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有两种基本的形式：第一种是以社会形态相邻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即社会发展的递进形式； 第二种是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即通过跨越形式形成的新生产力和新经济基础。

前一种形式单从逻辑上容易把握，而后一种形式单从逻辑上是不能把握的，它必须通过实证的历史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因此，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历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方面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晚年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侧重点由人类社会五种形式的如何合乎规律发展转到人类社会五种形态的如何具体发展上，研究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基础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因而在实践上研究的侧重点亦由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探讨及未来社会合乎规律的揭示转到对本民族的国情研究及具体发展道路的探讨上。这正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所在，因为它在本质上跨越了资本主义，是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跨越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发展跨越理论的研究，对于无产阶级的原始民族向有阶级的奴隶制度的跨越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摘要中，对于奴隶制度跨越发展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非洲北部迦太基等古国进行了典型分析，对于封建制度的跨越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晚期的《历史学笔记》两部著作中进行研究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发展，马克思十分重视美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虽然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实证材料，但他还是结合俄国当时的实际，非常认真地进行研究。从1877年～1882年，马克思曾三次较为集中地谈到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的设想，这一设想的含义是：（1）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并非注定要走一条道路。（2）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和“多”的辩证统一，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只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结构上，在各个民族、国家以及各个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交往中才得到体现，并非必然地、依次地在一切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重复展现。（3）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一跨越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以及东西方革命“互补”而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