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趋势

    一、战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是不稳定性,它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研究这种变迁的原因、方式、后果与意义构成了比较政治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理论是现实的反映,因而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来理解和把握现实过程的发展脉络。关于发展学说的两个学科—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都经历了方向相反的发展,六七十年代,经济学的重点是从财富的集聚转到财富的分配,而政治学的重点则从权力的分散转向权力的集中；到80年代,经济学反过来从强调计划变为强调市场,而政治学则由注重权威秩序回到了注重自由民主。①显然,就理论重心变化反映出来的现实经济政治关系来看,第三世界在战后40多年间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党竞争民主建政阶段；六七十年代的权威主义阶段；七八十年代的“去权威主义”和再民主化阶段。

    1.多党竞争民主建政阶段

    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独立后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上文在讨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特点时说过,民主是需要条件的,这些条件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水平,在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的情况下,民主体制的建立多半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决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体制的模仿性特点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同殖民宗主国的传统的联系,二是国际政治(包括地缘政治)环境的作用,三是世界性政治潮流的影响。前两点已在几处述及,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

    民主理论的研究者萨托利说过,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对民主这个概念已经相当熟悉,但民主是好是坏仍有大量争议,40年代以后,大家都声称喜欢民主了,但民主究竟是什么却越来越含混不清。②萨托利多少有些嘲讽的说法其实道出一个重要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价值在全球确立的分水岭。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公然挑战民主制度的极权主义,把民主的价值传播到全世界。正如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所称:“在世界历史上,第次出现这种情况:不再有反民主理论的提出。”亨廷顿在他的“民主三波理论”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事实上产生了第二波的民主化,在这一波中过渡到民主的多数国家可以分为三类:第类是在获胜的西方盟国军事当局的直接干预和强大压力下,被迫进行宪政改造,实行战胜国民主制度的前极权国家和附庸国家,如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韩国。第二类是在西方盟国的政治援助推动下向民主化方向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第三类是因西方殖民国家在战争中受到削弱而不得不开始非殖民化进程,由此导致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前殖民地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尼日利亚等亚非国家。后两类国家都按西方的模式建立了脆弱的多党竞争民主制度。显然,多党竞争民主建政阶段既反映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的西方盟国政治制度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反映了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开始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不成熟性。

    2.权威主义阶段

    多党竞争民主建政的黄金岁月很快就过去了。进入20世纪60年代,享廷顿所说的“民主化回潮”开始冲击世界各地,第三世界的多党竞争民主政体大部分转向权威主义政体。在拉美,1962年秘鲁军人改变了选举结果；1964年巴西和玻利维亚通过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1966年和1972年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分别由军人接管政权；1973年智利和乌拉圭如法炮制。在亚洲,巴基斯坦的军人在50年代末就已实施军事统治；50年代末韩国的民主程序先是被玩弄于李承晚的股掌之间,接着是被1961年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发展到1973年则完全蜕变为典型的官僚权威体制；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人结束了苏加诺的“主导民主”；1972年马科斯总统对菲律宾实行独裁统治；即使是“政治现代化了”的印度也不得不在1975年中止民主实践而宣布紧急状态。在非洲,除个别国家建立或保持了民主政体,33个在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都或迟或早走上了权威主义道路。

    权威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与民主主义对立的除了权威主义( Authoritarianism)外,还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换言之,从对应关系上看,与民主主义对立的范畴是独裁主义( Autocracy),而现代独裁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这一点在过去的著述中经常被混淆。按照林茨和奥唐奈尔的观点,权威主义是一种有限多元主义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系缺乏精致的导向性的意识形态和深入广泛的政治动员,统治集团通过运用形式上不受约束但实际上有限制的权力排除大众的政治参与,强迫大众服从统治集团的权威来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①而极权主义则是一种绝对一元主义政治体系,在这种政治体系下,政治权力不仅控制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而且控制大众舆论、日常生活、价值和信仰,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从而消弭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野。一个惟一的群众性政党和一个全控性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政治体系的基本要求。②这两种政治形态都是现代的产物,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变革构成了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基础和物质条件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后替代多党竞争民主体制的是权威主义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体制,所以如此,一方面同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通讯技术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同这些国家面临的加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的迫切任务有关。在这里,权威主义是解决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双重困境的一种选择。

    阿尔蒙德在比较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时把政治体系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民主平民主义型,作为多党竞争民主建政阶段的产物,这是一个失败的类型,后四种类型,即权威一技术型,权威一技术一平等型,权威一技术一动员型和新传统型,阿尔蒙德统统归入权威主义类型。其实新传统型没有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也没有寻求通过权威政治来加速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似不宜归入权威主义之列。这样,权威主义政治体系即为三种。先来看权威一技术型。这种政治体系的发展战略重点放在提高政府维持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上,其典型国家是巴西和印尼。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多半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一边是享有特权的寡头化的城市资产阶级上层部分,一边是经济生活中被排斥在边缘的城市劳动阶层和遭受剥削的乡村农民。为了维持两极化社会脆弱的稳定,统治集团建立了强制性的机构压制大众对参政的要求。我们在介绍巴西军人政权时已经提过,关于这一点,奥唐奈尔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有深刻的分析。其次看权威一技术一平等型。这种政治体系同样压制大众对参政的要求,在取缔政党或限制政党活动、控制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方面,毫不逊色于前一种类型,但在前一种类型外增加了平等的内容,即推行分配性的经济增长政策。其典型代表是秘鲁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同样是军人执政的国家。韩国军人政权所以能执行分配性的经济增长政策,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早期经历过重大的土地改革；二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尚保持着形式上的政党竞争和新闻自由；三是推行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并使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韩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68年为0.30,1971年则降为0.27,在发展中国家中是财富和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之一。最后是权威一技术一动员型。这种政治体系并不取消政治参与,但以政府控制下的动员式参与替代竞争性参与,即大众是被动员起来执行政治精英已经制定好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定政策。墨西哥、坦桑尼亚等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型。例如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其职团结构动员民众的支持,实现国家(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沟通、和解团结和整合,从而最大限度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国家决策体制中,结果使形式上的多党竞争体制蜕变为一党(官方党)霸权体制。

    3.再民主化阶段

    1974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南欧国家葡萄牙的青年军人推翻独裁者马塞罗•卡埃维诺的一场政变被视为再民主化阶段(所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端。伊比利亚半岛和希腊半岛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扑向大西洋彼岸,导致拉美军人政权纷纷还政于民;到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大约与此同时,中东伊斯兰地区也受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半民主的政治制度;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民主化浪潮在苏联东欧引起政治制度雪崩式的解体,然后登陆热带非洲,席卷一党制政体,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体制。由一场军事政变启动民主化,20世纪的历史不无反讽意味。

    再民主化阶段不是对权威主义阶段的简单否定。历史的发展通常是由前个阶段积累的结果。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是,民主化是在绝对主义国家奠定了经济增长的一定基础后而自身的发展又走到了极限时才开始的,民主化与经济增长具有前后连续性。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则处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20世纪的人类社会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工业化、国际政治诸多因素而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由于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的作用,第三世界接触的是一个在生活富裕、人民参政的社会中的发展模式。因此,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不得不对工业增长、福利和迅速扩大的国民参政等作出反应。而且当这些要求提出时,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甚至还没有成为民族国家,还不具有高效率的行政机构,还没有能力实行统治,或者还没有普遍的国家忠诚感和义务感。”①如果说战后的多党竞争民主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因而注定要夭折的话,那么以完成物质经济和政治设施为使命的现代权威主义则为民主化奠定了民族整合、经济发展、行政一体化以及政权世俗化的基础,正是凭借这个基础,再民主化浪潮才得以发生和扩展。这是再民主化阶段区别于多党竞争民主建政阶段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以往的民主化运动大都以暴力为杠杆,如摧毁法西斯国家为第二次民主化浪潮扫清障碍,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除了发端和中间几个插曲之外,基本上是在和平条件下展开的,是以“妥协、选举和非暴力”为特征的。②这反过来证明,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来临之时,第三世界国家几经曲折,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第三,再民主化过程很少出现强有力的反民主抵抗运动,民意表现出对民主政体一边倒的支持,这在以往的民主化运动中是不多见的。这意味着民主在当代世界获得长足的进步。

    二、第三世界的政治变革:民主化的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

    “民主的转型”( democratic transition)与“民主的巩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是20世纪90年代讨论全球民主化时经常使用的一对概念。所谓“民主的转型”是指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变。在相对的意义上说,民主的转型可以一蹴而就,立见其功:一个政变,一场骚乱,或金融风暴的乍起,外交政策的突变,乃至独裁者的病故都有可能断送一个专制政权,从而在某个早晨升起民主共和的旗帜。然而,民主的巩固则需要许多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国内国外政治互动的因素的支持,是一个工程复杂、所费甚巨、多半旷日耗时的过程。由此而论,以上第三世界的再民主化阶段其实只是完成了民主的转型,第三世界离民主的巩固还有很长的路。

    一般而言,由民主转型走向民主巩固的国家有一个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置权威体制留下的象征、信条、组织、法律、官僚和领袖,如何对待权威体制下一度变得高度政治化、参与政治过程、而现在仍然保持强大力量的军队,如何解决随着民主热情消退而弥漫于社会的政治幻灭感和权威怀旧症,等等。然而,如果把民主的巩固理解为“定期的公开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统治者”的制度的确立,那么,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民主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行为制度化的形成和程度问题,即如果政治精英和大众已经坚定地相信领导人应该按这种方式选出,并且的确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择领导人,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民主已经落土扎根了。显然,这种判断是从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化也是其派生内容)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民主问题的,但是,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变量,还是作为受制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中介变量而对民主进程发生影响?当然人们可以作出“它们都重要,它们都对民主化产生作用”的结论。但我们仍然想对某些地区和国家作些比较,探究这些因素与民主化的相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