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基本特点

一、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特点

（一）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

    西方国家无论实行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这是它的本质特征。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内容与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政党代表资产阶级执掌政权，行使国家权力。体制内各政党的纲领、政策虽有一定的差别，但都以不损害资本主义为前提，故它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具体政策上的差异，实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资产阶级执政党就通过其领袖，即以总统或政府首脑的身份，成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拥有对海、陆、空三军的管理权和指挥权。执政党还通过其掌握的政府，控制全国的警察和地方保安力量。这样，资产阶级就把国家机器中的特殊部分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确保资本主义制度不被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大众所改变。

    表现之二是通过政党的活动过程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者受剥削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也没有改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缓和及调节这些矛盾，使之不发生大的危害资本主义秩序的“非法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往往制造一种平等竞争和民主的感觉，从而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注意力和活动吸引到竞选和议会活动上，甚至把主要的乃至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议会斗争之中，避免他们进行“不合法”的斗争。资产阶级执政党有时也作些让步，满足工人们的一些要求，改善一些人的处境，以显示政府“公仆”的形象。这些都使社会阶级矛盾得到“微调与缓和”，掩盖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达到了避免发生危害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动荡的目的。

表现之三是通过体制内政党操纵选举的运作，确保于资本主义有利的结果。资产阶级政党操纵选举的各个环节，或运用其他，手段，使选举以及由哪一个党执政都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制度。一种方法是严格限制议员及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和提名程序。例如，巨额的财产和高得惊人的竞选经费以及其他条件，足以把工人政党人士完全或大部分排斥在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行列之外。再一种方法是不断改变选举手段，采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不利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选举方式。例如选区的划分，资产阶级执政党可以把支持本党的选民恰当地安排在若干选区里，以保证其获得尽可能多的议席，而把支持工人政党的选民分散或过分集中于某一选区，使其得不了多少议席。

（二）在竞选机制的运行中轮流执政

西方政党政治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执政党与在野反对党的地位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按大选中各政党或政党联盟所获选票的多少来实现两党或多党的轮流执政。两党制或多党制条件下并存的各政党，都有竞争成为执政党的机会，其办法就是提出竞选纲领，举荐议员及总统的候选人，开展争取选民的竞选活动，凭着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而当选议员或总统，从而上台执政。同时，竞选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各政党在选民面前展示“政党形象”的过程。各政党为了得到选民的认可，除了披露竞争对手的短处以损其形象之外，也要针对选民关心的利益，调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和政策，修整自身的形象，否则将在竞选大战中被淘汰。可见，这种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也起到一定的互相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三）以间接方式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从具体政治体制的视角来看，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在党政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较为简单的处理方式。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主要表现为：第一，通过大选的竞选，凭着获得多数选票而成为多数党或当选总统，从而上台执政，掌握国家政权。第二，执政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或总统，由他与本党领导集团协商，提出内阁成员名单，组建政府，提请议会批准。第三，在议会中，执政党议会党团动员、组织本党的议员，支持本党政府的各项议案或代表本党利益的立法案。第四，执政党领袖担任总统、首相(总理)职务，以总统、总理的行政首长身份，对政府的行政运行担负相应的领导职责，执政党组织一般不予以直接的干预。在一般情况下，除了重大的决策需要同执政党领导集团研究、讨论，在议会表决之前与多数党甚至少数党领袖磋商之外，均由政府首脑处理。第五，执政党同其他政党一样，仍保存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其领袖是总统或总理，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党务和财务，并为下届大选作准备。

（四）政党之间的局部合作和互相倾轧并存

由于各个政党都要竞争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而且多数是体制内政党之间的竞争，因而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本质上看，各政党都以本党的利益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政党活动的目的是我上台你下台。为达此目标，在竞选阶段，除了正常地提出本党竞选纲领、口号以争取选民之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互相揭短、窃取对手竞选情报、金钱贿选、暴力威胁乃至暗杀等现象；在进入议会或执掌政府之后，政党之间也将在党派议案、内阁人选或重大决策与实施等方面，长期地明争暗斗。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有些政党结成联盟参加竞选，获得组阁权之后经过谈判而组成联合政府，这固然是一种合作，但这是多党派基于各自利益进行讨价还价和职位瓜分之后的联合，其基础之不巩固是必然的。联合政府常显示出不稳定和短暂性特点，内阁因党派政见不同而动荡，导致政府改组甚至倒阁，形成政府危机和政局混乱，不同程度地影响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

（五）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并有法律规范

    西方政党制度一般都由宪法、法律或习惯法来确定其地位。诚然，政党制度形成最早的英国和美国，其宪法至今都没有提到政党和政党制度及其地位。但是，这决不表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没有法律的依据。一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宪法中关于“结社自由”的条文，早已被视为政党可以自由组建和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宪法惯例(也叫习惯法)。美国的宪法惯例表现在总统选举方面也有比较完备的习惯法规范。当然，无论是宪法(宪法惯例)、普通法，还是政党法，都不是超阶级的，其根本目的是把政党及其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予以惩处和取缔。因此，它对于体制内政党来说是一种保护和行为规范，起了良好的作用；对于体制外的政党主要是共产党来说，它主要的是一种限制和打击的依据。

二、中国当代政党制度的特点

（一）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

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必然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也是这一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需要。因为，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国才能够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够使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各民族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加速建设的步伐；才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够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使中国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是多党合作制度实现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保障，也是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前提。

（二）执政党对国家实行全面领导

在当今中国的多党合作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领导的执政党，其对国家的领导，包括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就政治领导而言，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就思想领导而言，就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引导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中共及国家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大家的认识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以确保国家宪法法律和路线方针的正确制订与执行。就组织领导而言，主要的是中共在与民主党派协商的基础上，负责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领导人选，经过权力机关的决议，担负政权机构的组建工作和领导任务，并通过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行动，来体现对政权机关的领导作用。同时，执政党还要积极组织和引导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健康发展。显而易见，中国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是全面的。这同西方国家执政党对国家领导的状况是很不相同的。

（三）政党之间团结合作的新型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8个民主党派是各自代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是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执政党同参政党之间是团结合作的关系。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参加了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政策法令的制定执行。

第二，这种政党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全面和持久的。从中央到有民主党派组织的地方政权机构，从国家权力机构到其他国家机关，从政治组织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凡有民主党派组织的地方或部门，都体现中共的领导和多党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它不受政权机构领导人和各党领导人的换届或撤换的影响，将长久地存在和合作下去，继续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第三，这种多党合作体制受到宪法的保障，并按十六字方针处理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坚持和发展”。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都是得到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合法政党，享有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白1982年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就在党的文件中确定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

当今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被迫用武装斗争“打”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核心力量的情况下，各民主政党和人民团体在筹建新中国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多党制尝试或设计的失败以及一党独裁制破灭后的历史选择；也是总结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政权建设经验，吸取前苏联政党制度经验教训之后的新创造。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因此，它适合中国的社会实际以及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