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普勒是17世纪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因为发现了太阳系行星运动的三定律而被誉为“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的科学创造。那么，开普勒成为“天空立法者”的奥秘何在呢？

一般说来，作出一种科学创造，需要具有必备的科学素质和多种才能。其中最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观察实验才能，一种是理论思维才能。近代科学史上，大多数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两方面的才能兼而有之。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有的科学家特别擅长观察实验，有的科学家则更加善于理论思维，彼此竞存、各有千秋；一旦二者结合，便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往往导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

开普勒是属于擅长理论思维的这一类科学家，他的数学才能特别高超。开普勒与他的老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亲密合作，是导致他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重要原因。老师长于观测，学生精于思考和计算，师生珠联璧合，历来被传为佳话。

第谷·布拉赫是继哥白尼之后天文学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在天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专门从事实际天文观测。那时候，望远镜尚未发明，天文学家只能凭肉眼来观察天体运行情况。第谷·布拉赫的观察精度可以说几乎达到了肉眼观察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从1576年起直到去世，用了20多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从事天文观测，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天文观测资料，成为天文学史上宝贵的财富。第谷·布拉赫的观测资料不仅数量之巨为过去所未有，而且其准确程度之高也是空前的。

可是，第谷·布拉赫却有一个缺点，即不善于理论分析和数学计算。因此，虽然经过长年累月、几十年如一目的观测，他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行星围绕太阳转，而太阳和其他行星又作为一个整体，来围绕着地球转；地球是不动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显然，第谷·布拉赫的这种理论，正是对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这两种根本对立学说的折中。

第谷·布拉赫生前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为天文学的后来发展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天文观测资料，二是为能够整理和利用这些资料我到了最合适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他年轻的助手—一约翰·开普勒。

开普勒的童年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很小的时候就到酒馆帮工和田间劳动，一场重病又损伤了他的视力，并给他留下了一双残疾的手。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到蒂宾根大学学习。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开普勒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美好和谐所深深打动。凭着他的热情和丰高想象力，他为哥白尼宇宙体系构造了一种神秘的模型。可是当他继承了第谷·布拉赫的工作，便毅然抛弃了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因为这时他懂得，纯榨的数学想象尽管看起来非常美妙和谐，但由于它没有任何天文观测事实做依据，因而不会给天文学带来任何实在的知识，充其量不过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而已。

1601年，第谷·布抗赫不幸染疾辞世。临终前他把自己毕生辛勤劳动的成果——所有的天文观测资料全都赠给了开普勒，并且留给他一句最重要的告诫：“一定要尊重观测事实！”开普勒正是恪守老师的这一教海并基于其观测资料才在天文学上建立了伟大的功绩。

开普勒接受了老师这笔珍贵的遗产后，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理论思维的优势，运用自己的数学才能，终于发现了隐藏在那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后画的自然规律，于1609年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十年后他又提出了第三条定律，这就是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定律。

看看第谷·布拉赫的那一堆漫无头绪的数据，再来看看开普勒的这三条简要明晰的定律，我们不能不为之拍手叫绝。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理论思维的才能，那些观测数据很可能让人一见就心烦意乱，被当作废纸扔掉了，而开普勒却不然，他利用这些资料，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揭示出了大自然的奥秘。

开普勒的三定律成为天体力学的基石，标志着天文学对太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因而他获得了“天空立法者”的美誉。其实，他并非为天体建立了什么法则，而是把天体本身所固有的客观法则揭示出来而已。开普勒之所以能成为“天空立法者”，究其人才素质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善于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他自己不善于观测，就采老师之长，补自已之短，充分利用老师留下的观测资料。同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数学才能，对那些漫无头绪的资料进行了加工处理。如果没有第谷·布拉赫精确可靠的观测资料，开普勒的理论思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本；而如果没有开普勒这一善于理论思维和具有数学才能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人，第谷·布拉赫的那些观测资料就只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废纸，显示不出其科学价值。同时，还因为开普勒坚定的科学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拯救千万人的伟大发现

天花曾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因此，人类在很早就已经开始研究和摸索防治天花的方法。据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记载，北宋真宗年间，天花流行比较严重，当时的丞相王旦担心自己的小儿子感染天花，当听说四川峨眉山有一位道士有预防天花的仙方时，便派人到府中。这位道上拿出一些药沫，倒在一个小竹管里，拿起小竹管将药沫吹到小孩的鼻孔里，并说种了这个以后，过十天大概会发烧，然后会出现一些红色的皮疹，再过几天，烧退疹消，小孩今后就不会再得天花了，后来果然如此。

其实，所谓的“仙方”并不是什么神丹妙药，而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的干痴研磨制成的粉末。这种含有天花病毒的粉末吹入小孩的鼻内，他就会染上轻度天花。这样，体内有了抵抗力，就不会再得天花了。我国古代将天花称为“痘”，将道士的这种预防方法称为“种痘”。古代医学家的基本思想就是以毒攻毒。也就是取得已经得过天花人的天花种植在没有得过天花的人身上。由于它带有毒性，人接触了一定量的有毒物质后就获得了对毒物的抵抗能力。可以说，这其中包含了比较朴素的免疫学思想。

鼻苗种痘的方法到了唐代已经趋向成熟，但主要还属于在民间秘传，并没有广泛应用，到了明代以后，人痘接种开始盛行起来，在清代，康熙皇帝十分重视人痘预防天花的推广，有关幼儿种痘的方法也被收入了钦定的医学教科书，官方的提倡和推广使得接种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人痘接种法的发明，不但有效地保护了我国儿童的健康，而且不久就传到了国外。清康熙年间，俄国医生到北京来学习种人痘的方法，以后便由俄国传入土耳其。18世纪，一位英国驻土耳其的公使夫人，先后给她3岁和5岁的孩子接种了人痘，并致信美国王妃，希望推广这样一个技术。这一年人痘接种在英国也获得了承认。

人痘接种法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创造之一，它造福于全人类并促进了医学的新发展。这种方法曾经有效地预防了无数次天花流行，也使许多人免于麻子、残废等天花后遗症的困扰。

英国的牛痘接种法是人痘接种法的一次重大革新，它最终完全降服了曾经肆虑全球的天花。18世纪，欧洲天花横行，人们因天花难以遏制的传染而陷入惶恐。而当时从中国传去的人痘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同时，人痘接种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在古代人们对于病毒的特性还不太了解，对于减毒的效果也不能确定，有时候由于人痘没有完全被减毒，接种以后反而可能就感染天花了。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更有效、更安全的办法来杜绝可怕的天花呢？英国的一位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开始了对这个难题的艰难探索。有一天，一位姑娘到琴纳的诊室看病，琴纳判定姑娘患的是天花，但姑娘却坚决地肯定自己得的不是天花。因为在她们的奶牛场，几十个女工从来都没有得过天花，只不过是在于上长过小痘疮。牛痘是牛的一种轻微传染病，发病时在牛的乳房附近会长出脓疱，挤奶时会通过伤痕而传染到人的手指。有意思的是，凡是患过牛痘的人就不会再患上天花了。这次意外收获灵感：挤奶女工身上的小痘疮和天花到底有什么关系？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牛身上长出的牛痘天花病人人身上的症状十分相似。这使他进而想到是不是有可能给人接种牛痘呢？

1796年5月14日，琴纳在自己47岁生日的这一天给一位8岁男孩接种牛痘。琴纳用小刀在小孩上臂的皮肤上轻轻地划了一道刀痕，然后十分小心地将他从牛奶女工那里获得的出痘的浆液轻轻地涂抹在男孩皮肤的刀痕处，完成了牛痘的接种。随后的一段时间，琴纳对这个接种了牛激的男孩进行了严密的观察，从种痘到结痂、长脓包到最后脱痂，牛痘接种成功了。

但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琴纳的面前：人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得天花呢？为此，琴纳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给种了牛痘的男孩又接种了天花，半个月过去了，被接种天花的那个小男孩安然无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试验终于成功了。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向天花病毒发起的最大反击，被医学家们称为“死神的帮凶”的天花终于被人类征服了。试验成功后，琴纳为附近的村民们免费接种牛痘。但在当时，教会认为琴纳的发现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意味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命运居然要取决于牛脓疤疮。伦敦上流社会的人们也对此不理解。面对这一切，了保持沉默。他回到家乡，继续为村民们免费种牛痘。1798年，英国、法国、俄国等地区又流行天花，这时经过琴纳接种牛痘的人已达到2000多人。在这次天花流行期间，这2000多人没有一个人被传染天花，琴纳牛痘接种法的成功再一次得到了印证。由于琴纳的牛痘接种法简便、安全而且高效，十几年间迅速传递欧洲各国和美洲大陆。1803年，西班牙还特地疗船队向所有海外属地推广实施牛痘法。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随着接种牛痘法在中国的不断推广，1961年中国全面消灭了天花。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根除。

天花让我们记起了琴纳在200年前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我没有十足的信心，但请容许我祝贺国家和普通大众，一种方法将能使一个每小时都夺走人命的疾病，一个被视为人类最严重灾祸的疾病，从地球上永远销声匿迹。”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形势严峻的历史时期。国际上，帝国主义骂我们，苏联卡我们，我国国内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作为工业基础的石油工业处境尤为艰难，所谓“贫油”国的现实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此，国家在北国荒原大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石油会战”。自1960年5月起，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忘我拼搏，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开发、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现代化石油企业，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工业奇迹。从此，我国“贫油”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大庆人在“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同时，塑造出了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时代精神——大庆精神。对于大庆人来说，最艰苦的，还是创业伊始的年代。那时，建设者们在茫茫荒野之上根本找不到栖身的房屋，只能支起帐篷，架起活动板房，在废弃的牛棚，马展里，办公、住宿。有时，他们在劳动一天之后只能往野地上一躺，几十人扯起一张篷布盖在身上。阴雨连绵的季节里，无论是帐篷里、活动板房里，还是，马展里，到处都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仍然滴个不停，找不到一处不漏雨的地方。于是只好几个人挤在一起，头顶一块雨布，坐着睡一宿。第二天睁眼一看，雨水把人们的鞋子都冲走了。几场萧瑟的秋风之后，严冬即将降临。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人、教授和学徒、工程技术人员和炊事员一起动手，挖上的挖土、打分的打分，没有工具的，排起队来用脚踩，垒起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土房子，度过了第一个严冬。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在沉睡了千万年的大地上，到处可以听到向地层进军的机器轰鸣声。夜晚，在营地的篝火旁，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孜孜不倦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没有电灯，没有温暖舒适的住房，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没有，但是，人们那股的专注精神，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青天一顶星星亮，夜晚一片簿火红”就是当时那感人情景的真实写照。

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石油工人王进喜，是大庆油田上有名的“铁人”，也是大庆精神的代表人物。当年40多岁的他奉调前往大庆油田时，一不买穿的用的，二不买吃的喝的，衣服被得都交火车托运，只把一套《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到了大庆，他一不问住在哪里，二不问吃什么样的饭，头一句就问在哪打井，钻机到了没有？接着，他马上就去查看工地，勘察线路。钻机运到了，但起重设备还没有运到，怎么办？他同工人们一起硬是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一寸寸、一尺尺把天干多吨重的钻机挪到了井场。他们的手上、肩上磨起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开钻后，一台钻机每天至少要用四五十吨水，是等到自来水管线安好后再开钻打井吗？不！王进喜带领全体职工用脸盆、水桶从一里多外的小湖里取水，硬是保证了钻井需要，就这样艰苦地打下了第一口井，创下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奇迹。在打第二口井的时候，出现了陆续事故的迹象，如果发生井喷，就有可能把几1十米高的井架通通吞进地层。当时，王进喜的一条腿受了伤，他拄着双拐，在工地上指挥生产。在那紧急关头，他一面命令工人增加泥浆浓度和比重，采取各种措施压制井喷，一面毫不迟疑地抛掉双拐，扑通一声跳进泥浆池，拼命地用手和脚搅动泥浆，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搏斗过去了，井喷事故避免了，干和另外两个跳进泥浆池的工人，皮肤上都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

大庆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不仅表现在他们能够顶得住任何艰难困苦，更可责的是他们能够长期理头苦干，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谨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正是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在油田勘探和建设中，为了探明地下情况，每打一口井都要取全取准20项资料和72个数据，保证一个不少，一个不错。在油田建设初期的儿年中，勘探工人、钻井工人和电测工人们，不分昼夜，准确齐全地从地下取出了各种资料的几十万个数据，取出了几十里长的岩心，测出了几万里长的各种地层曲线。地质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大量的第一于进行了儿十万次，儿百万次，几千万次的分析、化验和计算。那时的大庆根本不具备计算机这样的先进设备，但所有数据又必须绝对准确，如果没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没有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没有尊重实际的科学精神，这一切从何谈起。

1964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共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大庆精神主要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铁人和大庆精神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勇于战胜一切闲难的精神。

（摘编自教育部社政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案例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