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思想

苏轼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有吸收，且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三者相通。他将三者相互融通，注入自己的生命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形态，为后人欣羡和瞻仰。

儒家·执着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基因，“圣贤书”培养了他们的思想根基。苏轼信奉儒家仁民爱物、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自言青年时“好贾谊、陆贽（西汉名儒）书”。年少时，其母程氏为他读《后汉书·范滂传》，小东坡听后，就有志于学习东汉名士范滂勇敢、刚正不阿的精神。

在考中科举、入仕之后，颇有用世之志。在朝中，有志于改革朝政，敢于直言。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新党的王安石新法，但是也反对旧党司马光的全盘否定新法。在地方做官时，勤于政事，为地方百姓做实事，造福一方百姓。

苏轼有仁民爱物的儒家精神，他性情温和，心地光明，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尘世人间怀有热爱，对人世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东坡又“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是源于一腔正气，因而对政治弊端不能姑息，勇于批判社会现实，如《吴中田妇叹》中所写：“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敢于为人民发声，批判时弊，其根基为儒家的一股正气、致力于除弊的执着精神。

道家·洒脱

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一次是59岁被贬到惠州，后又被贬到儋州，对他是极大的摧残。

向外积极入世、用世的挫折，使他向内寻求心灵的慰藉，道家思想无疑是抚慰心灵的良药。

苏轼是四川人，李白也是少居蜀中，巴蜀地区道教风气较浓，并非一味地如儒家一样方正，他少年时期曾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年少时就爱读《庄子》，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道家注重自然，将儒家的视野从社会人生延展到浩渺宇宙，让心灵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

苏轼吸收了道家顺应自然的基本思想，曾在词中写道“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即使在逆境无可奈何，也持心宁静，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人生多歧路，面对不幸遭遇，苏轼能以道家思想自我调节、自我解脱。

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逝者（水）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月）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化用了庄子相对主义的思想，突破人生有限的观念，将境界扩宽至宇宙万物的无限时空——不必为现世的短暂而徒然感伤，不必以自己的一段人生为衡量尺度。放眼天地万物，无所谓永恒与短暂。人亦是自然中一分子，本与万物同化。

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使他获得心灵的释然，以乐观旷达的精神笑对人生。

佛家·圆融

苏轼并非佛教徒，但与佛门弟子有密切的交往。他本人的坎坷人生经历，也使他在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的皈依。

东坡曾在诗文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可见其受到佛家思想的浸染。

东坡学禅，并非是虚谈佛理，或是学佛家的清规戒律，而是深深地融入生活，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相融，增加思想的厚度，升华人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