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颜之推（531年－约595年），字介，汉族，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世居建康（今江苏南京），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东汉关内侯颜盛之后。大通三年辛亥（531年）生于江陵（湖北江陵）。其父为梁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府咨议参军颜勰。他博览群书，早传家业，处事勤敏，应对闲明，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历仕梁、北齐、北周和隋四朝，先后都受宠任。
一生“三为亡国之人”的颜之推经验、阅历丰富，深知南北朝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正由于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晚年，其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业之业”的宗旨，不忘保持士族家庭的地位和传统，想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教训子孙，于是写成《颜氏家训》一书。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共七卷二十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该书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之先河，历代学者大多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
颜之推博学多才，著作颇丰，除流传最广的《颜氏家训》外，还撰写了《文集》三十卷、《训俗文字略》一卷、《急就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证俗音字》五卷、《稽圣赋》三卷、《集灵记》二十卷、《还冤志》三卷。[1]
二、论早期教育作用
颜之推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三个品级，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 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提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不需要教育也能成才，下愚之人就算受教育也没有多大用处，只有中庸之人是教育的主体对象。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颜之推十分重视早期教育，他认为早期教育的教育效果最好。他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提到：“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认为人在幼年时期心灵纯净，精神专注，不易受外界杂事干扰，记忆力强，学习效果好，学习收获大。而成年后思想逐渐变得复杂，难以专注，记忆力减退，学习效果大打折扣。他用自身的学习体验对早期教育的作用加以论证：“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颜氏家训·勉学》）
他从自身的经历中体悟到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颜之推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官学因为政局的动荡时有时无、时兴时废，士族子弟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依靠家庭教育。早期家庭教育实际上成为了士族教育的基础和主要形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认为如果家族重视子孙的早期教育，则子孙“守道崇德”，能成良才；反之如果忽视早期家庭教育，则容易习恶败德，惨遭“杀身之祸”。他以当时一些士大夫子弟举例说明：有些士大夫子弟只追求生活的安逸和舒适，不学无术，以致乱世时无法生存。“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而另外那些家教严格，子孙勤勉的，则因为有一技之长，在艰苦的环境中能适者生存，“养生保生”。他通过正反举例强调了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中说道：“禁童子之暴虐，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喻。”他指出，幼儿对父母、家人有着天然的信赖与亲近，家长对幼儿进行的教育，往往比“师友之诫”、“尧舜之道”更有效，早期家庭教育的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无法替代的。
三、论儿童教育内容
颜之推生于南北朝时期，他对当时的士大夫教育和儿童教育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在书中提到：“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颜氏家训·勉学》）当时的士大夫多不学无术，崇尚空谈。在《颜氏家训·勉学》以及《颜氏家训·涉务》中都提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于应世经务”。他总结说当时士大夫教育和家庭教育培养出的人可谓是“求诸事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颜氏家训·勉学》），毫无用处。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颜之推提出要大力培养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认为家庭教育内容的总要求应该是“德艺同厚”，他的儿童教育的内容要求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颜之推承袭了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儿童教育应以儒家《五经》为基础，规范子孙的言行举止，强调进行忠孝仁义礼节教育。他在《颜氏家训·治家》、《颜氏家训·教子》《颜氏家训·序致》中都有阐述：“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生子孩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乃至牺牲。他在《颜氏家训·养生》中就提到：“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此外，他还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确立了高远的志向，才能不畏艰险，成就大业。他教育子孙以实行尧舜之道为志向，继承家业，注重培养气节，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在强调“增益德行”的同时，颜之推也十分注重“俢以学艺”。特别是对于幼儿阶段的语言规范教育，他十分看重。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帮助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他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曾如此阐述：“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四、论儿童教育环境
颜之推继承了历代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重渍陶然，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颜氏家训·慕贤》）
幼年时期人的心性尚未定型，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教育环境的选择十分必要。“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室，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为矣。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慕贤》）
影响教育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同样包括家庭环境。父母、长辈的行为风范对幼儿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长辈不能只是说教，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这有利于良好的家风的建立，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家庭教育能否取得成功。他指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颜氏家训·治家》）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在幼年时期尤为突出。所以，他提出在儿童出生后，便应让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去引导他。待到幼儿可以“识人颜色，知人喜怒”的时候，就应该对其加以教诲，引导其行为，教导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五、论儿童教育方法
颜之推主张及早施教。他继承了我国古代胎教理论，主张实行胎教。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写到：“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 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他认为要通过影响孕妇从而影响胎儿，孕妇的生理卫生、营养以及孕妇的道德行为都对胎儿有所影响。
颜之推认为要做好家庭儿童教育关键在于要处理好“爱”与“教”、“慈”与“严”的关系。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坚持爱教结合，颜之推主张父母对孩子从小就要严格要求，勤于教诲，不能溺爱和放任。他批评当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一味宠溺、放纵的做法，在《颜氏家训·教子》对当时的父母溺爱子女的错误的教育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他指出，许多父母从小对孩子不加管束，只知一味满足孩子的要求，放任其行为，导致孩子不明是非，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他指出父母对待子女也不能过于严厉，要“威严而有慈”，所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 （《颜氏家训·教子》）为了验证其观点，他在《颜氏家训》中进一步以历史事例举例说明了爱教结合、威严有慈的必要性。但是在他看来，为了严教，鞭挞也是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他说“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颜氏家训·治家》），他认为以体罚规训儿童，就好比以苦药治其病。他列举了大司马王僧辨的母亲魏老夫人数十年如一日严格教子成才的例子，“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颜氏家训·教子》）颜之推也强调家长必须正确地看待子女的优点和不足，若一味张扬其优点，遮掩或包庇其过错，则会失于教义，贻误其一生，甚至招致祸端。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讲述了梁元帝时，一父亲只知一味溺爱孩子，以致儿子因言语有失，得罪权贵，以致惨死的例子，“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治家过于严苛，也非教子良方，“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货刺客，伺醉而杀之。”（《颜氏家训·教子》）他要求父母教育子女应该严而不狎、爱而不简，宽猛相济，爱教结合。
颜之推还提出了均爱无偏的教育主张，即父母对待所有子女应一视同仁，平等爱护，给予同样的爱护与关注，均养均教。人们爱孩子，很少能做到平等对待，从古到今，这种弊病一直都很多。其实聪明俊秀的孩子固然惹人喜爱，然而顽皮愚笨的也应该加以怜悯。那种偏爱孩子的家长，即使出发点是爱孩子，却往往会给孩子招来祸殃。他在《颜氏家训》中说到：“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予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他依次举共叔、越王、刘表、袁绍的例子说明了父母偏爱偏宠，危害无穷。“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龟明鉴也。”（《颜氏家训·教子》）
第二节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朱熹（1130年～1200年），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婺源，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家境穷困，自小聪颖，19岁中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后历任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65岁高龄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然而由于朝中权力倾轧，仅仅40天后即被罢免，改任秘格修撰。朱熹回福建后，建竹林精舍，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庆元二年（1196年），当权派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为伪学。
朱熹一生专心于儒学，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的工作。他曾经长期在福建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讲学，1191年，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继续聚徒讲学，1194年精舍扩建改名为沧州精舍。在其任地方官期间，他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任同安县主簿时，积极整顿县学，成效显著。在知南康军时，主持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还亲自拟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知漳州时，首次刊刻后世经典“四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在知潭州时，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并利用闲暇，亲自到场讲学。
朱熹平生著述等身，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辨伪、自然科学等广泛领域。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小学》、《童蒙须知》、《近思录》，其中与儿童教育有关的著述便有近10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学》和《童蒙须知》。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在朱熹丰富而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儿童教育理论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重大。
二、论儿童教育目的
朱熹把儿童教育称之为“小子之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以及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15岁之前为小学教育，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朱熹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人小学,十有五岁而人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他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认为这是忘本逐末，他主张先引导人“明天理灭人欲”，再思入仕为官。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如此写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朱熹主张“明天理”，进行“五伦”的家庭教育，通过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加强家庭和社会凝聚力，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小学教育阶段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他指出：“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朱子语类》卷七）他认为小学教育不应只是举子教育及单纯的文字训练，还应该注重儿童的道德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他将习惯的培养称为“事”，“事”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准则，是相较于“理”而言的，“理”是指抽象的道德伦理学说。
三、论儿童教育的环境
朱熹十分重视教育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作用。他十分赞同古人关于施行胎教的主张，他在《小学·立教》中引用《列女传》中关于胎教的理论论述道：“《列女传》曰，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与传统胎教既注重物质环境又注重人文环境的观点相比，他更注重人文环境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
朱熹从论证齐家、治国的关系中，阐明了家长在儿童教育中的教育职责：“所谓治国必先齐家，其子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大学章句》）
除了要求父母、长辈加强自身修养，发挥表率作用之外，还要求为婴幼儿慎择乳母。他认为，为幼儿选择好的老师应该从为幼儿谨慎选择好的乳母开始。乳母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长，对婴幼儿有很大的影响，“乳母之教，所系尤切。”既然乳母的影响如此大，那么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乳母，才能对幼儿产生有益的影响呢？朱熹在《小学》一书中引用《礼记·内则》中话，如此说到：“凡生子，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这既是他对乳母的要求，也是他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
教师对儿童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不容忽视。朱熹承袭了孔子的身教思想，并进一步把对塾师的要求明细化，他所著的《童蒙须知》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蒙师须知”。同时，朱熹还强调要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结交益友的能力。他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他指出应近益友，远损友。那到底如何判定益友与损友呢，他在《训子从学帖》中说到：“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四、论儿童教育的内容
朱熹主张将传统封建礼教作为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他从经传史籍等古代著作中择选有关忠君、孝亲、事人、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纂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德育教材。在《小学》中朱熹强调：“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有所以为修身、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三纲五常”是儿童教育最主要的内容，“三纲”中对儿童教育影响最深的即“父为子纲”，而“五常”则是儿童教育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较弱，因此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内容应该“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不能一味讲大道理，幼儿无法理解，重要的是教他们怎么做。他提出“学其事”的思想，“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小学》）他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掌握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知识技能。因此，他在《小学》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希望儿童通过“学其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圣贤坯璞”。
朱熹制定的《童蒙须知》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要求，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夫童蒙之学,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在日常生活习惯方面，他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而在学习习惯方面，则要求：“凡读书，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 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凡写字，末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童蒙须知》）
五、论儿童教育的方法
朱熹在儿童教育的方法上，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他认为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儿童在幼年时期，知识和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未定型，很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然而如果儿童先一步接受了其他“异端学说”，再教给他儒家的伦理道德就容易遭到其抵触。因此，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先入为主，及早施行，这样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为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小学》）
朱熹结合自身体验并总结多年的讲学经验，提出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过程，因此，他要求要严格地、不间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同时，他提出儿童的生活和学习能力都比较弱，道德观念和意志力比较差，为他们制定出一些简明的条文和准则，使其能够遵照实行，是非常有利于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的。他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使儿童的一切言行都有能够遵循的标准，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制定了《童蒙须知》以及《训蒙斋规》来规范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以期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另外，朱熹还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应力求生动、形象，激发儿童的兴趣，使儿童乐于接受和学习新知识，同时，还指出要将认知和实践结合起来，不可割裂，要做到“知行相须”。
第三节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王守仁自幼聪慧，饱读诗书。21岁中举人，28岁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不久，授云南清吏司主事，迁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武德正宗元年（1506年），宦官刘瑾专权，王守仁上疏搭救戴铣，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驿丞。正德十一年（1516年），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王守仁平定内乱，不久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
王守仁一生重教，他从34岁开始讲学，前后长达23年之久。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修建书院，倡办社学。他的办学、讲学活动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王守仁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特别是在儿童教育方面成就显著。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创立了与程朱理学相径庭的姚江学派，形成了“心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王守仁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38卷，主要教育著作有《答顾东桥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等。
二、论儿童教育目的
王守仁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明人伦”，儿童教育应该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注重培养儿童的道德修养。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王文成公全书》）他主张儿童教育应通过道德教育陶冶儿童的情操，培养儿童的意志，磨练其品格，开启其智慧，使儿童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他猛烈抨击了当时教育只重视文章背诵，而忽视道德培养的现象，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他说到：“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唯当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以歌诗，以发其意志；导习之礼，以肃其威仪；讽闻读书，以开其智觉。”他认为，儿童教育应该以培养儿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的品格和习惯为目的。
三、论蒙学课程
当时的启蒙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以识字、写字、读书、作对为教学重点，只注重死记硬背，王守仁严厉批判了当时这种忽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他说：“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当时的蒙学教育只知督促儿童读书写字，责备他们的行为，但不知道用礼义来引导儿童；想要他们聪明，但不知道用善德来培养。像对待囚犯一样绳缚、鞭打儿童。这样就使得儿童不愿意继续在学校学习，常常逃学，到处游玩，以致不学无术。这样的蒙学教育只能使儿童日益厌恶学习，逃避学习，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改革蒙学课程，使儿童喜欢学习，愿意学习。他要求：“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为了使儿童爱好学习，他主张蒙学课程应该以“歌诗”、“习礼”、“读书”为主要内容。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指出：“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诱之诗歌”不但能激发儿童的意志，而且能够帮助儿童用合适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帮助他们消除内心的烦恼与抑郁，心气平和。“导之以礼”不但能使儿童养成威严的仪容仪表，而且能够通过练习礼仪动作，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讽之读书”不但能增长儿童的知识，开发其智力，而且能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帮助其树立远大的理想。王守仁主张对儿童进行“歌诗”、“习礼”、“读书”教育，是为了培养儿童的意志，调理他们的性情，在潜移默化中消除其鄙吝，化除其粗顽，让他们日渐礼义而不觉其苦，进入中和而不知其故，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方面都得到发展。
在蒙学课程设置上，王守仁主张运用灵活的方式来适应儿童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生性好动的特点。针对儿童的学习特点，对于课程安排，他提出：“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教，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以施矣。”（《王文成公全书》）这样的课程安排，内容全面，同时注意动静交错，张弛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四、论蒙学方法
王守仁认为儿童教育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顺应儿童的性情，不宜对儿童进行过多的束缚和限制。他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儿童生性好动，喜好玩耍，不愿意受拘束，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才能使它枝叶茂盛，摧残它则会使它衰败枯萎。
王守仁认为，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这种“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身心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到何等水平，教学就只能进行到相应的水平，不可躐等。循序渐进的原则应用到教学中，必然要求教育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来确定教学的难易程度，选择符合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教学内容，注意量力而施。他说到：“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漫坏他了。”（《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提出如果不顾及儿童的接受能力，将过多的知识灌输给儿童，反而不利于儿童的学习。同时，他还认为“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因此，教学应该留有余地，“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儿童“精神力量有余”，这样他们就“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不会因为学习艰苦而厌学，而乐于接受教育。
同时，王守仁还认为儿童教育要注意因材施教。教育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还要注意个体差异。他主张教育应使儿童“各成其材”，他认为每个人各有所长，他举例说：譬如有三人习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射得到俱谓之有力，中处，仅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王文成公全书》）根据儿童的个性差异，他主张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发展儿童的个性。这种教育主张对传统教育抹煞儿童个性，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此外，王守仁在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方面也有一些创造，如歌诗，他规定“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教约》）这种带有一定比赛性质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