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阐述了“十大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是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尝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和看法，不仅对我国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问题，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34个中央经济部门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除了处理其他事务，实际用了41天的时间做调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十大关系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多方面地体现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把自己思考的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有重点。《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的调研中，还提出了很有远见的一些判断。1956年2月21日调研，他在听城市建设局汇报和二机部汇报时，万里（时任城市建设局局长）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当时，毛泽东就预料到将来京津冀可能要走向一体化的问题。

      毛泽东对其他经济问题、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思考，也都有独到性的见解：如对重工业与轻工业关系的认识，使得中国工业发展思路注重平衡，布局比较均衡，比较全面，我们比较好地朝着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方向发展。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根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论十大关系》虽然对我国经济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它的发表过程比较曲折。从1958年开始，经济建设受到了“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于1965年12月15日写信向毛泽东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将《论十大关系》的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整理。后来在胡乔木的具体主持下完成了该项工作。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这个整理稿）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想。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摘自《100个档案故事讲述党的历史》（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