：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理性主义传统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学者片面强调交际中思想的交流，忽略了情感和道德的角色，自然会对交际过程做出有失偏颇的解释；事实上，情感在交际中，特别是东方人的交际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31〕 在这个方面，CAT理论显得难能可贵。然而，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认为交际者难以超越历史的嫌疑。人类文化交流中不乏超越历史的佳话，中印、中日、中美和法德等文化交流中的曲折经历无不生动地说明人们能够通过自我反思，跨越负面乃至充满敌意的历史。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