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的发展及挫折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在苏联的开展情况；了解斯大林时期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掌握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系统阐发；掌握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掌握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掌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及成因；大致了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理解并深刻领悟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2.能力目标：以苏为鉴，提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能力，提高抵制和批判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

3.情感与价值目标：全面深化对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同感，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念。

学习重点与难点：

1.学习重点：（1）斯大林时期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

（2）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系统阐发

（3）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4）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5）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及成因

（6）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2.学习难点：（1）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系统阐发

（2）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3）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教与学方法：

1.教法：网络视频教学、网络主题讨论

2.学法：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网络视频学习、在线作业及作业互评、在线测验巩固提升

学时分配：0学时

导学思路和内容：

【学习思路】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苏联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因、特征和优点、弊端。除此之外，还有斯大林的继任者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实践，以及苏东剧变的过程和历史教训。本章内容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兴衰为内容的历史画卷。学习者应当关注以下要点：

1.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推进情况

研究机构、理论刊物、马恩列原著的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2）重大理论问题讨论

批判德波林学派、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落后、讨论文艺理论和文艺方法、批评史学研究脱离实际

（3）列宁主义的系统阐发

《论列宁主义基础》

（4）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5）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成果

《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6）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

与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争论；农业合作化理论主要体现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胜利冲昏头脑》等著作中

（7）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探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2.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与成因

（1）政治、经济、文化特征

（2）国际环境、快速工业化、社会主义认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

3.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剧变

（1）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

（2）剧变：四个阶段

（3）原因：和平演变、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本的、决定性原因）

（4）教训：及时解决矛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

列宁逝世后，俄共（布）继续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长期努力，苏联逐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人曾几次进行改革，但均未成功。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不遗余力地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致使改革变向和失控，最终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继续推进

继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被推选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开展

斯大林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工作。

第一，重视对研究机构、理论刊物的创办和完善。继列宁之后，斯大林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1931年，联共（布）中央为了把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工作结合起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综合研究，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同时，联共（布）中央还创办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刊物，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学院通报》《红色文库》《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等，这些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载体。

第二，加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遗著的整理出版。1931—1938年，联共（布）中央直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发表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在1932年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题，首次发表了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的“巴黎手稿”，引起了广泛注意。

1932—1933年，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9年至1930年发表了列宁的重要遗著《哲学笔记》，并从多方面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

193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选（两卷集）和许多专题文集，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出版史上的大事。

1939—1941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以完整的形式，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41年又出版了《自然辩证法》新版，纠正了1925年版中的错误。

1947年，分别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内容为1892—1895年恩格斯的节信和以前各卷中遗漏的书信）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马克思的《编年大事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集等随后也陆续出版。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全部出齐。

50年代，又开始出版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更新更好的译本。

35卷本的《列宁全集》第4版也于1946—1950年出版。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系统研究。这种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主要著作和理论观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二是突出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

三是对恩格斯研究相对落后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

四是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专家，其代表人物是达•梁赞诺夫和弗•维•阿多拉茨基。

梁赞诺夫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苏联第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他的另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系统阐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解。

阿多拉茨基在20世纪20——30年代撰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以及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他对列宁的思想，特别是列宁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到20世纪30—40年代，苏联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对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斯大林于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做了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批评了理论工作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情况。他提出理论家们根据新的实践，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以摆脱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脱节的落后状况。斯大林的演说在苏联理论家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个科学研究机构都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和对理论脱离实际倾向的批判。

第一，对德波林学派忽视列宁主义哲学的倾向进行了批判。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米丁、拉里采维奇和尤金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对以德波林为代表的一些人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工作落后于实践的状况表示不满。他们提出，在“大转变”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面临的任务是深人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以批判德波林学派为实际内容的这场哲学大辩论，反映了哲学工作必须联系实际、联系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迫切要求。

第二，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相对落后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胜利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落后的方面，也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所批评的哲学战线上理论工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主要表现之一。20世纪30年代，针对德波林学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社会方法论的错误观点，苏联多数哲学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又是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此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范畴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在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第三，对文艺理论与文艺方法问题展开了讨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文艺方法问题，曾发生过几次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本质问题。讨论中批评了托洛茨基否认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观点，使广大作家、批评家提高了对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增强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主义精神武装自己的自觉性。

二是关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当时苏联有一批专家和文艺批评家热衷于探讨文艺形式问题，提出了“艺术是形式的艺术”“艺术永远是脱离生活而自由的”“艺术是一种游戏”等一系列形式主义的观点。

布哈林着更阐述了文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两者关系的处理上，重形式而轻内容或重内容而轻形式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但内容同形式相比较，内容是决定性的方面，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

三是关于文艺的政治倾向、党性的问题。有的艺术家认为文艺是不受意识形态控制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党性在艺术家创作活动中的指导作用。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针对“岗位派”作家的这种观点，一方面强调要努力在意识形态、科学和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确立无产阶级特有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文化事业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政策上的特殊性，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取与理性的批判相适应的综合方法。

四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确立，是苏联文艺界这一时期学习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四，对史学研究脱离实际的倾向进行了批评。针对苏联历史学界在俄国和苏联历史、联共（布）党史、革命史方面的研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情况，联共（布）中央决心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学的落后局面。

首先，开展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这种讨论围绕着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展开。在讨论中，各种错误观点受到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得到阐述，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和30年代初期，苏联史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多数历史学家们趋向于否定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过程中的所谓“亚细亚”阶段，从而使苏联史学家们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在“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基础上统一了起来。

其次，对历史教学工作进行了整顿。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史学理论展开了批判。

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的决议，将中学里的历史课恢复为独立科目。

1934年5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作出了《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要求给学生提供明确而具体的史料，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理解历史。

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具体指导下，1936年1月2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又一次联合作出关于历史学教科书编写问题的决定，同时开展了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公开批判，以消除苏联史学界存在着的非社会主义倾向、主观主义倾向以及“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的倾向。

批判的积极成果是使苏联历史科学实现了向新阶段的转变，历史教学开始走上了正轨。

上述所开展的这些批评和讨论也存在问题，主要是对持不同意见的对方无根据地进行政治上的指责，把理论上的问题直接同反党倾向联系起来，这种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粗暴的方式，对以后正常的学术讨论造成了危害。

苏联学界特别重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特别是在1941—1945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从思想理论上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同时，弘扬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

三、《论列宁主义基础》对列宁主义的系统阐发

1924年4—5月间，斯大林在其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系统阐释了列宁主义，尤其是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列宁主义的方法，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以及党的理论等，表达了重要的看法。

1.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了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这个定义：

一是正确地反映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这是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二是揭示了“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由于各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强，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催化作用，西方各国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此产生了列宁主义。

可是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这个定义，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未涵盖和反映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内容。

2.关于列宁主义的方法

《论列宁主义基础》阐述了列宁主义的方法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的方法，一是以生动的实践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恢复被第二国际破坏了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根据第二国际的行动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口号来检査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三是按照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四是以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培养党的干部和领导者。

第二国际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背离的严重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以及大多数国家党的领导者纷纷背叛《巴塞尔宣言》，呼喊“保卫祖国”的口号，驱使本国工人上前线厮杀。

第二国际有一个“理论教条”，即只有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以及生产力达到较高的程度，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根据这个教条来衡量俄国，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社会生产力远未达到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步，它不可以进行革命。

3.列宁主义关于“理论”的意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斯大林在其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结合俄国的实践，阐释了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在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准备建立自己政党的时候，“经济派”否定理论工作的意义，在他们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只字不提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反却大谈所谓“批评自由”。列宁针锋相对地说：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的实质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它们力图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抛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运动的原则。

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它的特点是重视实践，至于理论，它是很不关心的，斯大林指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显然，斯大林理解并坚定地维护了列宁主义关于理论的重要意义的观点。

斯大林阐释了列宁主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结束时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理论。如列宁在从西方返回俄国前夕，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提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社会主义不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但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使俄国的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使它产生冲击力和影响力，从而使俄国革命成为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以利于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起来同资本主义“决战”。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说，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历史课题，是必须解决国际革命的任务，使俄国的革命变成世界革命。

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必然激化，“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他还说：“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斯大林认为，这就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即世界革命论。

4.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阐释了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尤其是阐释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极端重要性的思想以及俄国革命各个时期必须实现工农联盟的思想。

斯大林阐述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极端重要性的思想。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或者农民在人口中占一定比重的国度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就是农民。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农民，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斯大林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和阐释：“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斯大林阐述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各个时期必然实现工农联盟的思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即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破产的农民要求结束战争。当时的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胆略和能力推翻上述政权并结束战争。农民只有支持这个阶级及其政党，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大林说：“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实现工农联盟的必然性的论证。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要求苏维埃政权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历史证明，在上述列宁思想的指引下，经过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努力，苏俄的工农联盟得到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在联合农民这个同盟军、在俄国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等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的主张完全一致。

5.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斯大林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相比较，阐述并高度地评价了列宁的理论。

第一，就讨论民族问题的视域而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仅在西方文明民族的范围以内考虑民族问题。亚洲和非洲各民族遭受压迫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未纳入他们的视线。与此截然不同，列宁主义从世界范围内看民族问题，确认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是西方文明民族的阵营，二是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阵营，并且前一个阵营残酷压迫和剥削后一个阵营。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已经成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性问题。

第二，就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而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天真地以为民族问题可以通过“法”的途径来解决，制定了许多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呼吁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实现“民族的平等权利”，把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停留在法律和观念的层面，而不是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去解决。与此不同，列宁主义强调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斯大林就此说：“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

斯大林阐释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两个历史趋向”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左派队伍中有的人否定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民族自决权的意义，认为帝国主义时代不应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因为民族解放战争都会触犯某一帝国主义强国或帝国主义联盟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还认为，实行“民族自决权”从而使一些民族分离为独立的国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要在发展进程中消灭民族差别和民族。

列宁在批评上述观点的过程中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看出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趋势”：第一种趋势是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觉醒，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第二种趋势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頻繁，民族壁垒被破坏，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科学文化日益国际化。列宁论述了两个趋势之间的关系，认为正视第一个趋势，肯定“民族自决权”，充分地给予被压迫民族分离的自由，才能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接近和融合，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列宁的思想，是以可以实现自由分离为手段，达到各民族融合的目的。

对于列宁的思想，斯大林有正确的理解：他指出：“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这一论述正确地阐释了上述列宁的思想。

四、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写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主要叙述了前人的思想，是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中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基本内容：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指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在思想和行动上做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的高度一致性。

二是正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和革命性变革。

三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肯定了唯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概括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由表及里的认识秩序。

斯大林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含的内容及其各自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第一，确定地理环境、人口条件和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方面。第二，提出“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及“人口的增长，居民密度的大小”这两个条件，能够“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不发生“决定的影响”。第三，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

他指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它的改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斯大林还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运动。他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强调新社会思想、新理论观点、新政治设施、新政权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时，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展现出巨大的作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辩证性。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第一，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述不准确。把历史唯物主义仅说成是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关于生产力范畴的界定不准确；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观点也过于武断。第二，没有全面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基本内容。如对立统一规律，只讲了对立面未讲统一，更没有讲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关于质量互变规律，也只讲了量转化为质，未讲质变后量的扩张。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第三，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时，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将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将唯物主义说成是世界观，将辩证法说成是方法论。

1950年5月至7月初，苏联《真理报》针对当时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尼•雅•马尔等人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组织了一次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以便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语言学研究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斯大林非常关注并亲自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写下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同志们》等文章。1950年8月，这些文章和复信被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第一，在论述语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

他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上层建筑有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实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二是观念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首先揭示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法律设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观点建立起来的，“设施”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在斯大林之前，对政治法律制度根据什么、怎样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问题，还没有人作出具体的回答。

其次，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作了论述。他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他还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上层建筑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二是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消灭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

第二，提出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的观点。他说：“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一论断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以生产关系为中间环节构成两对矛盾，它们决定着社会性质、面貌及其发展。但斯大林没能全面地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关系。

第三，提出了质变的两种形式，即爆发式飞跃和非爆发式飞跃。他指出，爆发式主要表现为“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一下子完成新旧更替，具有突然性；而非爆发式则表现为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逐步过渡以实现飞跃，具有逐渐性和长期性。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斯大林还认为，“逐渐过渡”形式包括使新东西渗透到旧东西中，改变其旧本性，从而实现质的飞跃。

斯大林关于经济基础不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的观点、关于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表述都是不确切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全部上层建筑是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其中观念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之一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发展不同步，具有超前或滞后的现象。

第二节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在理论概括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消极影响。

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多方面探索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理论上的贡献，表现在他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系统阐发。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和《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等著作和报告中。

1.系统论述了列宁的建党学说

斯大林系统地总结和发挥了列宁的建党学说，把列宁主义党的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

二是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应该依靠政治信仰、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组织成为战斗的集体。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机体，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和“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

三是提出“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需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一系列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建立各级行政部门和经济管理组织。党应当成为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能够广泛联系各种组织，加强对它们的领导，成为培养各种组织领导者的最后学校，并能通过说服和教育的办法，使其自愿接受党的领导。

四是提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用来争得专政、巩固并扩大专政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五是提出“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只有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才能保证党具有铁的纪律，步调一致地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

六是提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在概括这些特点时存在一定片面性，如片面强调依靠“清洗”来巩固党，对管党、建党强调不够，论述不足；过分强调集中，忽略了党内民主；等等。

2.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他根据实践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进一步阐发。

首先，他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进行了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保卫国家；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改造小生产，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消灭阶级，实现向无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次，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明确地划分为暴力和非暴力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认为它们都会在不同时期发挥作用，但侧重面有所不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专政的暴力作用更明显一些，但仍需要和平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专政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制定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但也必须加强军队和其他暴力机关建设。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出现了严重偏差。1936年，苏联已经实现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在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正确地指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但当时他对社会上存在着的剥削阶级残余还缺乏认识，因而对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现象无法进行解释。

1937年，他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还存在剥削阶级残余，但认为它们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帝国主义派遣的代理人、特务、破坏分子。

3.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提出这一理论的现实依据和主要观点。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不同意这一断言。针对托洛茨基的观点，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不能靠一个国家。

斯大林论述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一是从国内情况看，具有物质前提和政治基础，无产阶级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二是党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大（政治基础）。三是从国际环境看，形势也对苏联有利。苏联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此外，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舞和支持。

二、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

1.斯大林同布哈林的争论

联共（布）十四大（1925年12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推动了苏联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苏联工业的迅速发展同落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这是因为，苏联的工业化得不到外援，资金积累主要靠国内，特别是靠农业商品粮的生产。当时的苏联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率低，商品率更低，无法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1927年底和1928年初还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严重阻碍了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化的进程。

为解决工农业经济失衡的矛盾，联共（布）十五大（1927年12月）通过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议。但是，由于党内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是在核心领导层内发生了斯大林同布哈林之间的争论。

斯大林认为，由于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也由于集体农庄发展缓慢，造成粮食收购下降，党应该把同富农作斗争列为农村工作的重点，采取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架的“非常措施”，如在全国范围内，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对不肯按国家规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根据法律条款没收其全部剩余粮食。同时斯大林号召加速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克服“粮食收购危机”，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布哈林批评斯大林离开了列宁的思想理论原则。

一是布哈林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机构工作的失误，他主张根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更快地发展轻工业来解决矛盾和问题。他强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和措施离开了新经济政策，造成了过火的行为，应通过批评这种过火行为，放弃非常措施和行政手段，用经济手段即通过竞争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二是在工业化问题上，布哈林批评了斯大林通过向农民征收“额外税”积累资金来高速实现工业化的政策。布哈林认为，斯大林以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为依据，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破坏了列宁倡导的“工农结合”的方针。布哈林赞成迅速实现工业化，但认为必须同时发展农业，否则工业化计划要遭到失败。

1929年4月，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纲领。其基本点包括：（1）依靠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的结合，保留市场，逐步排挤资本主义成分；（2）保护个人的首创精神，遵守革命法则，坚决放弃非常措施；（3）釆取较灵活的税收和粮价体系，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4）在合作化过程中，坚持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建设同发展个体经济相结合的政策。斯大林把布哈林这些主张视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的批判，在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理论中作了充分论证。

2.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联共（布）十四大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

斯大林认为，苏联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是发展重工业。苏联工业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通常从发展轻工业开始，而苏联则必须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斯大林多方面阐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由：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理论；二是有利于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从经济上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三是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实现集体大生产。四是对国防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可以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军队。

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有高速度。在1928—1929年同布哈林的争论中，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论证了坚持高速度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假如苏联有德国那样先进的技术、发达的工业，那么就不必担心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赶超的任务就不必像现在这样迫切了。同时，假如苏联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经济独立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尖锐，就可用比较从容的速度发展工业。可惜，苏联在当时还是资本主义包围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不能没有紧迫感。

斯大林分析了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客观可能性，提出已经具备的四个优越条件：有供经济发展需要的丰富的矿藏和农业资源，有受到千百万劳动人民拥护的苏维埃政权，有听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计划经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斯大林分析了工业化初期，苏联工业发展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的五个原因：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完全符合全社会的利益；苏维埃国家掌握国有化的运输业、信贷业、国家预算和对外贸易，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领导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加快发展速度；社会主义工业是最大最强最集中的工业，有可能不断降低成本、减低价格、增加销售，以利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符合农民的利益，有利于工农业结合，有利于缓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工业中工人是主人，他们能够努力钻研生产技术，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关心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

斯大林认为，资金积累是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关键。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走主要依靠国内积累资金的道路。这包括：由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工厂所形成的全民财产，被废除的沙皇政府所负的大量债务和利息，国营企业的收入，对外贸易的收入，国营商业对内贸易的收入，国家银行的利润。

在如何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以迅速积累资金问题上，当时有不同意见。托洛茨基主张通过对农民增加税收和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办法来积累资金，实行所谓的超工业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有这样的过程，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这一观点意在说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由于通过大资本国有化而得到的“遗产”很少，国营工业能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很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累资金，大部分只能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主要是小农经济那里获得，要通过价格政策等措施尽量多取得农民的剩余产品。

上述观点当时受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加紧榨取农民的办法，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走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但斯大林在领导工业化的过程中，还是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作为积累工业资金的重要手段。他解释说，农民不仅要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价格高而多付一些钱，在出售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尽管“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落后状态，需要这种超额税。斯大林许诺一旦条件许可，将取消这一临时措施。后来斯大林将这一非常措施制度化，变成农产品义务交售制。苏联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积累保证工业高速发展的大量资金，必然损害农民利益，伤农业元气，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关于工业人才的培养，斯大林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看待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没有富有朝气的人，没有新的人才，没有新的建设干部，那就不可能实现”。

斯大林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他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知识分子问题，批判了当时党内颇为流行的敌视、藐视和鄙弃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的甚至敌对力量的错误观点。他要求关怀、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作用，并表示要“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也釆取了一系列培养工业人才的措施。

苏联在经济比较落后又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高积累、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式，一方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建成了世界工业强国，壮大了综合国力，为二战中打败法西斯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一些教训也很值得吸取。如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后果，造成农、轻、重等国民经济有关部门的比例和工业内部的比例长期不协调，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3.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

斯大林努力实践列宁关于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

首先，阐述了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对苏维埃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作了对比分析，论述了小农经济走合作社道路的必然性。不同的是，西方农业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走的是社会主义新道路。这种不同是由于苏联有完全不同的条件，即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国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根据列宁的合作化思想，可以在国家帮助和扶持下，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将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将列宁农业合作社理论具体化为党的农业政策。联共（布）十五大通过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斯大林在大会政治报告和《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胜利冲昏头脑》等演说和文章中，阐发了列宁的农业合作社理论，既批判了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右倾论调，也批判了在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

他强调，为了顺利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坚持自愿的原则。只能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不可强迫命令和使用暴力。（2）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党的领导、政权建设、文化传统、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等具体情况，来决定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和规模，不可不顾具体情况，强求一致。（3）釆取适当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各地区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逐步由低级到高级地建立农业集体组织。（4）组织工业支援农业集体化。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还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体私有经济仍将是苏联整个农业的基础。

再次，加速农业集体化进程，剥夺富农。联共（布）十五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高速发展的工业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927年底和1928年初出现粮食收购危机，这使斯大林感到农业集体化的紧迫性。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长期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面对这种困境，斯大林认为，出路在于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即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小农经济联合成为用技术和科学装备起来的集体大经济，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曾对富农釆取限制其剥削的基本政策，到1929年底，斯大林改变了这种政策，转而对富农实行剥夺和消灭。他认为，只有破坏并消灭富农在经济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如土地和生产工具的自由使用、租用土地、劳动雇佣权等，才能防止富农的复活和生长。他指出，当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允许的。现在有可能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1929年4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中，动员开展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当年下半年，苏联就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

最后，全盘集体化的实现。苏联全盘集体化掀起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30年初，第二次是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后。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的《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决议》规定了一个时间表：主要产粮区在1930年秋或1931年春应基本完成集体化，其他产粮区在1931年秋到1932年春完成，其余地区1933年完成。这一决议公布不久，各地的集体化运动都出现了过火行为。

1930年2月下半月，党着手纠正“左”的冒进错误，斯大林也对“左”的冒进提出了批评，但他仍然强调农业集体化既定的速度和基本形式不变，右倾是主要危险，纠正“左”的错误是为了胜利地同右倾作斗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左”的冒进错误未得到彻底纠正，联共（布）十六大后再次掀起了农业集体化的高潮。在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会议上，斯大林宣布，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巩固和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苏联农业的唯一形式。

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实现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适应建设世界工业强国的需要，改造“小农国家”，确立和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斯大林在指导农业集体化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主要是由于对恩格斯、列宁的相关思想领悟不深，实践有偏差。如忽视改造小农经济是长期复杂的过程，应釆取十分慎重态度；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要采取多种形式，由初级到高级逐步推进等。急躁冒进的错误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良后果：以劳动组合为基本组织形式的集体农庄制度没有找到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还长期存在组织和管理不善、劳动效率不高的问题，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粮食年产量才超过一战前的水平。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探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著作。1952年，斯大林关注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讨，多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出版了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该著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1.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

首先，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规律的基本观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苏联釆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整个国民经济是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有些人看到苏维埃政权领导和发展经济的强大力量，以为苏维埃政权能够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从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

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政府颁布的法律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斯大林指出，决不能将这两种东西混为一谈。

其次，强调规律的客观性，指出苏维埃政权既不能消灭经济规律，也不能创造新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正是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于“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再次，指出计划和政策与经济规律的区别。苏联政府有年度发展计划和五年发展计划，有促进计划实施和各项经济政策，这些计划和政策都是依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制订的。斯大林说：“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

最后，阐述了通过实践的发展，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规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以古今对比为例说明这个观点。在古代社会，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房屋垮塌、庄稼毁灭，曾经被认为是不可防治的灾害，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人们对此是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知识的发展，人们能够修筑堤坝和水电站，这样就可以防治水灾了。斯大林指出：“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他的批评是中肯和严厉的。

2.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有商品生产

在讨论中有人援引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认为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不然的话，商品生产将会使苏联的经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斯大林针对这种看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只有在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即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以后，才能够消除商品生产。恩格斯在有关著作中虽然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但是恩格斯没有指明，消除商品生产的前提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或者说，前提是“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显然，只有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或者说“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才可以消除商品生产。

在苏联，工业领域的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而农业领域的生产资料则不属于全民所有，所以它不具备消除商品生产的条件。斯大林指出，列宁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列宁的理论，俄国无产阶级在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的时候，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将工业领域的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对于农业领域的生产资料，则逐步地将其联合到生产合作社或集体农庄中，这样苏联农业领域的生产资料则不属于全民所有的性质。由此，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必须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实现经济上的联系。

斯大林说，列宁的理论和列宁规划的发展道路，是所有中小个体农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斯大林还指出：“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他的上述论断，深刻地说明了苏联存在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但商品生产早在奴隶社会就已出现，并且也为封建社会服务过，所以商品生产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导向而且一定会导向资本主义生产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需要资本，另一方面需要雇佣劳动。所以，只有当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并且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即成为在市场上能够自由买卖的商品时，货币才能够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才成为可能。可见，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商品生产才会导致资本主义。

斯大林说：“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而现时的苏联，不仅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还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经被消灭掉。可以说，在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

针对一些人的错误看法，斯大林指出：“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他的这一看法是十分中肯的。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认识也存在不足。譬如，他仅从所有制的角度谈商品生产，而没有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谈商品生产，而实际上后者是决定商品生产是否必要的决定性因素。他提出苏联商品生产的范围限于个人消费品，这就排除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与苏联的实际状况不相符。但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等认识和看法，是正确的和科学的。

3.科学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了不同意见，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分析和阐释。

首先，指出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经济规律及其现代的表现。他认为，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他说：“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等，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其次，阐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和要求。斯大林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界定，研究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论断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界定。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是手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正确地、恰当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最后，他区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技术发展的间歇状态，而是高度的技术基础使生产不断完善。它表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根本区别。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4.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首先，指出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布哈林认为，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任务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从社会生产关系人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或更高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由此出发，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十分透彻明白，没有研究的必要。这就否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的人呼应布哈林的观点，或者否认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是探讨社会主义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问题。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用研究生产力组织问题取代研究经济问题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做法，是“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生产力合理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等问题，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而非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这就是他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其次，重申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斯大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具体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有人主张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实质上是对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否定，企图使生产力脱离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因而是荒谬的。

最后，提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针对有的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斯大林说：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节 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苏联经济政治体制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形成，它曾推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在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既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又是经营管理的主体，决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运行。整个经济活动均依靠国家指令性计划来运行，国家直接掌握企业的人事权、计划权、财政权和产品的分配权。这种体制主要釆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法，忽视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在所有制结构上，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企业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在政治方面，苏联宪法规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权利属于苏联人民，其政权形式是苏维埃。苏联的政治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党政关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包揽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现象。在中央和地方、中央和企业的关系上，地方和企业也往往处于无权的地位。权力过分集中，严重缺乏民主和监督机制，国家机关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

在文化方面，强调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但在文化事业管理上存在着行政化、刻板化，出现了用行政手段处理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倾向。特别是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往往用政治权威来简单判断和裁决学术是非，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设置了一些禁区，导致思想理论僵化，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二、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

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苏联，一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必须集中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使其他所有领域和部门予以配合，据此建立了严格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各方面的体制。

第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要求。苏联到1925年底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造就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应对突发性、大规模的战争，苏联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实行国家工业化。而苏联推进工业化，只能靠自力更生，靠国内工农业的积累，靠农民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甚至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向国家缴纳“超额税”来解决。

按照这条道路全力快速推进工业化，要求苏联政府借助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以掌控和使用有限的经济资源，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这是逐步形成中央高度集权、排斥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他机械地理解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看作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各个阶段都必须体现的基本特征。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直接对立起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商品；认为价值规律只在商品流通范围内起调节作用，不承认其对社会主义生产有调节作用，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长期存在。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在很大的程度上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退让，所以过早地取消了新经济政策。他认为消灭剥削制度包括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没有认识到实现这一要求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越来越大，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第四，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历史上，沙俄曾长期是一个封建的军事帝国，专制主义特别是皇权主义根深蒂固。这样的历史传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苏联党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缺乏系统深刻的批判，使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受到历史传统的不良影响同时，革命前，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小农人口占多数，国弱民贫。这种落后状况，使苏联党和人民产生了加快发展、尽快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也促使人们在建设中产生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

第四节 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剧变

总的看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虽然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严重失误，但是总体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在多种因素（包括保守僵化等）作用下，最根本的是由于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瓦解。

一、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

1.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晚，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集中批判。“秘密报告”采用不适当的手法和对敌斗争的语言，全面否定斯大林，粗暴地辱骂斯大林，在国际国内引起了严重的政治风波。

苏共二十大以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根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引起了严重混乱，许多共产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宣告解散在苏联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以揭露斯大林时代各种“罪恶”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日渐泛滥。这些作品否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否定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由于赫鲁晓夫把苏联时期的错误归罪于斯大林一人，在以后几十年时间里，苏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作出过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致使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一直在苏联共产党内、国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赫鲁晓夫还极力推行他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强调，在核威胁的条件下，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已经不存在，而是“全人类利益髙于一切”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在苏共党内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后来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宣扬“新思维”、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2.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变化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1939年，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和胜利的形势，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斯大林的论断，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认为当时苏联社会已经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水平，这显然是过高估计了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程度。

赫鲁晓夫不仅没有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且把这一错误推向了极端，提出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予以宣布。赫鲁晓夫这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致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苏联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走向停滞阶段，就与此有关。

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十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严厉批评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估价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但他仍然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的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出了“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结论，继而又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述。1977年苏联宪法肯定了“发达社会主义”这一判断，认为“发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

安德罗波夫执政后，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也不切实际，又把它修改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1983年，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苏联虽然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正处在“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他批评了轻而易举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强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十分复杂，充满矛盾”，并非“尽善尽美”，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看法，先后发生过巨大变化。他刚上台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完善论”，认为苏联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1986年10月，他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苏联今天的社会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要进一步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1987年，又两次提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从此，“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被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越来越多地使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新旧矛盾，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推动其不断发展。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一文，首次提出苏联现阶段的任务是通过根本改革，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已经不是客观地判断苏联社会主义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以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改革的任务和实质，就是要与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将国家和人民从这种官僚制度下解放出来，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

3.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过程

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后，立即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包括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两个方面。

农业方面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扩大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自主权；（2）减少农业计划指标，除农产品采购指标外，其他项均由农场农庄自行安排；（3）不再对农产品低价收购，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4）大幅度地削减自留地的农业税额，鼓励农民发展个人副业和饲养自留畜；（5）取消国营拖拉机站，把农业机械设备低价转卖给农庄；（6）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等匚，这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到1958年以后，为适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赫鲁晓夫又强行合并集体农庄，或把农庄改为国营农场，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最终造成农业改革的失败。

在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采取了局部改革的措施。主要有：（1）撤销了各部和主管部门半数以上的处、司、管理局和管理总局，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2）扩大地方自主权，减少国家一半以上的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在计划、财务、劳动工资等方面的自主权，由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没有触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只是改“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但由于扩大了地方权力，激发了地方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只是企图用地区管理来代替部门管理，其结果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而且削弱了工业部门的集中领导，造成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泛滥，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混乱局面。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批判了赫鲁晓夫的鲁莽做法，釆取了比较慎重的经济改革政策。在农业方面，实行了以下改革措施：（1）使用经济方法进行管理，分期分批地对国营农场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2）大量增加农业投资；（3）鼓励个人副业生产的发展；（4）逐步推行集体包工制、家庭承包制等；（5）发展农工综合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农业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滞后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工业、建筑业方面，苏联撤销了1957年以来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重建各工业部和建筑部，恢复“条条”领导管理方式，从1966年起实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是：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这些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在短时期内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总体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仍未触及基本体制，因此，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在政治体制方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对国内外政策有较大的调整，如实行集体领导原则，整顿国家安全机关，恢复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权限等，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政治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了加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种种措施，大国沙文主义不断膨胀。与此同时，苏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釆用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甚至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强加给其他党，对不听从自己号令的其他党进行打击，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团结，甚至出现分裂的危险。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苏联进行改革的同时，东欧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指导改革的理论并不一致，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在所有制问题上，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在《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一书中提出了异化论，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疏远或对抗的情况，劳动者至多只能在名义上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由于“第三者”的存在而处于事实上的分离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行工人自治。

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低级阶段，不但不能取消私有制，而且必须使私有制有一个合理而充分的存在空间。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指出，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其必然性直接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他认为，一方面市场作用不能取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市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市场中从来都存在着垄断，具有非完全竞争性；市场只反映过去的生产和需求，不能反映未来；市场不能防止和克服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波动、矛盾和干扰。因此，他的结论就是必须借助于计划的调节。

南斯拉夫有的经济学家把市场和自治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用高度集权计划取代市场，用国家垄断取代企业、社会和工人自治。要打破这种格局，必须建立自治经济体系，用货币、价格等市场纽带把各个实现自治利益的经济单位联系起来。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则主张，要充分保持国家对价格形成的影响，认为价格对整个经济运行具有调节作用。因此，必须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主张凡计划机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由市场机制来承担。

不同的改革理论导致了不同的改革措施，以至改革后形成了不同的经济体制。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大体上存在三种模式：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即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但有限度地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有限度地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南斯拉夫的模式，即国家放弃经济管理职能，实行企业自治，整个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经济进行调节；三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即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这三种模式在实践中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二、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及历史教训

1.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过程

苏联政局急剧动荡、社会基本制度发生根本变化，是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止。其过程按历史顺序，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一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始阶段（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改革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但是这一阶段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提倡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没有原则的“多元化”以及抽象的“人道主义”等。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集中概括了这些错误思想，并把它扩大到对外关系领域，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否定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存在。

二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提出和发展阶段（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向资本主义演变的重大转折点。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造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二是有效益的和活跃的经济制度；三是社会公正的制度；四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五是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六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七是渴望和平，渴望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和协作的制度。他指出，苏联所要建设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面貌”。（潜台词：社会主义都不是真正的。）

他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首位，把多元化引入政治体制。在对外关系方面，他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人道主义化”。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拟订了政治改革办法，并立即付诸实施。通过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同时，他还改革选举制度，实行所谓的“自由选举”，搞三权分立和权力下放，逐渐实现由苏维埃制度向议会制的过渡。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再次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他当选为苏联总统。1990年7月2日—13日，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即《纲领性声明》，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确定为苏共的目标，提出苏共是“苏联公民按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政治组织”，是“议会党”。

三是两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阶段（1990年7月至1991年8月）。面对党内“民主派”和社会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主张维护联盟、维护苏共领导权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苏共“传统派”，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以1991年4月23日的“9+1”会议联合声明为界，前期“传统派”占优势，在“传统派”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和政策有所转变，釆取了一些稳定局势的措施，但他的基本理论和路线并没有改变；后期“激进派”占上风，符合戈尔巴乔夫的心愿，他急剧转向“激进派”，疏远“传统派”。

“9+1”会议决定，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根本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联盟面临解体。5月，旨在将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由西方七国向苏联提供援助的“哈佛计划”出笼，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前途同西方的援助联系在一起。7月10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

四是苏共解散、苏联解体阶段（1991年8月至12月）。1991年8月19日，在一些不同意戈尔巴乔夫政见的领导人的组织下，苏联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被停止履行总统职务，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但遭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强烈反抗。形势急转直下，21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说他已控制全国局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告失败。8月23日，叶利钦发布一系列反共命令，下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暂停《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6家苏共报纸的出版，禁止军队、国家机关中存在苏共党组织。次日（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纷纷仿效，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沦为“非法组织”，苏联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亡党）

12月7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市西南的别洛韦日森林进行密谋，接着于12月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的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存在”。12月21日，苏联11个主权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进行会谈，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议定书”，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后以亡党亡国和“改名换姓”的悲惨结局而告终。（亡国）

苏东剧变又有其共同的规律性，基本上都经过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全盘否定甚至攻击、污蔑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流。（变色）

第二步，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占据主流地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制造政治动乱，乘乱夺取政权。其步骤是先从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开始，例如，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鼓舞下，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组织大量涌现出来，这些非正式组织绝大多数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它们的成立意味着敌对势力的活动从地下转为公开。（分裂）

在非正式组织的鼓动和组织下，游行、示威、集会、罢工以至民族冲突接连不断，仅1989年一年，苏联全国就发生了5300次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参加者达1260万人次，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动荡）

敌对势力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多党制一旦实现，敌对势力就要求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为其夺取政权大开绿灯。（夺权）

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所夺取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苏联东欧国家在剧变以后，普遍推行私有化，把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变成为资产阶级私有制。各国私有化的办法有所区别，但大体上是这样三类：一是恢复私有制，即把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收的生产资料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包括其继承人），或者由国库开支给予他们补偿。大多数东欧国家都釆取了这一措施。二是小私有化，即将小企业通过招标拍卖的办法出卖给私人。三是大私有化，即对个人无力购买的大中型企业，通过股份制把国有财产分成许多股，把股票出卖给私人（包括外国人）。私有化使国家的大量财富向私人转移，迅速导致了两极分化，出现了一小撮垄断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工业集团。私有化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劫掠）

2.苏东国家剧变的主要原因

苏东剧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事件，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自从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帝国主义就始终没有改变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在二战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此后帝国主义就改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来达到其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

和平演变的办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西方国家通过人员交流、项目合作以及发动宣传攻势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西方国家抓住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失误，加以渲染和夸大，把社会主义丑化、妖魔化，同时竭力灌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宣扬资本主义的成就，通过这种“双管齐下”，搞乱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思想。此外，西方国家利用经济贸易往来以及所谓经济援助，在经济上施加压力，甚至进行经济制裁，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西方国家还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经常制造各种事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

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途径是，支持和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实力的反对派，使它们的影响和力昭壮大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乘机夺取政权。苏东剧变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反对派，诸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的民主力量联盟、匈牙利的民主论坛以及苏联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都有西方的背景。

苏东剧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说：“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査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

第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病未能得到有效的改革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经济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导致商品短缺，生活用品匮乏，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不少弊端，特别是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又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致积重难返。

政治体制方面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出现个人专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出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文化方面忽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和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并用行政手段管理文化工作，影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

社会方面民生改善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民族关系方面俄罗斯大民族主义严重，歧视、排斥、以不公平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民族矛盾尖锐化此外。等等。

这些失误和弊病影响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影响了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些失误和弊病，极力加以渲染和夸大，乘机煽动群众，兴风作浪，制造动乱。

第三，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东剧变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历史渊源说，它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从直接的思想来源说，它是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继承而来的。赫鲁晓夫提出的在党内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一系列观点，诸如全盘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宣扬人道主义，否定和曲解历史唯物主义；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以及散布核恐怖理论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从思想实质看，它和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如出一辙，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社会制度层面上看，它所要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3.苏东国家剧变的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任何社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发展的，是充满矛盾的。应该从理论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引导人们去认识客观存在的矛盾，并在实践中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通过改革不断解决，社会主义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

总结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问题上的教训，必须坚持改革，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会使社会矛盾积累起来，不但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以致给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第二，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决不能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变成了“改向”。

第三，要始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苏东国家发生剧变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敌对势力总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准备，制造思想混乱，再制造政治动乱，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致使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敌对势力总是利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加以渲染和夸大，彻底否定、诬蔑攻击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自我否定，自我丑化，最终导致自我垮台。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对党员和广大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错误理论。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一元化，决不允许搞多元化。

第四，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苏东剧变，说到底，是因为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这些党之所以顷刻瓦解，原因还需要从自身找起。

教训之一是，共产党背离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而使共产党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

教训之二是，共产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经过长期执政，苏联共产党逐渐淡忘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原则，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漠视群众，甚至伤害群众。以致当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垒之时，广大群众甚至共产党员不仅无动于衷，而且不少人还站到了反动势力一边。

教训之三是，组织路线上特别是干部路线上犯了错误，让戈尔巴乔夫等这类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由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使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健康力量难以有力地、有效地开展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

第五，必须抵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自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帝国主义总是处心积虑地妄图消灭社会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帝国主义试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成为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主要形式。西方的政治家对于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

对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本章思考题：

1.斯大林和联共（布）是怎样加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

2.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哪些贡献？存在哪些局限性？

3.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了哪些理论总结？存在哪些局限性？

4.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5.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是什么？

阅读书目：

《斯大林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