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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奠基性思想

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

首先辨析一下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文化是我们要厘清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文化一词早就出现在汉语中,但其意义与西方人的理解有较大的出入。在汉语中,“文”的本意是指交错的纹理、错杂的颜色、交汇的笔画乃至复杂的现象等。“文,错画也,象交文。”〔2〕 后来,它的意义被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又由纹理之意导出彩画装饰之意,引申为修饰和人为,进一步推衍为美、善、文德教化以及文辞和文章。〔3〕 “化”的本意是变化、造化和化育等。它表示,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或性质,由这层内涵引申为教行、迁善、告谕、使人回心转意和化而成之等。〔4〕 “文”与“化”的一同使用首次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贲卦的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商周社会的人文大抵不外乎诗书礼乐之事,文化的意义主要指文德教化,其中的精神内涵远远大于物质内涵。〔5〕 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其后,随着西方思想观念的大量输入和逐步的本土化,文化在汉语中含义不断发生演变,现已大体接近于西方人的现代定义。

西方文化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colere,可以表达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等意义。早期,文化主要意指礼貌和涵养和心灵的陶冶等,后来用于指涉宗教和高雅艺术。19世纪以降,它开始产生平民化转向,呈现出某种现代的意义,指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文化在当代的用法大致有三种:(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6〕 学者们对它所下的定义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克莱德·克拉克洪(C. Kluckhohn)在其《人类之镜》(Mirror of Man)一书中用了将近27页的篇幅将众多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依次总结为:(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和其他人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 〔7〕 不久之后,他和克罗伯(A. Kroeber)一道收集了1871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中众多学科学者们对文化所下的近300个定义,发表在他们1952年合著的《文化:概念与定义之回顾》(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这里,我们仅参考一些影响较大或与本书联系较紧的定义。

 

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B. Tylor)对文化的概括是最为经典的定义之一。他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来,并且将它的涵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 〔8〕 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定义十分简洁,但影响甚广。他指出:“文化是人类习得的一整套的习惯。” 〔9〕 格尔茨(C. Geertz)的界定被认为是狭义文化定义的代表。在他看来,文化实质上属于符号学概念,它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简言之,文化乃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0〕 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R. F. Murphy)断言,文化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的特征。 〔11〕这个定义凸现了文化间的差异性。中国学者梁漱溟曾给文化下过类似的定义,他指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12〕美籍华人余英时把文化解读为“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13〕 另一位中国学者从哲学的高度理解文化。他指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14〕 比较而言,该定义的内涵最为宽泛。

 

上述学者们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表明,文化是一个极为庞杂、包罗万象的概念,几乎可以和生活等量齐观,人们很难从某一具体的层面去概括它的全部内容。但总体上看,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视角来界定文化:第一种视角是从全人类出发,把文化当成整体来解读,强调人的作为与自然造化之间的区别。第二种视角是从不同的文化主体对不同的文化实践进行分析,注重人群之间的差异。在历史的尺度上,文化所统摄的总体的生存方式总是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众多的特色。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一个文化只代表一个集体之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在现代思想史上极具重要意义:它默认了各个特定文化均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利,即到底怎么生活才算合理,只能由生活于特定文化之中的人自行判断,他人不得置喙。〔15〕 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Friedman)揭示,比起囊括了人类行为和组织特征的一般文化,作为差异性而存在的文化更为常见。它将一组社会的和有代表性的特性赋予既定的人群,从而实现对“他性”的识别。 〔16〕本书从第二种角度出发,把文化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它在理论层面上至少有两个含义:其一,它认定各社会群体虽然内部存在某些差异,但却遵循大体相同的文化模式;其二,每个文化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既有共同点,也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

 

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文化模式》中剖析到,人类的行为千姿百态,其多样性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各文化群体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生死观、婚姻观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中的各种规约、风俗和礼仪等。这些取向经过历史的筛选、整合和抽象,逐步形成了和谐而稳定的文化关系与结构,即文化模式。〔17〕 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也指出,一种文化往往包含了多种有差异甚至相互冲突的行为方式或价值观念,但它总是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不是各种不同风俗的容器,而是为这些风俗的承载者提供一致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并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系统。〔18〕 更为通俗地讲,文化模式就是指文化群体所表现出的相对的共性。美利坚民族强烈的使命感、浓厚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加拿大民族对社会公正的注重及其较强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念、法国人对纯粹理性、超个人经验之法理的追求、德国人深邃的哲学思辨、勇于探索真理及人生意义的浮士德精神、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温润而恻怛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胸怀等都是社会文化存在统一性的例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文化是各个社会群体不同选择的结果,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应回避的。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揭示的:“每个文化都在自己的轨道上,以它自己的速度,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19〕 换句话说,每个文化自成一体,按照自己特定的逻辑运作,各自的目标不尽相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萨皮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霍尔提出的高、低语境文化论以及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总结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取向文化论无不表明文化群体间差异的社会现实。由于各文化群体皆从各自的角度确立行为规范,一个文化的习俗、空间感、时间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在另一个文化看来或许是难以理喻甚至是完全荒谬的。日本人的男女混浴现象曾引起西方人的惊愕、西方人身着白色婚礼服走进教堂也曾让中国人费解;南美人的亲近让强调个人空间的北美人尴尬,中国人的谦虚被美国人看作懦弱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每一种文化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为它的人民建构生活之意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差异本身并不是文化交际不可逾越的障碍,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其他文化,如何把差异转变为丰富与发展人类社会的资源。在毫无个性的普世主义和过于强调自我的族群中心主义之间有着广阔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文化差异与共识之间的适度张力乃是文化反思与文化创新的基本动力。

 

从共性与差异性这两方面来界定文化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这一点主要是由这个学科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陈国明和威廉·斯塔罗斯塔指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往。”〔20〕 卡里·多德认为:“当文化的变异和差异影响到人际交往的结果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21〕 古迪康斯特指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群体间的交际,即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交际。” 〔22〕 尽管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显然有共识:第一,跨文化交际涉及两个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各自的内部有同一性;第二,两个群体或群体成员之间具有重要的差异。正因为文化皆有一定的共性和模式可循,跨文化交际研究才得以展开;正是文化个性的存在才使得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内容变得充实,使得它具有挑战性,并且在充满矛盾与争论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深入。

 

如果说,文化是各社会群体独特的行为模式与世界观,那么何以构成文化呢?换句话说,具有何种特征的东西才能称之为文化呢?人类学家考塔克(C. P. Kottak)总结到,文化大体上有七个特征:(1)文化是习得的;(2)文化是共享的;(3)文化是象征的;(4)文化与自然密切联系在一起;(5)文化无所不包;(6)文化是整合的、系统的;(7)文化是可调整的。 〔23〕 萨姆瓦(L.A. Samovar)等人基本借鉴了考氏的观点,但他们补充到,文化还是代代相传的、以族群为中心的和不断变化的。 〔24〕 陈国明归纳到,文化有四个特征:(1)文化是整体的、复杂的;(2)文化是习得的;(3)文化是动态的;(4)文化是无所不在的。〔25〕 台湾学者殷海光论述到,文化特征可分为四类:(1)规范特征;(2)艺术特征;(3)认知特征;(4)器物特征。他认为,文化首先体现在伦理道德规范之中,不同文化最核心的差异乃在于规范之不同;其次,文化最突出地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缘起于人的创造冲动和审美要求;再次,文化体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与了解之中,典型地表现为各种生活经验;最后,文化体现在人为生存和求知而采用的种种工具之中。〔26〕

 

我国学者陈华文的分析也很有见地。他概括到,文化大体具备四个特征:(1)自然与超自然的统一;(2)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3)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4)阶级性与时代性的统一;(5)累积性与变异性的统一。 〔27〕 从第一个特征看,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顺应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产品。从第二个特征来看,文化虽然皆由特定的个体付诸实践,但它只能依靠社会群体的传承、积累和推广而存在;个体既有选择的自由,但也受群体的约束。从第三个特征看,文化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在一般意义上满足人类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但其创造者是不同的民族,因而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性。从文化第四个特征来看,文化有时会有倾向性的内容,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它带有明显的阶级特性;不同的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也各具特色;相对而言,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突出,因为阶级性常常融于时代性之中。从第五个特征来看,文化在继承中延续,在累积的基础上发展。人类不仅能创造文化,而且能通过学习传播文化。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不断更新与创造。

 

我们认为,文化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1)地域性;(2)历史根植性;(3)社会建构性;(4)系统性;(5)流动性。第一,文化是人适应自然和超越自然的产物。由于不同地域的人民依据各自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谋求生存与发展,探寻生活之意义,因此各社会群体的文化打着鲜明的地域印记。所谓东西方文化、海洋型和大陆型文化以及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等都是文化地域性的具体例证。

 

第二,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根系不仅为文化提供生存的基础与合法性,而且为它的成长提供丰厚的营养。文化的历史根植性在传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西方文化中的希腊—罗马经典、中华文化中先秦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等皆是文化传统的印证。传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文化认同的构建以及自身复原力的形成奠定根基,为文化未来的发展确立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化产生惰性和封闭性——文化定式和文化偏见等都或多或少和传统有联系。〔28〕

 

第三,文化是集体的、社会的建构。文化属于集体而非个人所有;个人的创举有时不乏社会影响,但只有在它得到集体的认同后才能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乃社会的创造,代表着群体的价值取向,而社会化则是文化产生与沿革的必由之路。文化的社会建构性表明:文化固然受到历史与传统的约束,但它不是历史预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群体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随着时代以及各群体相对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文化被社会力量建构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文化在各个朝代所经历的社会性变迁,世界民族大家庭中众多社会建构型新兴文化的出现都是极好的例证。〔29〕

 

第四,每个文化皆自成一体,遵循各自的价值规范,相对独立于其他的文化。既然文化是系统的,那么它就必然有排他性,因为系统具有免疫力,会自动排斥异物,恢复自身的平衡与正常运行。我们不能否认人类文化共性的存在,但也不能无视文化间的差异。文化差异在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同的文化体系往往具有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发生相互冲突。霍夫斯泰德提出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以中日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表明,人类虽然共享诸多价值观念,但不同的文化具有系统性与结构性差异。文化的系统性首先告诫人们,每个文化体系相对独立,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不存在普遍、统一的可以衡量所有文化的标准;只有置身于另一个文化之中,从它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才能理解它。正是在此意义上,赛珍珠(Pearl S. Buck)曾断言:若想找一个能用英语写中国文化之人,非中国人莫属。 〔30〕文化的系统性还提醒人们,文化调整有其适可的限度。文化调整一般是功利性的,难以触及核心价值,即便触及往往也是肤浅的,那些涉及核心价值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文化系统中某些核心价值与符号几乎是不容置疑的,民族图腾、语言以及宗教节庆等都属于这一类符号,不能随意作调整与更改。因为一旦文化群体彻底放弃其核心价值,要么意味着文化的异化,要么意味着文化的消亡。

 

第五,文化是流动、开放的,随各种媒介四处传播。古埃及文化在欧亚等地的传播、汉文化在东南亚等地的发散以及当今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流行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例证。传播学研究人员曾按媒介的不同把人类文化的传播活动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 〔31〕 文化的流动性使各个文化既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开放性和相应的混合性,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人类相互交流的结果。中国文化包含本土的儒教、道教和印度的佛教,它是中华各民族以及中国与印度等国互相往来、取长补短的成果;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的文化更是文化流动与文化融汇的产物。文化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告诉我们,跨文化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人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有力保障。

 

交际是我们要界定的第二个基本概念。交际的概念几乎同文化一样复杂,学者们对它也有超过百种不同的定义。小约翰指出,交际在日常词汇中已经根深蒂固,常常被滥用,要想确立其科学定义实属不易,试图给它下单一的定义既不可能,也不会有多大收获。〔32〕 这里我们仅参考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古迪康斯特和金荣渊在阐述交际概念时提出了八个论断:(1)交际是符号的;(2)它是一个传递与解读信息的过程;(3)交际涉及意义的建构;(4)交际在不同的意识层次上发生;(5)交际者对交际行为的后果作出预测;(6)交际并不一定是有意图的;(7)每一个交际信息都有两个层面的解读,即内容的和关系的;(8)交际者在交际中建立互动的结构——互动的模式。他们总结到,交际是一个符号互动的过程,涉及信息的传送和解读以及意义的创造。 〔33〕 拉斯提格和柯斯特(M. W. Lustig & J. Koester)的定义和前者基本一致:“交际是一个符号的、解释的、相互作用的和有语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建构共享的意义。” 〔34〕 克里佑卡诺夫(I. Klyukanov)认为文化和交际相互交织在一起,交际的本质是作为符号来源的文化意义被创造和交换的过程。在他看来:“交际可以被界定为意义的建构以及意义或符号资源的交换的行为。”〔35〕 纽里普(J. W. Neuliep)认为:“交际是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既定的文化、自然的社会关系和心理感知的环境中对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作编码和解码。” 〔36〕 詹姆士·凯尔瑞(James W. Carey)从文化的视角把交际界定为:“一个符号的过程,通过它,人们不断地建构、维持、修复和改造现实。” 〔37〕

 

小约翰没有直接给交际下定义,但他认为大体上有九类事情可以被看做交际:(1)没有被感知的、征候性行为(symptomatic behavior),如打哈欠等(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行为是交际);(2)偶然感知到的征候(symptom),如你打哈欠,你朋友后来意识到的你累了;(3)被注意到的征候,如当你打哈欠时,你朋友说:“我无聊吗?”(4)没有被感知的、非言语的信息,如你对朋友挥手,但他没有看见你;(5)偶然的、非言语信息,如你朋友后来说,当你向我招手时,我没有向你挥挥手,因为我在想其他事情;(6)被注意到的、非言语信息,如你向朋友挥手,她也向你挥手;(7)没有被感知的言语信息,如你寄信给你朋友,但它在邮寄中丢失;(8)偶然被注意到的言语信息,如你教训你女儿,虽然你女儿知道你在和她说话,但她并没有注意你在说什么;(9)被注意到的言语信息,如你为一群热切希望能听你讲话的人作演讲。 〔38〕

 

我们认为,交际是人们相互交换信息、相互影响、共同建构意义与身份的过程。在人类交际中,信息的传递无疑是最基本的。然而,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人,因而他/她不可能完全机械、单向地传送;双方传达信息的情感、意向和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交际的过程。交际的过程远非仅仅是信息的交换,它还包括交际者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协商乃至相互冲突;意义的建构既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东西,也不是另一方试图让对方接受的东西,而是双方共同努力、相互妥协后达成的共识。既然交际属于社会行为,它自然涉及社会关系与社会身份的建构,通过交际我们不仅传递信息,建构意义,而且还确立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身份。

 

交际有何特征呢?拉斯提格和柯斯特勾勒了交际的四个基本特征:其一是符号性,其二是解释性,其三是交互性,其四是情境性。〔39〕 陈国明等也提出交际有四个特征,即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的和有序的。 〔40〕 萨姆瓦等人归纳出七个,即间接性、不确定性、意义的相对性、自我反思性(self-reflective)、开放性、回应性以及相似与差异的共存性。他的观点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中,无法通过直接的思想接触(mind-to-mind contact)来分享各自的情感和经验,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推测他人的感受;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不同的文化对生活之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意义是在对自我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之所以能理解其他文化,是因为人的大脑是开放的,人能够不断学习并掌握新的东西;在交际中人们总要对得到的信息作出回应,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交际双方定然会有一些共性,但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如何接受差异、增进共同点是交际成功的关键。〔41〕

 

交际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两大范畴,即言语的与非言语的。言语的形式包括标准语、官方语言、方言、洋泾浜、克里奥语和共通语(lingua franca)等。非言语的形式包括距离的保持(proxemics)、身势(kinesics)、时间安排(chronemics)、类语言(paralanguage)、沉默(silence)、接触(haptics)、服饰与形象(clothing and physicalappearance)、领土防卫(territoriality)、嗅觉感受(olfactics)和视觉感受(oculesics)等。 〔42〕

 

在讨论了文化与交际之后,我们可以对跨文化交际作较为准确的界定。丁允珠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两个不同文化的成员进行符号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商谈来建立共享的意义。〔43〕 金荣渊提出:“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直接、面对面的交际。” 〔44〕 古迪康斯特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形式之一,换句话说它是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45〕 我们把跨文化交际定义为:不同文化群体以及不同的文化成员互相交换信息、相互沟通、共同建构意义和身份的过程。它涵盖两个层面的行为,即个人的和群体的,其中个人属于群体的一个成员,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有些学者侧重群体文化之间的比较;有些学者注重不同群体个人之间的沟通;有些学者兼顾两个方面。

 

首先,跨文化交际发生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交际场合中。参与社会内部交往的人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身份,介入跨文化交际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莫过于文化背景和母语。〔46〕 因为,只有文化与交际结合的时候,跨文化交际才能产生,在社会交往中原本作为背景、隐而不现的文化被推到了前台。〔47〕 其次,跨文化交际者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交换信息,商讨共识。因为他们没有共享的参照框架,有时还缺乏共同的语言,即便拥有共同的语言,其语言能力往往也很不对称,所以相互交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相互理解需要经过耐心、细致和持续的努力;共识的达成实际上是一个对话或谈判的过程。再次,跨文化交际者在交流中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确定彼此认可的身份。跨文化交际开始时,交际者把对方看作陌生人;当双方相互了解后,他们就有可能建立稳定、互惠的关系。在建立跨文化关系的时候,交际者不仅界定自我地位,而且分辨对方的角色,他们通过协商实现身份的建构与维护。

 

关世杰提出,跨文化交际有五个特征:(1)双方文化共享性差;(2)各种文化差异程度不同;(3)无意识的先入为主;(4)误解、矛盾与冲突的增多;(5)文化变异性增强。 〔48〕 结合上述学者们对交际的论断我们认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交互性;第二,系统性;第三,解释性;第四,社会性。交互性意味着交际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是双向的;系统性表明,交际行为不是个别的,而是交际者整体价值观与交往模式的体现;解释性意味着信息的交换与意义的建构是交际者能动地界定现实、相互商讨意义的过程。社会性表明,任何交际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受到社会环境的规约与调节。

 

跨文化交际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international)、不同文化之间的(inter/cross-cultural)、不同族群之间(interethnic)以及不同社群之间的(inter-communal)交往。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由外语学界创立,较多关注不同国家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与比较。这是一个比较狭隘的视野,事实上国外很多学者主要研究跨文化的人际交往,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沟通。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中,我们应该同等重视“人际”与“国别”研究,并对它们加以系统的整合。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理论概念的定义和辨析,但真正使其能够不断完善和升华的乃是富有洞见的思想。以下部分将简要回顾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社会思潮。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