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学习，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期间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批判，掌握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理解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科学推断。学习《反杜林论》的主要观点，掌握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军事理论有初步了解。理解并熟记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社会、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的主要观点。学习《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观点，掌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系统化。学习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的书信掌握其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阐发。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掌握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科学总结。掌握恩格斯面向新世纪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新探索。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对第二国际内部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批判。

2.能力目标：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立场批判错误思想的能力。

3.情感与价值目标：养成实事求是的探究精神、捍卫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直面错误的批判精神。

学习重点与难点：

1.学习重点：（1）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批判

（2）《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3）《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预测

（4）《反杜林论》对杜林和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5）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军事理论

（6）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古代社会研究的主要观点

（7）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积极探索的理论成果

（8）《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系统化

（9）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阐发

（10）《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观点

（11）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

（12）《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1895年所作的导言的主要观点

（13）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2.学习难点：（1）《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预测

（2）《反杜林论》对杜林和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3）《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系统化

（4）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古代社会研究的主要观点

教与学方法：

1.教法：经典著作背景解读、观点详细阐释、组织问题讨论

2.学法：网络资源自主学习、沉浸式课堂学习、在线作业及作业互评、在线测验巩固提升

学时分配：10学时

导学思路和内容：

【学习思路】本章的内容是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批判性强，涉及多方面内容；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体系化；三是时代背景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学生学习时应当从这三个特点出发，结合原著学习，基本思路如下：

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1）批判蒲鲁东主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

（2）批判巴枯宁主义：《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3）巴黎公社经验：《法兰西内战》

（4）批判拉萨尔主义，预测未来社会：《哥达纲领批判》

2.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1）批判杜林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反杜林论》

（2）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反杜林论》及恩格斯书信

（3）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3.古代社会研究

（1）马克思的古代社会研究：《古代社会史笔记》

（2）恩格斯的古代社会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4.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1）马克思的探索：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致查苏利奇的信、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

（2）恩格斯的探索：《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系统化：《自然辩证法》（没有最终完成）

（2）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阐发：1890——1894年恩格斯书信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科学总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6.面向新世纪的新探索

（1）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新探索

（2）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新探索：《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1895年所作的导言

（3）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以下简称“国际”）在英国伦敦成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加强，机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日渐激烈。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是当时在“国际”中影响最广、危害最大的两种机会主义思潮，它们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无政府主义，鼓吹改良主义，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严重危害。

第一国际成立后，蒲鲁东主义又成为第一国际中最大的机会主义流派，对“国际”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以及消灭私有制等方面展开。

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将“国际”的任务仅仅限于经济范围，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继续鼓吹蒲鲁东关于通过建立“交换银行”和“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力图按照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改变“国际”的性质。针对蒲鲁东主义的主张，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作出明确阐述和规定：“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的根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取得经济解放并最终消灭阶级。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夕，写了《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具体阐述了“国际”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马克思坚决反对蒲鲁东主义将合作社运动当作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唯一途径和方式的改良主义主张。

针对蒲鲁东主义者要求保留土地私有制、反对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张，马克思同他们先后在1867年洛桑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辩论。马克思指出，小土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破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也不能保留，因为它必将阻碍农业大生产的发展，所以实行土地公有制既符合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在马克思的努力之下，布鲁塞尔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包括全部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决议，沉重打击了蒲鲁东主义。

在第一国际的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主要体现在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写作《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著作，从理论上对巴枯宁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的指导。

巴枯宁主义是在激进革命词句掩饰下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机会主义政治派别，它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巴枯宁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任何权威和国家都是恶事，都是扼杀自由、反对人性的，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因此要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他认为，国家是私有制和不平等得以产生的基础，资本家就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资本的。只要消灭了国家，资本就会自行消灭，阶级之间就会出现平等，巴枯宁还主张，废除国家的途径只能通过“全民暴动”，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然后实现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

针对巴枯宁反对和否定一切国家并主张将废除继承权作为革命起点的谬论，马克思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揭示了社会革命和国家消亡的经济前提。他指出，巴枯宁颠倒了继承权与私有制之间的因果关系，继承权作为一种法权关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先于私有财产而存在，相反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才使得以法律形式确定私有权成为必需，而继承权只是私有权的一部分。要实现社会平等，改变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仅靠废除继承权是办不到的，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改变造成贫富不均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只把废除继承权作为革命的起点，就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阵地。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进而消灭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但是，它首先必须通过实现社会变革，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釆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在批判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观点的过程中，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深刻论证了权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权威和集中不是人为地按照主观意志随意确立的，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权威是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组织保证，“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威总是同一定社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革命的权威。

恩格斯还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指出它们应用的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不能将它们绝对化。“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恩格斯还指出权威和国家的不同含义。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归于消亡；权威则不同，它包括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两重含义。国家消亡了，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管理或管理权威不存在了，而经济管理仍是必需的，当然其内容和形式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巴枯宁鼓吹要将国家和权威不加区别地统统消灭掉，实际上也否定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开历史的倒车。

针对巴枯宁“完全放弃一切政治”，以及所谓进行政治斗争就等于承认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社会制度的荒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政治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根本就不存在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之外的非政治道路。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根本途径和手段。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资产阶级展开政治斗争的机会。

二、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

首先，深入分析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原因。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是在1866
——186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路易•波拿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的连续失败，造成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渐激化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是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客观历史条件。而它的主观条件则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并在第一国际思想影响下日益觉醒的巴黎工人阶级。1870年3月，“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建立，“国际”在巴黎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标志着巴黎工人运动已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其次，深化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巴黎工人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掌握着革命的武装，并用革命暴力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保卫了巴黎公社这一新生的革命政权，维护了巴黎城的革命秩序，抵御了入侵并围困巴黎的普鲁士军队，使巴黎公社存在了72天。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这一宝贵经验，马克思进而指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再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首创性，认为它是在炸毁旧的国家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马克思指出：“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还指出，公社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采取的措施，都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点。如公社建立人民的武装并取代旧的常备军；实现政教分离.把教育从宗教和剥削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废除旧的官僚机构，成立新的国家机关即公社委员会；公社委员会不再是资产阶级议会式的，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机关（议行合一）。此外，在经济上还釆取一些措施，如把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禁止资本家扣发工人工资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公社在履行着一种新型国家政权的职能，是一种人民管理制度。

彻底废除官僚制度，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也是巴黎公社创造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代表了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剥削群众的利益，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用人民选举、监督并可以随时撤换的公仆取代旧机构的官吏，而且明确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摆正了国家公职人员的位置，保证了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性质。

最后，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进一步探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深刻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建立独立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占据领导地位，他们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公社委员会内部矛盾重重，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分散和削弱了领导力量，难以集中力址对付所面临的强敌。

三、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

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等人，没有听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与拉萨尔派谈合并问题时不要放弃原则的告诫，匆忙与拉萨尔派举行了合并会谈，共同起草一个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为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工党主要领导人认清拉萨尔主义的实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原则界限，1875年5月，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对纲领草案进行系统的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在全面彻底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同时，完整而科学地阐述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

1.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

第一，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配理论进行深入批判。针对拉萨尔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和所谓“不折不扣”地公平分配等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只有得到资本家的雇佣才能进行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因此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就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所谓实行“不折不扣”的公平分配也只是一种空洞的幻想。

第二，批判拉萨尔主义关于“反动的一帮”的反动谬论，阐明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拉萨尔主义认为，除了工人以外，“其他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指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它混淆了敌友界限，根本否定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同时，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用狭隘民族主义对待工人运动的错误态度，指出它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和活动限制在本国范围内，根本不提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并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一口号，来代替《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针对拉萨尔主义这种错误观点，马克思强调指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性。

第三，批判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捍卫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实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特有的工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归因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说成是“自然规律”。这个观点根本否认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懂得工资只是雇佣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掩蔽形式，将工资看作劳动的价值和价格，这就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作用。

第四，批判拉萨尔的依靠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指出，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便建成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去推翻德意志帝国，而是乞求它恩赐社会主义。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是一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因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

第五，批判拉萨尔主义关于“自由国家”的谬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拉萨尔主义的“自由国家”理论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把实现“自由国家”作为统一后的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这就完全否定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恩格斯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而国家则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绝对没有超阶级的“自由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便自行消亡，那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2.科学阐述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根本特征。

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之前曾有过多次论述。但《哥达纲领批判》与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列宁作了这样的分析：“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揭示了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的客观根据，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全部和自动地形成，因此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3.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理论

《哥达纲领批判》的新贡献就在于，它明确地揭示并具体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相互区别的特征。

马克思揭示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特征。马克思具体阐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即按劳分配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按劳分配原则具有两重性。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平等的原则，生产者的权利是用劳动这个同一的尺度来计量的。但每个劳动者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存在着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别，还存在着家庭状况和子女数量的差别，所以在社会消费品分配所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每个劳动者的实际所得是不同的。因此，这种平等在内容上来说又是一种不平等。马克思认为，这种“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原则，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的重大意义在于，科学地说明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一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进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按需分配”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物质基础。

第二节 《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19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了一场反对杜林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恩格斯创作出《反杜林论》，深入批判了杜林主义，第一次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论证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完备而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对杜林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1871年至1875年间，打着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攻击。杜林主义是一个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以折中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它的出现，不仅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思想混乱，而且严重威胁到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马克思的支持帮助下，恩格斯从1876年5月至1878年6月，历时两年多写出《反杜林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杜林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全面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论述

第一，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划清它与旧哲学，特别是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唯物辩证的思维观的有机统一。因此，现代唯物主义就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上阐明了它的本质规定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把思想、精神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和社会只被看作精神的附属物和产物的唯心主义不同，也与把自然、社会和思维当作孤立的、不变的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同，它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第二，阐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世界统一于存在”的观点，认为他所谓“存在”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即把“存在”理解为物质的存在，也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即把它理解为精神的存在。所以杜林是在用“世界统一于存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来掩盖其唯心主义和先验主义的实质。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为更深刻地说明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量度。“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和平衡是不存在的。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割裂开来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恩格斯还论证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指出：“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客观世界中每一个具体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但整个客观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无限寓于有限之中，无限的世界是由无数的有限事物构成的。

第三，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一是关于唯物史观出发点的原理。恩格斯指出，与一切旧哲学相反，唯物史观不是从人的意识出发说明人的存在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人的存在，即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说明人的意识和人类历史。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二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力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它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或交换形式。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由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

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社会力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决定着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是关于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针对杜林关于政治暴力决定经济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政治暴力，而是经济。他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的角度说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而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都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一经产生，就会反作用于经济。恩格斯分析了作为阶级统治暴力工具的国家对经济发展起反作用的两种情况：一是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情况和方向时，它起着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二是在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向时，它对经济发展起阻碍和延缓作用。恩格斯在这里深刻阐明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四是关于经济基础与道德观、平等观等观念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所谓永恒不变的道德时指出，道德观念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社会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即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社会历史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阶级的道德观念是不存在的。道德和法一样，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

恩格斯还分析了平等观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一切时代的平等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恩格斯考察了无产阶级平等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五是关于阶级、国家的原理。

恩格斯指出，阶级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恩格斯又说，阶级的“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

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消灭，当不再有需要镇压的阶级的时候，“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恩格斯强调指出，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

第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观。在批判杜林形而上学地对待人的思维，鼓吹人的思维及其产物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观点时，恩格斯阐述了思维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具有至上性，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认识规定出界限，人的认识能力就是无限的，人类可以完全地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非至上的，因为人的认识总是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些个人的认识能力以及思维能力总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地认识世界人类的思维和认识，就是在这种至上与非至上、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这个矛盾，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得到解决。

在真理和谬误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批判杜林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揭示出二者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是否正确反映具体对象这个认识论的领域中，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是绝对的，它们是两种不同质的认识，是不容混淆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又是相对的，如果越出一定的范围，即超出了真理的适用范围，真理和谬误就会相互转化。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过程中，恩格斯还阐明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当人们尚未认识客观规律时，就处在被盲目必然性支配的状态，即处在必然王国之中。但当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并利用这些客观规律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后，人们便获得了自由。自由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范畴，是一个基于实践的无限发展过程。

第五，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否承认辩证矛盾的客观存在，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和对立的焦点。杜林在攻击唯物辩证法时将辩证法主张的辩证矛盾与形式逻辑的逻辑矛盾混淆起来，根本否定矛盾的客观存在，污蔑辩证法的矛盾观点是背理的顶点。针对杜林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恩格斯通过列举自然界、社会和思维方面的客观事实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矛盾是一切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形而上学之所以否定客观世界的运动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是否定矛盾的客观存在。但“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面的划分，对立面的斗争和解决”。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否定了矛盾的客观存在和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也就否定了唯物辩证法。

在论述质量互变规律时，恩格斯指出，质量互变规律就是“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的规律。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量变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改变事物的质，质变同样也会改变事物发展的量。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论述否定的否定规律时，恩格斯着重论证了辩证的否定观。他指出，在辩证法中，否定是“扬弃”，是克服和保留的统一。通过辩证的否定，发展就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使事物得到提高和改善。从实质上看，辩证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辩证的否定，矛盾对立面才能实现转化，事物的矛盾才能解决。

2.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理的阐述

第一，恩格斯给政治经济学作出经典定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他区分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前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后者是研究一切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阐述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相互关系。在批判杜林割裂生产与分配的联系，宣扬庸俗的“分配决定论”时，恩格斯指出：不是分配决定生产和交换，相反，分配必须以产品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因而一定的产品分配和分配方式，“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生产决定交换，生产和交换又决定分配，因而“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分配方式是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然，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第三，阐述劳动价值论。恩格斯指出，杜林在价值论上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价值与价格，他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劳动本身却没有价值，价值本身也不能直接表现自己，必须通过商品的交换才能表现出来。（表述存在问题，应该是“劳动的价值不能用劳动本身来表现”）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决不能本末倒置，把二者混为一谈。

恩格斯还深刻地批判了杜林所宣扬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工资决定价值等庸俗经济学观点，指出这些关于价值的谬论，完全是与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其目的是企图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第四，阐述科学的剩余价值论及其意义。杜林在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时，肆意歪曲马克思的观点，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恩格斯指出，这纯粹是杜林的杜撰。货币作为资本流通形式和作为商品一般等价物的流通形式是不同的。简单商品流通的目的是为买而卖，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资本流通的目的是为卖而买，追求的是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要以货币投入流通为条件，但流通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产生的真正秘密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

劳动力这一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特殊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就是由生产、维持、发展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其他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就是工人劳动的物化，也就是价值的创造，从而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劳动力使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本身的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正是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在劳动力使用过程中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3.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阐发

第一，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产生了。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末期，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自16世纪起就爆发了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独立运动并产生了相应的理论，即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具体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16世纪和17世纪即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空想社会主义就在英国和意大利产生了，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是其早期阶段的代表人物。莫尔于1516年写的《乌托邦》一书，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标志。莫尔在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描述了“羊吃人”的悲惨情景，表达了社会下层劳动者对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康帕内拉于1602年写了《太阳城》一书，揭露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要求消除贫富对立的愿望。《乌托邦》和《太阳城》都采取了文学游记的形式，虚构出一个理想的仙岛，那里实行财产公有，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按需要进行分配，大家过着幸福的生活。早期对未来社会主义理想制度的主张都较为粗疏，缺乏比较严密的理论论证，而且带有明显的小生产者思想的烙印。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中期阶段。它此时的主要代表是摩莱里和马布利。那时，法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已经暴露，而且工人和工场主之间的斗争也逐渐发展起来。摩莱里和马布利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时期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反映。1755年摩莱里写作的《自然法典》和1776年马布利出版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都主张通过制定法律来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消灭贫富差别，实现人类平等，建立理想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学说带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点,企图用平均和禁欲的方法来消灭阶级特权和阶级差别。因此，恩格斯把这种共产主义学说称作“苦修古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

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入机器生产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进一步得到加强和扩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社会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恩格斯认为，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18世纪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他们又认为按照启蒙学者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原则建立起来的理想化的国家并不那么理想，也应该像封建社会一样把它抛弃，建立一个真正的理想国。

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成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程度也不深。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人纯粹的幻想”。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推动下的自然历史过程。此外，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历史地位，说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在这两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和现实途径，于是，社会主义就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根本转变。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他指出，一方面，在阶级关系上，“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第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表明社会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这就迫使资产阶级进行调整，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新因素，如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有财产的转变，但这并不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由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可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第四，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大致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生产自觉地按计划进行；商品交换将被排除，因而也排除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和产品向价值的转化；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将自行消亡；消灭城乡差别等旧式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干；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其理论的核心部分，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称。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的科学阐述，是《反杜林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1.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首先，阐释文艺的社会本质。与政治法律观念、哲学、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样，文学艺术归根到底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必然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因此文学艺术是以适应经济基础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

文学艺术有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思想材料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精神生产“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而文学艺术往往表现出发展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文学艺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活动部门，具有本身相对独立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对后一点，恩格斯在其晚年予以特别强调，这对正确认识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揭示文学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马、恩认为，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文学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可能产生。例如，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就是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也十分有限的状况下的产物。再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但它却是在资本主义得以高度发展之前出现的。1890年6月5日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通过对挪威出现的文学繁荣原因的分析，具体阐述了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再次，阐述文学艺术内部的特殊规律。在恩格斯看来，文学艺术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实践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着美的事物，艺术的美就是对社会生活中美的反映。这是他和马克思对文艺美学本质的根本看法。

他们认为，艺术美的创造并不是对生活中美的简单摹写，而是对现实美的典型化，由此便产生了艺术美高于现实美的艺术规律。典型化就是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来反映现实一般的普遍存在着的面貌，就是指文艺反映生活现实的发展趋势及时代的深刻变化，这就必然要求创作者能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恩格斯在1885年11月26日致敏•考茨基的信和1888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通过对他们各自的作品《旧和新》和《城市姑娘》的具体分析，深刻地说明了上述观点。

要做到使艺术美高于现实，创作者还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和审美情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待生活，创造出好的作品。恩格斯通过对歌德创作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这一文艺创作的合乎规律的现象。

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他曾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称为戏剧的未来和艺术的理想。艺术美来源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但内容是决定性的方面，形式则服务于内容，并对内容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因此片面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内容是不可取的同样，只注重内容而轻视形式也是不对的，艺术创作只有做到内容和形式高度的和谐统一，才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这是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最后，阐述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则。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创作最基本的原则。现实生活是文艺内容的客观基础，真实地再现现实是文艺作品的前提条件。

早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命题。这在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联系起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2.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第一，深刻阐述战争、暴力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出发来探寻战争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战争和暴力的基本出发点。恩格斯认为，战争不仅根源于经济，而且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军队、武器和战术发展都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恩格斯考察了14世纪以来火器的改善使军队的作战体系和作战方法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他认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

第二，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19世纪战争状况的基础上，从各国扩军备战的竞争中揭示了军国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不同的意义。首先是武器已经大大完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普法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负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国主义者使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

第三节 对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

一、古代社会的研究

19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从19世纪60年代起，出现了不少研究人类史前社会的成果，如巴斯蒂安的《历史上的人》、巴霍芬的《母权论》、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摩尔根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等。特别是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于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在人类史和文化学史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成果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

1879——1882年，马克思在阅读其中某些著作的过程中，写了5篇笔记：《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这5篇笔记被称为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在理清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社会，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氏族组织，既受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制约，更受到人自身生产（种的繁衍）的制约。这就是史前社会的一般社会结构。

马克思十分赞成摩尔根关于“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的看法，并进一步揭示出氏族的起源和本质：“但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旦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面生长出来，而不会更早。氏族的前提条件，是兄弟和姊妹（嫡系的和旁系的）已经从其他血亲中区分出来。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指出，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都是血缘亲属集团，它们在氏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作为氏族制度的不同环节而靠血缘的纽带来维持。血缘亲属关系在史前社会结构中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排斥了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形式的变化，人类社会逐步摆脱了血亲关系的束缚，使原始氏族组织的血亲色彩日趋淡化。他在论证氏族社会解体的必然性时指出：“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财产差别，成为冲破血缘关系束缚的最强大的力量。

在理清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社会结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了东方社会和其他不发达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中是处于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公社土地所有制随着经济因素的增长而瓦解的过程，使自身的结构具有了公有和私有的二重属性，这样，也就使得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化方向具有了特殊性。由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西方学者把西方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简单套用到东方社会和其他不发达社会的“西方中心论”。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对史前社会结构和东方社会结构的研究极大地完善和丰富了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东方社会和其他不发达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进一步弄清了氏族组织和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过程。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对史前社会的氏族公社所有制和农村公社所有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以及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在马克思看来，最初产生于蒙昧时代中级阶段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母系氏族，是氏族低级的、原始的形式。在这一阶段，世系按母系来计算，财产按母系来继承。当母系氏族走过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而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之后，其生命历程也就快结束了。到了野蛮时代中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増加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得父系社会取代了母系社会，同时也导致社会开始产生阶级分裂,到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这时，财产私有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土地也开始私有，从而最终导致氏族公社渐渐地瓦解。到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交替时期，随着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土地私有制被确立并得到了巩固，由此原始社会被奴隶社会所取代。

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通过对希腊、罗马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形成过程的研究，具体地说明了阶级的产生及其根源他指出：“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通过对史前社会的研究，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仅是一个经济的范畴，阶级的存在只是同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科学论断，验证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起源和本质的观点。

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马克思在说明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时强调指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就像私有制取代原始公有制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向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回复是人类社会合乎规律的结果。“‘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第三，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本质和起源。这是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国家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和结果。但是由于当时缺乏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使得他对国家的起源问题的理解缺乏具体的历史事实方面的根据。

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等人的研究成果，深刻揭示出国家的产生根源于氏族社会晚期内部矛盾运动。通过马克思对摩尔根关于国家起源论述的摘录可以看到，他十分重视摩尔根关于国家起源的基本观点，认识到“在氏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政治社会或国家”。只有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才导致氏族制度的瓦解和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的国家的产生，因此社会阶级利益和经济条件才是国家起源的根本原因。

他还通过对梅恩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加深了对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的认识，指出，“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经济条件是国家赖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性和决定性的因素，而国家是被决定的因素，是第二性的。“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

马克思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国家是历史的范畴，有其形成发展和走向消亡的过程。“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私有制基础、它的阶级本质，以及国家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

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史前社会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创作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历史早有涉猎，1869—1870年，他就研究过爱尔兰的历史。1878-1882年，他写了《马尔克》《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等论述欧洲原始社会史的论文。1884年，为实现马克思的遗愿，他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代社会的代表作，现将其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进一步阐明“两种生产”的理论。“两种生产”的理论并不是《起源》一书首先提出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有两种生产，一种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的生产，另一种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前一种生产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后一种生产是指人自身的生产。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两种生产的理论，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人自身的生产就越来越服从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血缘关系也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关系的制约。

第二，揭示家庭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形成过程，论证了人类从原始杂乱性交向第一种家庭形式——血缘家庭过渡的主要动因是原始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家庭是为适应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恩格斯还依次考察了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些家庭形式的演变过程也同样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说明，家庭的形式、性质、职能、发展方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伦理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第三，深刻分析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过程。恩格斯指出，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及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是一种原始公有制度，它曾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很长时间。生产、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又是阶级矛盾产生的根源和破坏氏族公社制度的杠杆。这一过程是通过三次社会大分工逐步实现的。恩格斯指出，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牧业和农业分离的基础上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和其他产业的分离，不仅彻底摧毁了原始公有制度，而且最终确立了奴隶制度。

第四，阐述国家的起源、演变和消亡。恩格斯指出，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也随之产生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和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国家将自行消亡。

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而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因此，研究东方社会就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论述中。

1.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民粹主义分子在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的基础上，继续对俄国社会出路的问题进行探索。民梓派根据俄国仍在全国范围内保留着较完整的农村公社这一事实，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不符合俄国的具体国情，俄国的农村公社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农村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直接建成社会主义。但民粹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错误地认为只要实现了土地国有化或农民集体耕作，就算是实现了社会主义。

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在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过程歪曲为一般发展道路的观点。一是西欧资本主义道路不能照搬到俄国。马克思引用《资本论》的原文说明，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只限于西欧。但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二是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只作了一个比较含蓄的回答：“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是否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该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等当时俄国民粹派热烈讨论的问题向他请教。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索，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他曾拟写了4份草稿，但给査苏利奇的正式复信却十分简短，这表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极为慎重的态度。

首先，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他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的唯一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地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由于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其次，马克思具体揭示出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两种可能的命运。他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虽然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但同时又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由于农村公社内在的二重性矛盾的存在，使得它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再次，马克思具体指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他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跨越还只是一种可能，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首先必须以俄国发生革命为前提。“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即在农村公社没有被其内部的私有制瓦解之前，或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没有摧毁它之前，就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俄国爆发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看作是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根本前提。

2.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恩格斯一直十分关注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在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他就对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虽然日趋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是单独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他还强调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1894年1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进一步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他指出，自马克思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到现在已有17年了，在这期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年轻的资产阶级会逐渐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

恩格斯认为：“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革命不仅可以使农民从农村的隔绝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可以认识他们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他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即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被克服，落后国家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只有这样，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特殊的发展道路，完成社会改造“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系统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是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这是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他们早在清算以往旧哲学的过程中，就提出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许多基本原理。由于创立唯物史观是他们当时更为迫切的任务，所以创立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任务一直没有完成。

直到1870年9月，恩格斯终于摆脱长达20年之久的经商活动，得以专心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他自称为“脱毛”的过程。这8年里，恩格斯一直研究和创作《自然辩证法》，但没有最终完成。

《自然辩证法》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开创性著作，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创立的主要标志。

第一，揭示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过渡问题，历来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恩格斯在研究天体、地球、生物、人类四大演化的基础上，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并深刻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

恩格斯依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具体探讨了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劳动在其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由猿到人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归根到底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类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劳动充分体现出了人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差别——目的性和能动性。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劳动中诞生，在劳动中发展，人类不仅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实践即劳动发展的历史。恩格斯通过劳动在从猿到人演变过程中作用的考察，科学地掲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

第二，系统阐述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和辩证图景。他依据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明确指出，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果，论证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使“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

恩格斯用大量的自然科学的事实充分地证明“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指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可以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关于质量互变规律，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差别以及质的变化都是由于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在自然界中，由量变到质变具体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形式，即运动量（或能量）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和物理量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

恩格斯具体考察了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各个领域中的表现。在力学中，相对物理或化学变化来说，“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但在机械运动内部，质量互变规律仍在起作用。在物理领域，恩格斯用水的三态变化等大量事实说明，物理现象的质变主要表现在分子状态的变化和各种物理的运动形态之间的转化。“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多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标志，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质变，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在化学领域中，质量互变规律表现得尤为明显，“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

关于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运动都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非生物界中的基本矛盾是吸引和排斥，如力学中的吸力和斥力、物理领域中电的阴极和阳极、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等等，它们的对立和统一决定着从机械运动到化学运动的各种具体矛盾的形式的差异及其内在的统一，决定着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在生物界，对立的互相渗透的规律具体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有机生命体中的同化和异化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的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一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遗传和变异这两极的相互作用，生物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恩格斯没有展开分析，但在《反杜林论》中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同样也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也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关系的反映，因此，恩格斯也给予具体的阐述和分析。他指出：“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

在深刻揭示自然界发展所遵循的辩证法规律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利用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描述出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自然界的一切有限的事物，从有生有灭到有灭有生经历了一个永恒的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过程，按照运动不灭原理，从量上来看，物质的运动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凭空消失；从质上看，物质运动具有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因此，无限的自然界是在物质运动的永恒循环中发展着的，物质的任何具体存在形式及其属性都是有限的、可变的、暂时的，而物质总体及其运动的规律则是永恒的、无限的，从宇宙天体到地球乃至生命都处在永恒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之中。

《自然辩证法》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根据对运动形式的区分，恩格斯将自然科学依照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分类，他把自然界无限多样的运动过程概括为四种不同的基本运动形式，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依次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这些运动形式都有其特殊的本质，是由其内部的矛盾特殊性所决定的。运动形式是自然科学分类的客观依据，恩格斯将自然科学也相应地区分为四类，即以机械运动为对象的力学、以物理运动为对象的物理学、以化学运动为对象的化学和以生命运动为对象的生物学。

《自然辩证法》对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行了分析。恩格斯指出，作为各门自然科学对象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相互联系并相互转化的，因此各门科学也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自然科学各门学科也必然表现为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依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的过程。各种运动形式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所以各门自然科学之间也必然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在两门学科之间或多门学科之间出现的交叉学科，正是这种辩证联系的集中体现。

恩格斯还阐述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他认为,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实践。生产实践不断对自然科学提出新的需要，并不断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着新的研究事实和新的研究手段，尤其是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实验从生产实践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使自然科学获得了相对于生产实践需要的超前发展。

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各门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方面。

恩格斯还强调了社会制度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它的剥削本质也必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阐发

19世纪9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面临严峻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他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技术经济史观”，诬称马克思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无视观念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青年派”，这个派别中的一些所谓理论家，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为“经济唯物主义”，正好给了巴尔特之流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口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恩格斯从1890年至1894年，分别写了致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和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有针对性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第一，突出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枳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第二，指出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起看巨大的能动作用。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的三种情况：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导致自身的崩溃；第三种是阻碍经济沿着某个方向走，而又推动经济沿着另一个方向走。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可以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第三，论述社会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指出，宗教和哲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不同特点就是它们远离经济基础，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们虽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经过了一系列中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和宗教作为分工的特定领域，具有它们自己的特殊继承性，都是以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和出发点的，因而这就使它们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这是社会意识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也是其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社会意识形式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则是它相对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提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各种客观的、经济的、社会的物质因素的力量）。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科学总结

恩格斯一生中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作出深刻分析。他深刻地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实质、合理因素和根本缺陷，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了根本变革，德国古典哲学因此而终结。

恩格斯首先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黑格尔哲学集中地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又软弱妥协的二重性。

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深刻分析，揭露了他的哲学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无疑是为现状作辩护的，但它同时又包含着对现状的否定。前者体现着黑格尔哲学反动的、保守的一面，后者则体现了进步的、革命的辩证发展的思想。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只有具有必然性，符合发展规律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乎理性的；同时现实性也不是任何一个事物永远固有的属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将会丧失其必然性，会变成不现实的、不合乎理性的东西，迟早是要灭亡的。恩格斯指出，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必将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就变成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他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永远结束了那种认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后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是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得出这样革命的结论，相反地，在他的唯心主义的绝对真理体系中,革命的辩证法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窒息了，这种辩证的方法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一批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挣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羁绊，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费尔巴哈就是其中一名杰出的代表。

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费尔巴哈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这样一来，“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但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克服黑格尔哲学，因为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时，连同其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历史观上仍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伦理观上，费尔巴哈对道德的理解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提出应把追求幸福的意向、享受幸福的平等权利、对自我的节制和对人的爱，作为道德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在存在严重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鼓吹这种抽象的道德原则和超阶级的爱，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调和阶级矛盾、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需要。“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不彻底性，“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被改造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第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次作出明确的表述：“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哲学派别都不能冋避的问题，它决定着一个哲学派别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决定着它们对其他哲学问题的解决。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思维能否正确地反映现实的问题，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哲学家，都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反之，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同的哲学家也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大多数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思维能够正确认识世界。但也有少数哲学家，例如休谟和康德等则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在不同程度上批判过不可知论，但由于他们各自哲学的局限和缺乏科学的实践观点，因而都不可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运用科学的实践观点，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恩格斯认为，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划分哲学阵营的论断，不仅有现实的针对性,对于批判庸俗唯物主义（从哲学之外界定哲学）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世纪60—70年代，唯物主义面临着庸俗唯物主义严峻的挑战，把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同它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甚至同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某些人把对理想的追求、对“美好世界”的信仰视为唯心主义，而把庸人所迷恋的一切龌龊行为如酗酒、贪财、肉欲、投机倒把、拜金主义等视为唯物主义。

第三，深刻论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点和基本内容，以及发现社会历史规律的方法。

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异同进行分析。他指出，自然界的规律是通过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而社会历史的规律则是通过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历史领域，一切活动都是由一个个有着自己的目的和愿望的人来进行的。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着重要的差别和不同的特点。但这种差别和特点并不能否定社会历史是一个有其内在规律的自然进程，因为“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

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点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发现社会历史规律的途径，即必须深入探讨历史上人民群众及其领袖人物动机背后的动因。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们行为动机的认识上，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人们的行为动机，特别是人民群众行为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进而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具体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阶级斗争又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冲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又使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必然要求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物质动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律：他指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法律以及政治制度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唯心史观把国家和法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这只看到了问题的形式方面，实际上，国家和法都不是能够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哲学、宗教等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也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它们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第五节 面向新世纪的新探索

一、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

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到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揭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必然性和根本原因。恩格斯指出，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必然导致垄断组织的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激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增强，迫使资产阶级建立规模日渐增大的垄断组织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可见，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具体形式及其对未来社会的意义。恩格斯指出，自1865年以来，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垄断组织，如卡特尔、托拉斯）发展起来了。垄断组织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建立的目的虽是为了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但它们并不能完成这个使命。真正能对社会生产进行合理调节的只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垄断组织的出现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指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表明，“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最后，揭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随着垄断的不断发展，交易所（实际就是金融资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强大，并逐渐地把包括工业和农业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同时，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导致了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恩格斯说：“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此外，随着资本积累的増加，食利者人数也不断增加，这表明资本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二、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新探索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中，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一些重要观点。

首先，对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进行回顾和反思。当时马克思和他受到法国大革命经验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证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此，即使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已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因此，“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其次，结合历史条件的新变化，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由于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数量也大为增加，资产阶级暴力机构空前加强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恩格斯认为，在议会制的国家，无产阶级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告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务必要警惕反动势力的挑衅，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轻易走上必遭失败的街头，去充当炮灰。

恩格斯在论述合法斗争形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保留革命权的重要性。他指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由此可见，恩格斯并没有把普选权和参加议会这些合法斗争形式绝对化，而是要说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随着历史环境和斗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只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

三、在批判伯恩施坦主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

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罗莎•卢森堡站在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此外，还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拉法格以及梅林、希法亭和拉布里奥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在这一斗争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后来也背离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们在最初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贡献，也应给予应有的肯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批判伯恩施坦用新康德主义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坚持和捍卫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1899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相继发表《伯恩施坦和唯物史观》等一系列文章，批驳了伯恩施坦企图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宿命论的谬论。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观点歪曲成机械的自动的必然性，从而认为马克思把人类看作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处于被决定和被强制的状况，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伯恩施坦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至少否认能用现有的手段认识它们，由此他否认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否认了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作理论论证的必要性。

考茨基还批判了伯恩施坦反对辩证法的言论，他指出，伯恩施坦把辩证法说成是马克思学说中“叛卖性的因素”，断言辩证法似乎能导致对社会生活的任意解释，这是恶意的曲解。

第二，批判伯恩施坦借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认为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自身经济危机的错误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性，指出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并不能改变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伯恩施坦为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她指出，“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就是动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也就是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伯恩施坦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中，经济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他认为，由于现代信用、交通通信、统计科学以及企业主组织的发展，那种根源于生产盲目性的危机逐渐消失了。由此他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基础的崩溃论，只要危机理论不能成立，崩溃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是作为越来越重大的危机的后果而出现的。

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会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走向危机和彻底“崩溃”，这说明他“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本身”。她指出，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提出各种见解，但不能动摇对资本主义会发生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这一点的信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生存”。幻卢森堡进而指出，伯恩施坦这样做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的根本错误在于，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发展中一些暂时的现象，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趋势。

拉法格也有力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关于垄断可以消除危机的谬论，明确指出，垄断不仅没有消除而且也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反而加深了经济危机。托拉斯由于强化了生产反而成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它大大促使危机的扩展和尖锐化，从而使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愈益严重。拉法格进一步指出，垄断不仅不能缓和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而且垄断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他通过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分析，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不是在现存制度内进行改良，而是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三，批判伯恩施坦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要得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很大的适应性并在向社会主义进化，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工人阶级只需进行合法的政治经济活动，即进行议会和工会斗争，就能和平地长久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丧失了其必要性。

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因此，“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党内的每一个人必须弄清楚）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考茨基在其《社会革命》一书中，驳斥了各种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的理论，认为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只是一种空想。

普列汉诺夫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观点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对伯恩施坦妄图证明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进行反驳，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道路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在1900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写的序言《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一文中指出，恩格斯晚年对暴力行动、公开起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已经相当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认识，提出在一定形势下合法的方法也可以获胜，但他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

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中，并不是一般地指责暴力行动，而是指责为时过早的暴力行动。他当时建议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议会合法手段，坚持和平斗争，尽量避免暴力行动，是有前提条件的。恩格斯晚年非常重视争取军队的工作，认为如能争取军队的同情和支持，就能比较顺利地夺取政权，只有当革命思想深入军队，使军队感染社会主义精神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能获得胜利。而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者应当尽量避免与军队发生公开冲突，至于将来最后的决战将釆取何种形式，这不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第四，批判伯恩施坦提出的“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指出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关于最终目的更加实际和重要的问题了，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意味着背弃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立场。

伯恩施坦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首次提出“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他说：“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针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卢森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是区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她说：“也许有一批同志这样想：对最终目的的冥想实际上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为了运动而运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

总之，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挑战面前，这些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森堡、拉法格等人在内都不能完成彻底粉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历史使命。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结合起来，无法解释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同时他们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也不充分。

本章思考题：

1.马克思是怎样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及其伟大意义的？

2.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

3.《反杜林论》是怎样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

4.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

5.恩格斯是怎样阐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

6.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思想？

7.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新探索？

阅读书目：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5.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6.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7.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8.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1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14.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15.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16.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