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一、第三世界:历史与现实

    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不论这些国家有过何种灿烂的古代文化和物质文明,它们与现代社会的连接都不得不通过殖民地这一由西方人强加的屈辱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是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因此,要理解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

    “第三世界”是一个最早由法国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 Alfred Sauvy)提出来的概念索维将其使用于战后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意指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受压迫和被蔑视的世界,代表了一条独立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观点,第三世界意味着“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页。)1955年由亚非国家独立发起和召开的万隆会议一般被认为是正式提出了第三世界问题,此后,第三世界这个称谓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并覆盖了整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有西方学者提出“第三世界消亡论”。但是,如果注意到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南北关系”至今未有实质性改善这一事实,则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并未过时。这里不涉及“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其演变,需要对殖民地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

    1.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时代的来临

    历史学通常把16世纪视为人类历史的新纪兀,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发现了什么?第一,发现了美洲大陆;第二,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新航路;第三,发现了环球航线,从而证明了当时尚有争议的地圆说。在1500年前后,世界的一隅—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断发生着一些惊人之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理大发现”被认为是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总体观之,它刺激了商品和货币经济的急剧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的解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具体而言,殖民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奠定了物质基础。从殖民地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的大量贵金属迅速扩散到欧洲,造成金银贬值,物价上涨,引起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价格跃升)。“价格革命”意味着“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这种由“价格革命”带来的物价上涨、交换扩大和商业繁荣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③但对非西方世界来说,地理大发现意味着自身发展进程的中断,“史前时期”的结束。随着土著居民被剿灭、无数人口被贩卖、无数财富被掠夺、整个民族被奴役,田园牧歌般宁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原本充满异质性的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因相似的遭遇而获得了共同的特征。地域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世界的历史又成为全球分裂( global rift)的历史,它的第一章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殖民时代的来临。

    2.殖民时期的统治制度

    一定的统治方式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殖民列强虽怀有野心勃勃的殖民理想和强烈的贪欲,但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得不受制于宗主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同时也受制于殖民地复杂多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土著居民的反抗程度。正是不同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宗主国在其殖民地各具特色的统治制度。但总体而言,就殖民者对待土著领袖及其机构的态度和政策而言,殖民统治制度仍然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间接统治”,另一种是“直接统治”。前者主要以英属非洲、南亚、东南亚殖民地为代表,包括殖民早期的西属、葡属拉美殖民地,后者主要见之于殖民晚期的法属、意属、比属非洲殖民地和法属东南亚殖民地。这两种类型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区域会各有侧重,实行间接统治的英国在某些殖民区域也曾采取过直接统治方式,例如在西非的坦噶尼喀、北罗得西亚、黄金海岸的阿散蒂;而以实行直接统治著称的法国也试行过法式的间接统治,即所谓“联合政策”,例如在突尼斯、摩洛哥。有时候间接统治会表现为分权式的专制,例如英国治下的马来西亚、缅甸,同样地,直接统治有时候也会表现为典型的中央集权,例如法属印度支那。

    不论是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殖民统治都包含着夺占土地、奴役土著民族和垄断经济贸易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主权的剥夺。殖民统治这一基本特征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殖民统治使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生长和发展进程复杂化。部族和部族主义是一种古老的血缘性和地方性的氏族组织和意识形态,在非洲则成为典型的和独特的民族形态。非洲大陆原本存在传统社会自然的族际边界,沦为殖民地后,殖民列强基于各自实力与利益的比较,对其殖民统治疆域和势力范围的划分根本不考虑河流山川等天然屏障和部族分布状况。这种按图(地图经纬)作业式的瓜分(真正的“瓜分”)使若干完整的部族被分割在不同的殖民属国内,而有的殖民属国内又集中了许多原本差异甚大的部族。这一方面导致非洲不少雏形国家、酋长国和王国完全被打乱,退回到氏族部落状态;另一方面则强化了非洲人的部族意识,为部族间的冲突埋下祸根。殖民者从来不希望殖民地各族群经自然同化而聚合成现代民族,直至殖民统治结束时,我们看到非洲只有少数族群形成了现代民族,绝大部分族群仍处于部族阶段或向现代民族过渡阶段。

    第二,殖民统治的建立首先是以破坏殖民地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为前提的,例如英国破坏印度的村社制度、摧毁印度的手工业、消灭印度的文明,完成了马克思所称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这种“破坏性使命”在殖民早期非常明显、非常残酷,例如在法属非洲殖民地,征服意味着对传统土著统治阶层的大规模清洗。但是,由于殖民政权是一个外来政权,殖民者在人数上只占当地居民的少数,仅仅依靠暴力是不够的,它还谈不上真正的统治。这就决定了殖民统治不得不扶植和拉拢一批听命于自己的土著领袖人物,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因此殖民统治对原有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又是有限的。这种特点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殖民统治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助长了部落主义、地区主义,阻碍了现代民主观念、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成为殖民者抵制民族独立运动的工具以及独立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保守力量。二是对传统社会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分而治之政策限制了殖民地内部各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各族群的隔阂和矛盾。当代民族矛盾尖锐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找到殖民主义的根源

    第三,殖民统治推行的同化政策促成了殖民地土著居民的精英阶层,他们认同宗主国的历史并接受殖民统治的合理性,一部分人淡薄了本民族的意识和情感,同他们身居的族体和大众日渐疏离。我们知道,推行同化政策最有力的是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不能说同化政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既然理论上把殖民地居民视为共同体成员,那么就不能阻止殖民地居民从母国引入诸如自由、民主之类殖民地原本没有的观念,不能阻止殖民地居民同外界的接触和交往,并由此唤醒他们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追求。在法属和葡属殖民地,确实出现了以欧洲民族主义为摹本的非洲民族主义和亚洲民族主义。然而同化政策最有利于殖民统治,它本身就是为殖民统治而设。正因为同化政策培养了一个亲宗主国的精英阶层,所以在法属殖民地,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主义运动缺乏明确和自觉的目标,民族斗争多以争取在“大法兰西”前提下的公民权利和实施取消一切种族歧视的共和制原则为归宿。在葡属殖民地,“同化人”习惯顺从殖民当局的安排,政治态度温和,他们是殖民地当地人中最有文化和知识的群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取向制约着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和方向。

    第四,殖民列强要维护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一定要有一套适合自己需要的官僚行政体制,这套官僚行政体制是以榨取资源、维护秩序两大基本功能为其活动范围的,这也就决定了行政机构的体制特征,如总督集权控制、强制性的行政干预、有限的社会经济目标、内部结构的低度分化,等等。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也发展出了非政治化的特征。殖民地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存在诸如政党类的政治团体的政治竞争和舆论监督,因为殖民统治既然是对殖民地主权的剥夺,那么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最高原则必然是不允许土著居民上升到与自己分享统治权的地位,因而不允许组党组团,不存在政党政治(只有在殖民统治衰落的后期才出现民族主义政党)。这样,殖民地的官僚机构既不用对殖民地的政治团体负责,也不用对殖民地的公共舆论负责。官僚以行政命令和执行法律为出发点,维持所谓政治中立的公共服务观念。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法律和行政程序架构无疑有所助益,助益之一是当地人经过训练充任民政和军事部门的低级职位,学会了殖民者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从而填补了殖民者撤退后的政治空缺。但是,殖民地的官僚机构毕竟是为了维持稳定和安全,而不在于动员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这使得殖民统治的官僚行政体制从根本上具有粗陋化的特征。

    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

    如果说殖民统治的本质表现为宗主国对殖民地主权的剥夺,那么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回收。世界上少有未经斗争便拱手让出权力的事,权力的转移总是伴随着艰难困苦的政治较量乃至武力斗争。殖民列强经营愈久,陷入愈深,利益所在愈强,愈不容易割舍,因而殖民地人民回收主权愈难,其独立运动的成败愈取决于一定的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从1804年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宣布独立算起,到迟至1990年才实现独立的非洲南部国家一纳米比亚开国建政为止,前后时间整整相差186年,充分显露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19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拉美为先导,约有1/3的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起民族主义政治制度。第二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方落下帷幕,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以南亚、东南亚和非洲为典型,约有2/3的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特别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60年代,新兴国家的别具一格的政治制度构成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

    拉丁美洲是最早建立民族主义政治制度的地区,有20个国家在第一阶段初期获得独立。拉美的独立运动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和原因。拉美的独立并不是土著居民的解放,而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土生白人的胜利。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美洲的征服带来了人口上的灾难—印第安人人口的急剧减少,为了维持金矿的规模开采和适应新兴种植园经济对劳力的需求,西班牙和葡萄牙从非洲大规模运进黑人奴隶,加上持续不断的欧洲移民,拉美很早就变成了一个多种族社会。在这个按照种族及其作用划分的社会结构中,白人人口最有势力和声望。但白人是分为欧洲出生的白人(所谓“半岛人”)与新大陆出生的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在某种意义上,克里奥尔人除了肤色、语言和心理同殖民祖先仍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外,在经济利益、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上已经成为一个新民族。他们与半岛人之间的对抗主导着拉美殖民地基本的社会关系。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混血人口—梅斯蒂索人(欧印混血儿)和穆拉托人(黑白混血儿),他们增长的速度相对更快,1570年尚不足3%,1825年已经达28%。葡属拉美(巴西)的情况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黑人数量更多,占巴西总人口比重的50%,构成葡属拉美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印第安人数量则不到10%①随着时间流逝,克里奥尔人在主要的经济部门(如矿业和商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所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许多人成为大地产庄园的拥有者。这和西班牙王室的利益是矛盾的。克里奥尔人虽然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跃升为西属殖民地社会的主要阶层,但政治上仍是一个无权阶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8世纪中期,他们便趁王室急需资金之际而购买地方法庭官职,19世纪初又以纳税大户染指地方市镇议会官职,另一些人则进入军队博取名望。然而,18世纪下半叶波旁王朝为在新大陆抵御欧洲列强的挑战和增加王室财政收入而发动的行政改革加强了“半岛人”在殖民地政府中的地位,削弱了克里奥尔人的势力和影响,结果是克里奥尔人同半岛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西属拉美殖民地选择独立的斗争。

    拉美一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开启了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先声。在拉美之后,非洲的利比里亚和埃及,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建立独立的政治制度。然而,总体而言,民族独立仍然是种地区现象。民族独立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真正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成为打破乃至埋葬旧殖民主义、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

    第二阶段的民族独立运动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中期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中,南亚的独立运动在一般意义上可以印度为代表,这不仅因为印度是南亚人口和疆域规模最大的国家,次大陆堪称印度文明辐射圈;也不仅因为印度在新航路开辟后成为殖民者最早的掠夺目标之一,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都曾在这里崭露过头角;而且因为印度被英国人征服后,最先和最彻底变成宗主国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其传统文明在西方文明的侵蚀和压制下扭曲发展表现得最为鲜明;此外,印度为摆脱殖民统治所进行的民族抗争的广泛性、持久性和形式多样性也表现得最为典型。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民族压迫从18世纪起就激起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此起彼伏的反抗,但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逐渐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是从民族资产阶级19世纪后期建立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印度国大党后开始的。20世纪初,随着大量小资产阶级群众进入国大党,国大党出现了一个激进的政治派别,终于在1906年党的年会上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并和另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穆斯林联盟合作共同推进印度的自治运动。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斗争先后发起过两次运动。其一为“不合作运动”。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对殖民当局1919年通过旨在镇压印度民众反政府运动的“罗拉特法”的直接回应。不合作即抵制,它包括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判决、抵制公立学校、抵制英货,如此等等,因为这个邪恶的法律表明殖民当局“不慎、不德、不义”,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是甘地。

    另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不服从运动”。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了印度的民族工商业,再次激化了各阶层民众与殖民统治的矛盾,在国大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更激进的政治派别,通称国大党左翼,其主要领导人是贾•尼赫鲁。国大党左翼明确把争取独立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授权甘地发动新的不合作运动,因主要采取不服从形式,又称不服从运动。不服从首先从不服从“食盐法”入手,号召人民在有盐资源的地方自行制盐和售盐。同时号召家家户户纺纱,抵制洋布,取消不可接触制,实行教派团结,放弃公职,抵制法庭和公立学校,实际上把不服从和过去的不合作结合起来。在有些地方,不服从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出现了规模不同的流血冲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印度的独立带来新的契机。1945年工党在英国再度执政,艾德礼政府表示要尽快举行新的中央和省立法会议选举,在省级重新建立责任政府;尽快召开制宪会议;改组总督行政会议,建立一个得到印度主要政党支持的行政会议。国大党鉴于自己已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决定在新的形势下不再采取大规模不合作运动方式,而要经过谈判途径,实现民族独立的最终目标。在当年的中央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大获全胜,获得中央立法会议102个席位中的52席,占55.8%;在翌年省立法会议选举中,又获得1585个席位中的930席,占58.6%,形成了以国大党政权为主的省自治。特别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浪潮把军队也卷进来,军队通过哗变与起义,纷纷站到国大党一边,殖民统治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这种形势终于促使工党政府作出决断:接受印度独立要求,准备移交政权。1947年8月15日,印度自治领宣告成立。此前一天,由穆斯林联盟领导的东孟加拉、西旁遮普、西北边省、俾路支斯坦等省份从印度分离出去,成立了巴基斯坦自治领,两者都仍然保留在英联邦内,事实上都获得了独立。

    同印度一样,进入20世纪,东南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封闭的村社逐渐解体,殖民主义携带的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城乡,新的阶级与阶层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殖民统治在履行“破坏性使命”的同时,也造就了它自身的对立物,促进了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东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反抗无论是规模还是频度一点也不比印度逊色。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导致殖民主义一蹶不振的那致命一击并不是来自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叛乱。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各国,取代了英、法、荷等老牌西方殖民国家的地位,欧洲列强分别统治东南亚的旧格局被打破,欧洲殖民主义势力被扫荡一空,东南亚第一次出现由一个军事帝国单独统治的局面。有意思的是,这个军事帝国在战局不利时竞充当起“亚洲解放者”:1943年宣布承认缅甸、菲律宾“独立”,1944年宣布同意印尼“近期独立”,1945年又宣布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脱离法国“独立”。不论这种“强盗解放仆人”的“独立”是否依“法”有据,也不论这种“独立”是否真有内容,它毕竟昭示了一个事实:殖民统治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因此,当日本1945年战败无条件投降旧殖民国家的军队尚未返回之际,在这个权力短暂真空时期,殖民地真的独立了。例如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发动“八月革命”,迅速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制度。

    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二波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整个60年代,中心地带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围地区,包括北非、西非、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等地。作为一个被殖民统治奴役近500年的大陆,非洲的独立直接受惠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国际环境的改变。事实上,人们把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开端定为二战,本身就意味着二战所包含的巨大的历史转折性,但较之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而言,二战对于非洲的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非洲殖民历史的一个分水岭”①。非洲虽然是被宗主国拉入战争的,但战争教育和锻炼了人民。首先是战争凸显了非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为争夺和保存这一战略要地,同时为动员非洲人民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宗主国被迫放宽对殖民地的控制,并对战后改善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作出不同程度的承诺。美国等盟国还作了许多反对殖民主义、提倡自决和自由平等的宣传。其次是参加战争的非洲军人和知识分子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分享了战胜法西斯军队的荣誉,他们在非洲人中讲述自己的所闻历见和战绩,为打破殖民统治的神话和唤醒非洲人的民族自尊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受过现代民主教育的知识分子回国后积极组建政党,创办报纸,宣传民族主义,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基础。最后,战后亚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对非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非洲的反帝反殖浪潮终于和亚洲汇合在一起,桑戈尔甚至把万隆精神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力相提并论。会后,北非和西非掀起了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潮。到60年代,民族独立的狂飙席卷了非洲大陆。

    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三波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主要发生在南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大洋洲地区。新独立的国家有非洲的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8国,加勒比海的巴哈马联邦、格林纳达、苏里南等9国,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5国。至此,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基本结束。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看,第三波来临时,民族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当上述这些国家正兴高采烈庆贺自己的独立时,战后及60年代建立民族主义政治制度的许多国家已经在酝酿新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