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马克思的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与《资本论》写作有关，是对现代西方历史，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研究；第二个时期是以《民族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为特征的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第三个时期是以《历史学笔记》为标志的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前期发展史的以及。

这样马克思史学研究，就从无产阶级的民族组织到奴隶社会，直到以当时的资本主义典型形态～英国的社会发展，作了实证的研究。《民族学主权》是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第一次深化，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一环，它包括“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和“菲尔笔记”，后被收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里，其中前四篇曾收入《马恩全集》第45卷。本书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继《民族学笔记》之后，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也出版了，而且是一本比以前篇幅更多的笔记（四册，180多万字），是马克思史学研究的第二次深化，标志着马克思史学研究的完成，正是从这些浩繁的笔记中，人们发现晚年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向了东方！晚年多病的马克思在自己一生黄金时代的成果《资本论》的创作和出版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开始了人类历史学的研究，写下了篇幅浩大的《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这是一项艰苦并且富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这对晚年马克思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晚年马克思进行这一全新的探索呢？这一探索对他以往的理论和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唯物史观创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了困惑问题：唯物史观在一些人那里被理解为“历史哲学”，在一些人那里又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在另一些人那里又被理解为“西方中心论”。

对于这种情况，马克思曾无可奈何地说：“嗨，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同时，恩格斯也从马克思和自己方面检查了原因。他曾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早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受黑格尔逻辑方法的影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后思索”的方法，即选择事物的典型形态逻辑地推导出它以往的低级形态。当然，在研究典型形态时也注意实证的考察。而马克思晚年改变了这种方法。在《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论上，十分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一改变，应该说主要是受摩尔根的影响。

摩尔根确信，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发展的。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对民族组织进行实证的调查，并且对收集的大量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它们的共同点，研究这些共同点发展和变化的内在原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摩尔根的这种实证比较分析的方法，在他的研究领域中～古代社会，“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里，也应当说，从……看马克思的全部历史研究上，抽象的逻辑研究方法和实证比较分析的方法是结合的、互补的。正如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恩格斯所说的他和马克思以往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上的“过错”，在其方法方面的“过错”又作了论述，而在其内容方面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应当说，这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命题。因为在这两个判式中，它的侧重点是注重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作用方面，这的确是这一新历史观的重要方面，但是，以上两个判式没有表明新的生产力或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是怎样的形式。而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单纯地依靠逻辑所不能解决的。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必须依赖于实证的历史分析、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要深化和完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必须深入地研究人类历史。正如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即要在这种研究中，找出新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形成和存在的条件。不这样做。唯物史观就像在许多青年人那里一样，历史唯物主义被当作套语贴在各种事务上。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人类全部历史的研究，找出人类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及其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