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及理论探索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学生学习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演变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理解并熟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全面批判的主要观点；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偏离。

2.能力目标：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批判性分析能力。

3.情感与价值目标：培养学生批判性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思潮的兴趣。

学习重点与难点：

1.学习重点：（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2）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态批判

（3）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批判

（4）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5）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

（6）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建构

（7）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2.学习难点：（1）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态批判

（2）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批判

（3）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

教与学方法：

1.教法：网络视频教学、网络主题讨论

2.学法：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网络视频学习、在线作业及作业互评、在线测验巩固提升

学时分配：0学时

导学思路和内容：

【学习思路】本章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主要流派观点的概述，学习者应将重点放在不同流派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等方面。学习的基本线索如下：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代表作：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狱中札记》

↓

2.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

（1）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结束

人本主义主导

（2）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

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主要的理论倾向

（3）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多元化：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基督神学马克思主义

↓

3.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批判

（1）经济批判

霍克海默《独裁国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德波“景观社会”理论，约翰·罗默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2）生态批判

“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

4.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批判

（1）个体心理机制视角

阿多诺《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

（2）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

（3）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阿多诺《美学理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

5.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奈格里、伍德、哈维等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

↓

6.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错误理解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列斐伏尔《今日马克思主义问题》

↓

7.对社会历史的理论建构

萨特的“匮乏——集团”理论，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微观机制”和人的主体性视角）

↓

8.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构

民主的、自治的和共同参与的多元社会主义，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自由主义倾向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演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欧，其主要创始人是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和意大利的葛兰西等。在经历了20世纪30—8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和演变。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具体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欧、西欧所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1918年至1923年，德国、匈牙利、芬兰、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起义和人民起义，进行了一系列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中欧、西欧各国的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观的过程中，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转向社会革命的文化内涵和总体特征。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国际犯了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把社会革命的成败完全归结于经济条件，认为只要坐等经济条件成熟，革命的胜利就会自动到来。这种理论把革命看成自然发生的社会进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主义科学，造成了注重客观规律而忽略主观因素、注重经济学而忽视哲学和辩证法的片面化错误。

卢卡奇、柯尔施等通过对革命失败的根源的分析，认为中西欧的情况不同于俄国，在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带有“总体”的性质，它不仅依靠国家暴力，而旦更多地凭借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提出中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总体革命”。“总体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且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成为先导，以便改变和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争取人民，使他们确立起革命的意识。

1923年，卢卡奇和柯尔施分别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稍后出版的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标志着一股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形成。最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称这股思潮的是柯尔施。1930年，柯尔施在其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首次提到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柯尔施使用这一概念主要表达卢卡奇和他自己所代表的、与“俄国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突出的是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的不同。

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和流传，一直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1955年重新提出这一概念和问题时，才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反应。梅洛-庞蒂在这一年发表的《辩证法的历险》中，设专章（第二章）来论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他沿袭了柯尔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提法，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让“革命的青春和马克思主义的青春又复活了”，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发表了一部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安德森不再仅仅从突出与列宁主义的差异、对立上去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而且也从主题和所关切的问题的角度去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以经济、政治为主题和以哲学为主题的不同，来区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还突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概念，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流传，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从中东欧向西欧转移的产物。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概念，但不简单地指与列宁主义的对立；它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已从西欧扩大到整个西方；同时，作为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概念，它既包含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也包含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有关联的各种学派。

人们普遍认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且还担任着无产阶级政党内的重要领导职务，直接参加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探索了西方革命的新途径。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革命依然是他们著述的主题之一。

二、20世纪30—8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结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演变，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人本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变化，主要依赖于以下条件：

一是资本主义开始面临全面危机。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工业和银行业都遭受了沉重打击。

二是新的科学进展造成了经典科学框架理想化的幻灭，科学认识在西方表现出强烈的人的主体性的特征。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个体的非理性代替传统的哲学理性。

三是马克思一些重要文本的发表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文献的发表引起了巨大轰动，被有的人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从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福利国家在西方逐渐兴起。它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整体意识。其次，纳粹暴政危害了世界和平和社会稳定，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再次，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化和消费理论，在意识形态上使工人阶级沉湎于文化消费，思想日益匮乏，逐渐失去了革命的动力。最后，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社会思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大影响提供了思想条件。西方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解释，泛化了研究主题，逐渐分化成很多思想流派。

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可分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种主要理论倾向。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当作核心问题，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拒绝“经济决定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对启蒙进行反思，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把精神分析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用人的心理机制分析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把存在主义中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以弥补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空场”。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的文献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恢复它的科学本质。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用“科学的精神”把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用结构中多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思想和价值取向。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两种主要理论倾向相互对峙，但又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反对教条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实践脱节，因此必须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进行改造和重构。

第二，强调批判精神。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武器，它的对象非常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

第三，强调开放性，吸收了大量西方的近现代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吸收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吸收了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分析哲学的方法。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续保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另一方面，把视角投向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女性主义、生命政治和国际政治等领域新出现的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些右翼学者认为，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胜利。但哈贝马斯、霍布斯鲍姆等左翼学者，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比较审慎，对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索。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代表性思想家约翰•罗默认为，虽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垮了，但“这并不意味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

苏东剧变标志着冷战的终结，但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仍然激烈。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连年不断。宗教、文化等因素与战争的爆发固然密切相关，但它们本质上是新帝国主义全球策略的体现，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和过度的国家干预政策，导致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英美等国开始大力奉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推进私有化，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体金融化之后出现的全局性问题。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全球性贫困等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法国学者雅克•比岱和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在其主编的《当代马克思辞典》的前言中便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英语世界（英美大学）”。

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生态危机以及局部战争等新问题不断涌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变化发展的新的土壤和条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建设。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持续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建设，该流派对西方学界的影响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欧洲大陆扩展到了英美国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试图通过借助黑格尔法哲学来重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体系；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强烈关注社会现实，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等现实问题。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岀多元化特征。首先，它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文献，同时大量吸收了当代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女性主义等都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营养。其次，它的理论对象是多元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不尽相同，它们根据自己的立场、方法所分析的社会问题也各种各样，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以研究主题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派别开始出现。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多元的。它们认为社会主义应具有多种新的模式，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也应具有多种形态。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密切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试图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提议，如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改良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加强社会公共福利建设；倡导积极的生活方式，积极应对环境危机等，与此同时，苏东剧变也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病，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视为“极权”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失败，试图通过对这种模式的批判，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伦理化解读和批判，开始用伦理学的观点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重要概念。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道德理论的争论曾持续了近30年。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批判和伦理批判不可能割裂开，因为马克思以此种价值作为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作为推论或佐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优先性与正当性的理由之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模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内容。没有伦理内容的社会主义是不足取的，是人民群众所不想要的。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其核心内容。批判由点到面，既集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子系统，又表现为全面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态批判

（一）经济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独裁国家》中，霍克海默尔认为，所谓的“独裁国家”，在经济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抛弃了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呈现出“垂死”的状态，相反，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计划经济更能促进生产，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这种经济制度会对人的自由形成威胁，让人性分崩离析。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高生产和高消费，但这种消费是一种被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它一方面让人们获得物质和感官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导致了人和社会制度的异化和同质化，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在生产领域，技术的进步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直接导致分工的日益细化，使得人的异化状态日益严重。同质化则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欲望的消失。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本质上否定了人的生产性潜能，本应该成为自我表现的生产劳动，反而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这种异己力量对个体而言就是一种心理体验。“异化（或‘疏远化’）意味着人在他把握世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行动者……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因此，通过对作为人的自由劳动本性的否定，异化否定了人的生产性潜能。

弗洛姆还认为，现代社会存在重大缺陷的原因在于，个体的心理机制发生了从“生存”向“占有”的重要转变，正是这种心理机制，使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制度走向了堕落。

列斐伏尔从人的生物本能、欲望出发，强调了人的异化和内在矛盾的深刻根源。从微观角度看，异化贯穿着人的一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细化造成了人的异化、碎片化和片面发展；从宏观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发生了异化，演变成为一种“有机的资本主义”，它的发展不是依赖于经济制度本身，而是借助于国家和科学技术等外在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和政策导致的不良结果。由于缺少规制，尤其是缺少道徳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约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实践往往堕入自由放任的境地，以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复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而这种制度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寻找既与现代异化的资本主义不同，又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的道路。

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其内容已经跳出了生产领域，开始把消费、交换和流通等领域也纳入分析的范围。他们认为，消费不仅是个体消费的选择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应该关注资本社会化过程中的消费社会化形式。

德波试图通过对消费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景观”进行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景观社会”，它的实质就是诱导人们进行过度消费；对交换领域的深入研究，促成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与之相伴，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微观经济领域，博弈论等当代经济理论模型被整合到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批判之中。与这种微观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它的方法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还包括政治理论和实践。在政府职能方面，新自由主义要求建立一种“守夜人式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金融危机时认识到，这是自由放任经济形式造成的结果。所以它不仅仅针对经济领域，而且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约翰•罗默等学者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学角度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成果。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由此产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人类统治和支配的知识形式的批判、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开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的整个生态运动中已经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方面是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把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全面地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与七八十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相比，要完整、系统、成熟得多。在这一时期，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促成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纷纷进入生态学领域，同时也拉近了一些绿色运动的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重新解释其生态理论，出现了“绿色红化”的潮流和现象。

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个体心理机制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批判法西斯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个体心理作为他们从事政治批判的切入点。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中，阿多诺认为，法西斯分子通过他们的宣传工具，利用个体的“暗示”和“催眠”等心理学方法，调动个体内心的“认同”机制，让大众认可法西斯主义的理念，然后通过“施虐受虐狂”的心理机制侵蚀人们的心理世界，建立起一种等级制度，形成种族歧视，最终促使普通大众自发地进行种族迫害行为。（心理机制实质上是意识的独立性）

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赖希用“性格甲胄”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暴政形成的个体心理原因。他认为，德国人是愿意服从于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因为他们本身的性格包含着一种独裁主义特质，这让他们愿意服从独裁统治。他提出，法西斯主义只是人的独裁主义性格被组织化的政治表现，是人的机械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层心理倾向的外在表现。在纳粹德国，种族理论、家庭理论等，是为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服务的，它们的基础就是独裁主义性格。

二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中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遍布国家的各个领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从政治领域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这已经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渗透到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它们绝大多数属于传统的公共领域，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公共领域意识形态的批判。

革命理论也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范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革命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劳动解放理论等，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重要内容。

三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其研究者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作用是消极的、否定性的。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认为，启蒙运动以来，文化的普及似乎意味着大众普遍素质的提高，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工业已经被资本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文化工业的过滤，文化工业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维护自身存在发展的“社会水泥”，实现对大众的全面欺骗和禁锢。

文化工业的另一个弊端在于，它将文化产品商品化。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本身就具有十足的欺骗性，似乎这种文化形态本身是为大众服务的文化，但它的本质是商品化之后的一种文化消费形式。文化消费完全让文化作品乃至消费者丧失了独一无二性，因为文化本身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有意义的需要，个体追求的只是一种消遣和娱乐。

从文化的生产来看，文化的商品化意味着，它必须满足生产者的利益最大化，这让生产者把文化生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现代工业成了艺术作品的现实基础，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工具理性侵入了超功利的艺术领域，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齐一化、模式化，成了最重要的特征。对此阿多诺提出，应该通过恢复文化艺术作品的“非同一性”，把美学和艺术哲学化，通过哲学的思辨和批判来实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彻底摧毁和改变，实现文化艺术的解放功能。

本雅明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和解放功能，认为大众文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具有促进作用。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指出，全面的机械复制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艺术的经济特征，它让艺术走向大众，让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垄断品。

复制技术把所有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造了大量的复制品，所以它就用复制品的“多”，代替了原作品的“一”；而且由于众多的复制品能够使接受者结合自身的具体感受来欣赏，所以复制对象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这两方面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由此促进了现代艺术的繁荣和人民大众品味的整体提高。

到了20世纪末，文化批判开始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广泛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文化批判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它们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分析及其再诠释。

从中观层面来看，它们对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内的现象进行批判，具有综合性，把很多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政治主体联系在一起。

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类似于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成果进行整体批判。

宗教问题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重要研究内容，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问题。9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宗教理论。在宗教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后世俗社会”，认为世俗化仍在不断深入，但是宗教和宗教团体对社会的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宗教既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公共理性，又有助于确立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宽容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复兴宗教的目的还在于，从西方文明传统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源，找到政治主体和宗教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三、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和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综合形成“物化”概念，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物化现象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形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釆取了物与物之间的虚幻的形式，它被物化了。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异己的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自己相对峙并压抑着自己。

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屈服于狭隘的分工，职业越来越专门化，整个社会生活被分解为一块块碎片，人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中，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由于世界的机械化必然使其主体、即人本身一同机械化”，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被客体化、对象化了，劳动者成了转动着的机械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是过去支配现在，死的统治活的。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必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物化意识”。物、事实、法则等的力量被无限夸大了，人或主体则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物化的影响一直深入人们的灵魂，这就是物化意识使人们看不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及其发展趋势，而是把这种生产方式当作规律来加以接受并使之永久化。

要冲破物化意识和物化结构的束缚，在思维方法上，要回到马克思的方法上去，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核心是总体性，总体性就是全面把握社会现实的方法。总体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只有把事实置于总体之中，才能理解其意义，总体归根到底还是主体包摄客体。坚持总体性就要诉诸革命的实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他既没有严格区分物化与异化，也有泛化物化现象的倾向。

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直接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列斐伏尔把异化视为哲学的核心概念，认为劳动就是异化。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社会的主体又是人，而异化又意味着矛盾，所以整个社会处处充斥着异化，社会也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尤其是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和人的异化状态也达到了顶点。异化已经表现出多面性和无处不在性，表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异化作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性特征，不仅包含压迫、剥削等传统内容，而且涉及人的生存的无意义的感觉。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的定义既包括人在外部物质世界或不定型的主体性中迷失自我，还包括个体在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中的分裂，其本身的统一性被毁坏。这种异化已成为人的基本的生存矛盾，它表现在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本能、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它如同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总之，异化成了人类实践的基本结构。

由于每个人的行为都由原始自发的秩序、理性的组织结构和压抑的拜物教系统三个发展阶段组成，因而经济学上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工人的被剥削，政治学上的有效管理最终腐化成国家（政党）专制的工具，哲学上思想的阐明最终变成严酷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统治的工具。

马尔库塞对异化的论述是多角度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当代社会制度的接受，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人们成了一种驯服的动物。但这也让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全面的异化：从科技到文化体系，从劳动到消费领域，从人的思想到社会心理结构，总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状态。

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生产机械化、作业的流水线化、产品的标准化以及管理的科学化，表面上是科学技术给人的生活和生命带来的好处，实质上，它压制了人性，将人等同为机器，资本主义的进步法则被浓缩为一个公式，即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从工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来看，在新的条件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是一种奢侈型的消费需求。人们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完全为当下的社会制度所同化。而且，产品的极大丰富，使得工人已不再思考自身的异化问题，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就消解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二者融合为一体，这让工人阶级失去了反抗的动力，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马尔库塞正是从科技的异化、意识形态的异化、人的异化等方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从西方社会高度富裕和高度自由的外表下揭示出它对个人的统治和压抑。

哈贝马斯通过危机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晚期之后，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系统中，经济系统遇到的是经济危机，政治系统遇到的是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遇到的是动机危机。

经济系统的危机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投入和产出的不平衡问题，因为“国家机器不可能充分地控制经济系统”，它最终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在公共行政领域表现为政治的合理性危机，而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就是人们对整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此外，社会文化系统的商品化和行政化，也由于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危机而出现了失调。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通过对这三个系统的四种危机类型的分析，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也值得关注。奈格里、伍德和哈维等人认为，虽然新帝国主义的实质仍是帝国主义，仍然没有改变追求资本利润，没有改变军事干预、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等基本特征。

但新帝国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在维持大棒政策的同时，开始注重使用胡萝卜政策，强调通过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和自由流动来“文明地”获取更多利益。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可以根据空间理论进行解释，即要消灭整个世界各个地区各个阶级的同等压迫和剥削，只能通过消除空间差异来实现。全球化成了新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整合到了世界历史之中。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企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反思中“重建”马克思主义。

一、反思辩证法及其适用范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自然界和历史领域，认为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和历史领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施密特指出，恩格斯首先把自然和历史“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两个不同的‘适用领域’，把辩证法的各个要素从具体的历史内容中分离出来，完全紧缩成首先来自《自然辩证法》的三个与实在相对立的被实体化了的‘根本规律’，于是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即世界观、解释世界的积极原则”。

施密特认为，辩证法应该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它即使是适用于自然，也是人化自然，是与社会和历史紧密联系的自然。

马尔库塞反对把辩证法“本体论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决定性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脱离了本体论基础。辩证法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与此相联系，马尔库塞否认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辩证法的应用范围只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他还进一步断言，辩证法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它只在“否定性的”阶级社会中发挥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其他方面看是一个历史的方法；它涉及了历史过程的特殊阶段”。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涉及的辩证矛盾的否定性，就是对阶级关系的否定。辩证法本身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中阶级对抗的消失，辩证法也将失去意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自在的”自然界大体上也持拒绝的态度。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确定了“辩证理性”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清理了出去。他认为，由于过多地强调了辩证法，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飞地”。

列斐伏尔在批判和拒斥“辩证唯物主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来自它的实践特点，来自它对哲学的超越，来自它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因为它是深刻的历史性的。他强调，实践的辩证法是人的意识的辩证法，是主观和革命的辩证法，“如果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界，那么它怎么能是革命的呢？如果它来源于革命批判和历史分析，那么它又怎么能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呢？”

梅洛-庞蒂认为，人们很难证明客观的自然界存在着辩证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领域的应用，这种观点十分荒谬。如果把这种自然界的“辩证法”应用于人类社会，那么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即人的地位就会被彻底忽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把个人当成集体无意识，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把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自为存在物”和“类存在物”，本质上是与社会有机统一的。就社会而言，它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是人的存在的有机部分。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不同于物在盒子中的存在，人在其灵魂深处承受着社会。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否认辩证法是自然界的根本方法。科莱蒂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的哲学观点，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过探讨。“‘唯物辩证法’在其严格的意义上，就是黑格尔自己的物质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合法性被颠覆和否定。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否定，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辩证关系，从而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二、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大体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形态研究，二是历史的“微观机制”和人的主体性研究。

（一）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研究。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给予了足够重视。正如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所表示的，“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

萨特从匮乏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形态。他认为，人类总是处于一种匮乏的状态，匮乏的超越性和否定性导致了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生。“由于匮乏，创造了历史的可能性。因为正是超越匮乏的集体计划，实际上在给历史揭幕，历史开始于并且终结于克服匮乏的社会努力。”人类的这种匮乏状态导致了人们对个体与阶级利益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中介的需求，逐渐形成了群集和集团。由于人的实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要求，群集必然会被集团超越。集团又分化为“融合集团”“誓愿集团”和“制度集团”等形式。

完全基于外部强制力量的融合集团，会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逐渐把暂时形成的共同目标内化，融合集团也就发展成一种新的自为的誓愿集团。这种集团具有强制和自觉双重特征，它们共同维持着集团的存续和发展最后，集团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具有严密的组建形式的制度性组织——“制度集团”。通过对匮乏的克服和异化的扬弃，人类历史呈现出从“群集”到“融合集团”“制度集团”再到“官僚国家”这样的发展样态这种发展样态，基本上勾勒出了人类群体——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是，它呈现出来的逻辑性特征比它的历史性特征更明显。

哈贝马斯把社会形态划分为“新石器社会”“早期的高度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现代社会”四个历史阶段。

在《合法化危机》中，他系统论述了社会形态理论。他认为，社会发展形态包括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其中，阶级社会又被细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处于传统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键的社会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精英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社会，政治精英作为国家代表，尽可能追求一种平等的社会形态，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又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晚近经历的社会形态，且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它可以被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分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原则，才能够揭示出产生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可能性。

原始社会的制度核心是亲缘关系，亲缘关系的总体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的政治制度，依靠家庭道德和部落道德来团结社会。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依赖于剥削劳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状态稳定。

传统社会形态的制度核心是国家机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发生了直接关系，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依靠的是传统的世界观和国家伦理。（政治经济一体化状态）

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它的组织原则变成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是由资产阶级民法体系来规制的。这种组织原则造成了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分离，经济系统、市民社会等领域纷纷从政治系统中独立出来。而且，由于资本的地位得到加强，资本的自我运作导致了生产方式的革命和再生产的不断扩大。

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完整而科学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虽然它们把自己的社会形态理论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细化”，但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甚至歪曲，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解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异。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微观机制”和人的主体性进行了研究。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了宏观描述，把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理论上的宏观研究，其科学性毋庸置疑，但它的缺点是忽视了对社会历史的“微观机制”的研究，缺少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因此，需要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补充和“改造”。

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从微观机制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

赖希、弗洛姆等人，把个体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分析方法作为理论武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赖希从“性革命”的角度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的解放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把个体的性健康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目的。微观的“性革命”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取代“宏观革命论”，突出了人的自由和幸福，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因为个体的性本能所爆发出来的力量能够起到破旧立新的作用。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能培养出仅仅关注衣食住行的物质主义的人，但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也是容易被收买的，因此革命的目的首先应该关注“人的自我能动性”。在他看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鸿沟，因为它不能解释“经济基础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发生机制，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纽带，应该是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个体的心理结构相联系。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现实的人”参与、影响历史发展的微观机制没有得到论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是一种“宏观主体”的历史，历史的真正主体即“现实的人”却被忽略了。

哈贝马斯认为，要从个体“同一性”的发生学机制出发，研究历史发展问题，认为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最终也只不过是社会成员的“同一性”危机。因此，对个人和群体的“同一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社会危机的发生机制，最终能够解释和解决社会危机。

危机产生一般是由于文化、社会和人格的再生产出现了问题，它的最终解决应该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动来实现。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道德和法律等建制将成为社会集体“同一性”的核心，道德的正当性和法律的合法性都需要从社会“同一性”角度进行解释和论证。为了解决“同一性”问题，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引入了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人的道德认知理论，试图从个体道德学习的角度出发，论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三、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重思值得重视。当代影响很大的几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论证对象和价值追求对象：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论证了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价值——平等的重要性。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当作克服社会问题之后最终实现的价值目标。

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哈贝马斯认为，即使发生了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谷，但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好的价值取向之一。只要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反省，只要赋予这个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念以新的含义，社会主义就仍是不能抛弃的目标。

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代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性的共产主义确实已经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破产。社会主义应该既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政治纲领，也是一种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标志。苏东剧变表明，社会主义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方面也是其重要内容。他们要么认为，要解决历史性的共产主义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就必须引入民主制度；要么认为，社会主义和新左派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缺少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系统。

苏东剧变还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思社会主义史，其中包括对苏联社会主义、东欧社会主义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分析，也包括对凯恩斯主义等思想流派的解读。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试图建立一种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试图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社会整合等问题。

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史的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进行了分析和谋划。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建立一种民主的、自治的和共同参与的多元社会主义。苏东剧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已经走向多元化，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托派社会主义等思潮开始涌动，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甚至成为某些流派的实践纲领。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限于总结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它还注重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人物和成功经验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几年，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热烈讨论集中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关注。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哈贝马斯称为20世纪四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其他思潮的对话和交流中，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围和研究领域。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些探索，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某些新的研究方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些启示和借鉴，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研究，它的“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如阿尔都塞，重视对《资本论》的症候式阅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资本论》进行功能解释。

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不足。如没有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揭示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源，也不能给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早期文本过度关注，影响了它的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它得出的马克思早期文本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高峰、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结论，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它们的批判方法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却没有继续深入下去，而更多地停留在社会问题的表面或其中的某一方面，学院化倾向严重，未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东欧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实践上的成就估计不足，并且夸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缺陷和弊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与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自由主义对话，却逐渐疏离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回到黑格尔或康德而靠近自由主义。在内容上，他们开始讨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所强调的个人权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倡导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理论，强调建立世界共和政府和世界公民社会；在方法上，他们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对立，通过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体系等手段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学派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流派，它们关注的问题、批判的对象多样，研究主题多元，理论形态各异。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们应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证分析和历史评价，既汲取其积极成分和合理因素，同时又清醒地自觉地摒弃其缺陷和弊端。

本章思考题：

1.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因。

2.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

3.如何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

阅读书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2.【德】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渴、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4.【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