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进京赶考

【案例呈现】

建国初期，经过战火洗礼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刚刚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二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如何才能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等必须认真思考的。此时此刻，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个人——李自成。

李自成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用了1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明王朝，却仅仅在北京做了42天的皇帝就败亡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进了北京以后，产生了骄傲情绪、腐化、追求享乐，丧失了斗志，也丧失了民心。李自成及其将领进北京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从将军到士兵，都乘机中饱私囊，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占领北京仅43天即被腐化侵蚀，变成了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当吴三桂勾结的清军一到，堂堂大顺朝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了。为此，毛泽东在郭沫若的警世之作《甲申三百年祭》前言中特别说明：“……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同时，毛泽东借李自成的事例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进城后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才能完成艰难的考题。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3月1日）

【案例点评】

通过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到北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后，头脑是异常冷静和清晰的，他们认识到了前面道路上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为迎接挑战、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进行艰苦的战后重建工作，尽快使新中国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仅是我们党的既定政策，同时也是中国发展之必须。

案例2：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案例呈现】

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只占10%。钢铁工业，由于国民党撤离大陆时的破坏，1949年全国只生产15.8万吨钢，人平均占有钢产量0.58市斤。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一些机械工厂，而且都是小厂，只能生产一些皮带车床等简单机电产品。

能源工业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1949年，全国年发电量为43亿度，平均每人每年仅有8.6度；全国年煤炭产量为0.32亿吨；全国原油产量仅有12万吨。交通运输破坏严重。旧中国共修铁路2.l万余公里，到新中国成立时，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旧中国共修公路约13万公里，但能通车的不到80%。上海海运的总吨位只有14.5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共有拖拉机401台，化肥的年产量不到3万吨，大约10个农业人口才有一头耕畜，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36斤。教育非常落后。旧中国80%以上的人是文盲，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只在20%左右。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自然科学基础十分薄弱，科技人员数量很少，学科门类不全，密切结合生产和新兴的学科部门几乎完全空缺。

【案例点评】

仅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

案例3：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前后

【案例呈现】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邢台县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他兴奋地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2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当地领导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

【案例点评】

从该案例看出，毛泽东及党中央在总路线的提出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是经过了大量的深思熟虑和认真的调查研究的。随着国内其他矛盾的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渐显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共存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因素每时每刻都在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当时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因素愈来愈占上风，于是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原本认为是间接性的过渡时期可以转变成渐进式的直接过渡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毛泽东，坚定了他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

案例4：新中国成立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毒”行为

【案例呈现】

1952年上半年通过“五反”运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九大城市审查了4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发现其中程度不同地犯有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违法行为者达34万多户，即占到总数的76%。又据武汉、广州两市调查，私营工业3万7千余户，全部违法所得达6000多万元，相当于这些企业自有资金的39%。上海近万户大、中型工商业户中，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占到80%以上。违法户数与违法金额所占比重之大，确实触目惊心。最令人发指的是，不法资本家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竟也偷工减料、毒害中国人民志愿军。天津40多家铁工厂承制志愿军用的镐和锹17.7万多把。这些奸商不用合同中规定的中碳钢，而用东北方铁，甚至用捏铁（各种烂铁轧在一起）；不用规定的轧板，而用扁铁，甚至用油桶皮。这些镐和锹运到前线，一铲就卷口，一刨就断，严重妨碍修筑工事。济南盛昌蛋厂资本家刘云生承制军用蛋粉，掺进坏蛋和胡萝卜粉，获非法利润3.5万余元。他还给志愿军制肝粉、豆粉等，加大水分，掺入杂质，获利2.2万余元。又买进不合标准的生蛋黄粉，加工后高价出售，获利5.6万余元。另外，他还在两年中偷税漏税4.8万余元。上海奸商张新根、徐苗新为国营益民公司代购制军用罐头用的牛肉，他们在牛肉中掺入一半以上的水牛肉和马肉，还丧尽天良掺入发了霉的臭牛肉和坏牛肉、死牛肉，盗骗国家款项20万~30万元。武汉福华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用急救包，领来好棉花1万斤，竟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是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有消毒，带着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交了货。

（资料来源：《党史文汇》，2006年第2期）

【案例点评】

“五毒”行为的产生，充分反映了私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尖锐矛盾，长此下去，不唯工业化的发展要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因此，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而且应该是赶早不赶晚。

案例5：整个国家的形象——“穷棒子社”

【案例呈现】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集体，其中有一面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鲜红旗帜——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穷棒子社”。它以勤俭创业的非凡业绩，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被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1952年10月26日，遵化县西铺村23户村民，组成了西铺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这些农户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扛活、讨饭、当劳工的贫苦农民。合作社虽然成立了，但全社只有230亩薄地，凑起来只有三条驴腿的牲畜股，没有农具，也没有车辆。因此被一些富裕户讥笑为“穷棒子社”。但就是这些“穷棒子”团结一心迎战困难，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旧习惯，变冬闲为冬忙，他们用壮劳力组成一个19人的队伍，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在隆冬季节远出30里外的王寺峪山上打柴，解决生产资料缺乏问题。他们吃的是稀粥白薯，穿的是开花棉衣，住的是透天草棚，有的人磨破了鞋，有的人扯破了衣，有的人碰伤了手脸，有的人甚至从坡上摔下来，但他们毫不畏缩，坚持苦干。20多天的战斗，凭着19双勤劳的手，打回4万多斤柴，卖得430多元。打柴换来的钱，全部用在了添置生产资料上面，根据社内的迫切需要，买了一头骡子、一头牛、19只羊、一辆铁轮车，还有一部分零星农具。从此，长峪山下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大搞生产的动人景象：社干部劳动干在前头，活计专拣重的干，社员你追我赶，紧紧跟上。送粪缺车，扁担结队挑上山；耕地缺人，人拉耠子翻开地；春播缺种，求亲靠友来凑集，合作社终于适时种上了地。

“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丰收年，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的人，做出了强有力地回答。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254斤，超过互助组上年平均产量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45800多斤，扣除集体留粮以后，平均每户分配的收入达190多元。“穷棒子社”一年中巨大变化的事实，使西铺村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它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社外农民特别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农民的心，他们迫切地要求入社。历史从这里又揭开新的一页。

（资料来源：《中国档案报》，2003年8月22日）

【案例点评】

为了以典型示范的方式带动广大农民投身合作化运动，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每个乡都已兴办了若干个农业社，这些社都办得比较好，而河北遵化的“穷棒子社”更是体现了一个合作社优越性的典型范例。“穷棒子社”广大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且为农业社的大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这种典型示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加上党和国家的号召及从政策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有合作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加入了合作社。

案例6：“红色资本家”现身说法

【案例呈现】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最有实力的大企业家和最有钱的人。新中国成立前，荣德生父子考虑再三，留在了上海。荣德生认为：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好。荣毅仁也想，共产党来了，总不至于比国民党坏吧。

上海解放后，党中央鼓励民族资本家恢复工商业，党和政府还派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困难。政治的昌明，社会的进步，使荣毅仁开始积极工作，并频频参加政治活动，并两次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感动之余，他表示：“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做一个真正的同志。”1956年1月，在答记者问时，面对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的提问，荣毅仁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资料来源：《红船交响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案例7：“你不走社会主义就掐着你的脖子走”

【案例呈现】

电视剧《大宅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一向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百草厅”当家人白景琦，在生产经营中遇到了严重困难，生产用的原材料——驴皮短缺，再加之企业经营管理上自身存在的问题，企业的生产陷入了困境。我党对于这种情况，并没有采取粗暴命令的方式强迫白景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一方面积极帮助其解决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将他拉出生产困境，另一方面又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做法深深感动和教育了白景琦，在一次公司董事会议上，毅然提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态度与之前相比来了一个360度的大转弯。而且还对于其他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董事和股东进行了说服工作，他明确提出：“你不走社会主义就掐着你的脖子走，谁还都拦不住！”电视剧《大宅门》，原型是北京同仁堂。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同仁堂乐氏第13代传人，民族资本家乐松生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使同仁堂变国有，因此他代表工商界同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和国家领导人报喜，为当时的民族工商业界树立了一面旗帜。

【案例6、7点评】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我党运用“和平赎买”的方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那些民族资本家们，我们采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保持高薪、给予一切公民权利的做法，将他们改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多数资本家经历了“在前进中动摇，在动摇中前进”“在改造中抵抗，在抵抗中改造”“开始不自然，中途不自然，最后习惯成自然”的过程，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案例8：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案例呈现】

在农业改造方面，苏联从1929年开始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斯大林没有实行逐步过渡的形式和办法，而是对富农采取了消灭的政策，普遍出现了靠强制命令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根据史料披露，大规模集体化开始的时候，国内“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即将近60万~70万户，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总共消灭了120万户，占到总数的6%~7%，有些地方甚至高达15%；甚至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数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35年才开始复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和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年第10期）

【案例点评】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所以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改造方式和手段的错误，主要以强迫命令的做法进行改造。我们的改造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也就是在改造方式和手段上采取了和苏联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最后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我们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案例9：“小脚女人”

【案例呈现】

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于1953年初调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部长。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强调慎重、稳步、秩序渐进。提出：“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否则仍要走回头路，要快反慢。”他认为，因为我国土地私有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合作化的历史却很短，所以必须考虑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及承受力。邓子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全面规划，加快步伐。他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同志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开门见山地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祖宗主义群众的正确方针。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甚至还指责说“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源共享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他认为这些都是右的错误，要克服掉。因此，他否定了邓子恢提出的农业合作社翻半番的发展速度，要求在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社要在65万个的基础上增加1倍，达到130万个。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资料来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案例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案例点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有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不够谨慎，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的问题；有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形成科学的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遗留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但总体来说，这些偏差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次要的、非主流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正是今天改革中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案例10：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一课

【案例呈现】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又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刘少奇在同年5月《谈几种合作社的分工》中，对手工业主张从供销入手，先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为手工业者收购原料，推销出口产品。”还谈到合作工厂，说“合作工厂……是高级的合作组织，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不好组织。”“要办广大群众需要的、容易办的合作社。”同年6月，他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把“合作社经济列为国民经济成分之一。”它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1950年7月他在《合作社的目的和性质》中说：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独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自愿地将自己当作生产者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织，去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生产的合理化与提高生产技术，以便扩大产品的市场，比较高价地出卖产品和比较廉价地买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合作社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鼓励，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道路进行的。它的指导思想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改造小生产的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在建国初期，及时制定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采取从供销入手等积极措施，充分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它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做法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上而下地发动，采用说服、示范、国家援助的方法，启发和帮助手工业劳动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逐步组织起来；目的是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发挥他们固有的生产经营灵活、产品多种多样、能够适应人民不同需要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的优点，帮助他们克服规模细小、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及封建保守、行会观念、生产盲目、自发倾向等弱点，改变旧中国小生产被压迫、受剥削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是由个体私有制变为集体公有制、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的主要途径。

我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逐步加快的。1955年上半年以前的几年里，总的来说，发展是快的，也是稳步前进的。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合作化高潮，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偏高，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显得过快、过急，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党中央察觉后，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纠正。

（资料来源：《党的文献》，1989年第2期）

【案例点评】

我国手工业改造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促进新时期集体工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表现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尊重实践，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集体经济长期存在，稳定发展；坚持按集体经济性质和特点办企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正确处理集体工业企业的分配关系；坚持技术进步，加快人才培训等。发扬这些经验，将促进集体工业企业顺利地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最终成功的原因。

案例11：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

【案例呈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组织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机关的建设中，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同时，也确立了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原则。他强调指出：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新中国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毛泽东不仅强调了政权组织应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政权的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5月7日）

【案例点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建立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而且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制度的实质，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利，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全国的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