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学前教育

晚清时期一般是指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清宣统皇帝的退位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学前教育随之也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公共学前教育社会机构出现。

一、学前教育转型的背景

（一）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

中国出现近代大工业生产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当时，西方列强为了在华倾销廉价商品、掠夺各种资源，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办了轮船修理厂和原料加工厂。尔后，清政府的一批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军工厂，开办民用企业，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天津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于是，中国近代大工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接着，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创办一批工厂，近代大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也随之壮大。据统计，1912年，中国约有120万产业工人。而在这些工人中，除了大量的男性工人外，而且还有着相当数量的妇女。这些妇女为生活所迫，走进了工厂，却把她们的孩子留在家中，无人照看。这样，为公共学前教育机构的产生提出了要求。

（二）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兴起

随着中国在西方列强入侵中的败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理性地审视自身和西方世界。于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就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购置洋人报刊来了解西方世界。之后，洋务派提议学习“西语”、“西艺”、“西政”。随之，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立宪派呼吁仿照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模式，进一步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其中，一些人还提议像西方一样发展学前教育。如1902年，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倡议中国向日本学习，设立两年制的幼稚园。1903至1904年，由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刊载了《幼稚园恩物图说》、《幼稚园保育法》等一批介绍日本学前教育状况的文章。此外，一批知识分子还赴国外学习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

（三）清末新政改革的启动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进行全方位改革。在教育方面，1905年8月，清政府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止。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编订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但未正式实施。1904年，清政府向全国颁行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由一系列子章程构组而成，其中包括了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部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国学前教育的转型遂在制度层面给予保障。

二、蒙养院制度的确立

（一）《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模仿日本的三段学制系统而成，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课程》、《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等一系列法规。学制的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包括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大学堂和大学院等。蒙养院作为学前教育机构已列入学制之中。

（二）蒙养院制度的确定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以下简称《蒙养院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蒙养院制度的确定。《蒙养院章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1.办学宗旨

《蒙养院章程》开篇明确提出了蒙养院的办学宗旨为：“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即社会性的蒙养院与家庭教育相互辅助。其原因是：“保姆学堂既不能骤设，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者仍赖家庭教育。”也就是说当时蒙养院初办，师资严重缺乏，而儿童又众多。因此，只有把家庭打造成重要的学前教育场所。于是，《蒙养院章程》对开展家庭教育作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各省官府和学堂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及《教女遗规》等传统儒家经典著作，以及外国家庭教育著作、初小识字课本、小学头两年级的教科书分发给各个家庭的妇女，让她们阅读后教育自己的子女，以“使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

2.招生对象、收托时间和院址设置

《蒙养院章程》规定：“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儿童，每日不得过四点钟”，招收“本地附近幼儿，其父母愿送入其中受院内之教育者”。但不包括女孩，要求“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院址设在各省府厅县以及大市镇的育婴堂和敬节堂内，“于育婴堂、敬节二堂内附设蒙养院”。

3.师资来源

《蒙养院章程》指出：国外幼稚园多“以女师范生为保姆以教之”，但中国“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故蒙养院的教师以育婴堂和敬节堂内的乳媪和节妇以及贫困人家的妇女担任。为了提升这些妇女的文化水平，《蒙养院章程》还规定各府县应编写女教科书，刊印家庭教育书刊，令这些妇女“自相传习”；同时，“识字之乳媪”应教授蒙养院内其他不识字的保姆识字。

4.保育教导目的及科目

《蒙养院章程》提出保育教导四项要旨，涉及到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等方面，其内容如下：

（1）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规范。

（2）保育教导儿童，当体察幼儿身体气力之所能为，心力知觉之所能及，断不可强授以难记难解之事，或使为疲乏过度之业。

（3）保育教导儿童，务留意儿童之性情及行止仪容，使趋端正。

（4）儿童性情极好模仿，务专意示以善良之事物，使则效之，孟母三迁即此意也。

《蒙养院章程》还提出了蒙养院与初等小学迥然不同的教导科目，主要有四个方面：

（1）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同人游戏两种，以使幼儿心情愉快活泼，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习。

（2）歌谣：如古人短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使幼儿之耳目喉舌运用舒畅，且使其心情和悦、涵养德性。

（3）谈话：选择常见的“天然物”及“人工物”等与幼儿谈话，培养其观察力和思考力。要求幼儿声音洪亮，语言流畅连贯。

（4）手技：让幼儿用手技木片、竹签、纸、粘土等做出各种形状，或者栽种草木花卉，以训练幼儿手眼协调动作，开发其心智和操作能力。

除以上内容外，《蒙养院章程》还对蒙养院的设施、管理组织做出详细的规定。如要求“蒙养院房舍，以平地建造为宜”，“蒙养院当备保育室、游戏室及其他必需之诸室”，“庭园面积之大，至小者当合幼儿一人占地六平方尺”，蒙养院须设院董一人以“管理院中一切事务”等等。

三、蒙养院制度的实施

（一）蒙养院的兴办

1.湖北幼稚园的创办

1903年9月，中国第一所学前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创办。湖北幼稚园创办之时，《奏定学堂章程》还没有颁布。创办者为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北省抚巡端方。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湖北幼稚园更名为武昌蒙养院，接着又改名为武昌模范初等小学蒙养院。

由于当时国内缺乏学前教育师资，湖北幼稚园在兴办之初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本保姆（教师）负责办理。户野美知惠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日本来华最早的幼儿工作者，任湖北幼稚园园长。1904年，户野美知惠拟定了《湖北幼稚开办章程》（以下简称《开办章程》），对该园的办园宗旨、对象、课程以及设备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开办章程》的规定：湖北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不完善而设，以“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展事、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招收“儿童未及学龄之年”即3至6岁的学前儿童。办园的任务有三：“一、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此；二、培养天赋之美材，智育发达基此；三、习惯善良之言行，德育发达基此”，也就是培养幼儿在德、智、体三方面均衡发展，为入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幼稚园开设“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嬉”等7门保育课程，每日保育时间为3小时，一周以18小时为准。幼稚园内有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图书玩具室、游嬉场、保姆助教休息室、看管小儿仆妇室、游戏亭、会计办公室、宾客室等设施。《开办章程》还规定：园内的一切服装、图书、保育物品，皆为官备，但不备餐饭。湖北籍幼儿入学可以免收学费，外省的幼儿收学费洋四元。

湖北幼稚园的上述规定，以及聘请受过高等专科训练的日本女子担任教师的作法，清楚地表明该园采用了日本幼儿稚园的模式。湖北幼稚园的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注意到儿童各方面协调发展，考虑到学前教育阶段与初等教育阶段的衔接，这符合了幼儿身心发展的客观需求，是比较合理和进步的。因而，湖北幼稚园是清末一所办学规范、质量较高的学前教育机构。

2.《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学前教育的发展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中国学前教育逐步发展起来。据统计，1907年，全国各类蒙养院428所，在院幼儿4893人；次年，蒙养院114所，在院幼儿2610人；1909年，蒙养院92所，在院幼儿2664人。在这些蒙养院中，既有公立者，也有私立者。较为著名的公立蒙养院有1903年创办的京师第一蒙养院、1905年创办的湖南蒙养院、1907年创办的福建公立幼稚园和上海公立幼稚舍、1911年湖南省女子师范学堂附设的蒙养院。较为著名的私立蒙养院有1905年成立的天津严氏蒙养院、1907年成立的上海私立爱国女学社附设蒙养院，1908年由江苏金山县节妇朱氏捐献田产创办的怀人幼稚舍以及北京曹氏（曹广权）家庭幼稚园，1909年山西育婴堂附设的幼稚园。

成立于1905年的湖南蒙养院是由巡抚端方倡议下开办。与主办武昌蒙养院一样，端方也聘请了日本女子春山雪子、佐藤操子担任保姆。并制定了《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对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招生对象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教育宗旨为：养成“德育之始基”、“智育之始基”、“化育之宗”、“体育之始基”，使儿童的德、智、美、体各育协同发展，成“异日受教之根据”。招生对象为：“满三岁以上未届学龄之儿女（即四岁至六七岁时）皆应入园同学……”。课程设置有七项，分别为谈话、行仪、读方、数方、手技、乐歌、游戏等科目。在这些科目中，谈话、行仪为“德育之始基”，读方、数方、手技为“智育之始基”，乐歌为“化育之宗”，游戏为“体育之始基”，并强调各科要有机结合，相互渗透。这些规定表明：湖南蒙养院的保教内容比较完备。

严氏蒙养院的创办人为清末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郞严修（1860－1929）。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修曾在天津积极办学，创办了南开学校和严氏女塾等。之后，在赴日本考察学务中，他认识到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即于1905年创办了严氏蒙养院，聘请了日本人大野玲子为教师，并从日本采购了钢琴、风琴、儿童桌椅和教具等。这所蒙养院招收4至6岁儿童，招收30名左右，生源来自附近邻居及亲友的子女。开设的科目有手工、游戏、故事、唱歌等，活动时间为上午9～11时。这些规定反映出严氏蒙养院在保教方面与清末学部的规定精神相一致。

（二）蒙养院师资的培训

1.保姆的培训

《蒙养院章程》规定蒙养院的保姆由乳媪、节妇担任。于是，训练乳媪、节妇成为了晚清政府最初培养学前教育师资的重要途径。训练的方式为：在育婴堂或敬节堂中选择出识字的妇女当教员；如堂内无识字的，则请识字老妇人入堂任教。教材用“官编女教科书”。这些教科书除从外国家庭教育著作和初等小学识字教科书中选取内容外，还从《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及《教书遗规》中选裁。按照这些规定，蒙养院保姆的文化水平无疑很低，最多不过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同时，他们还成为了“三从四德”的模范和宣传者，这使得蒙养院的教育比较保守、落后。

为了提高师资水平，国内一些著名的公私立学前教育机构还派员去国外学习或请外国教师来当地培训学前教育师资。1904年，上海务本女塾附设幼稚舍时，创办人吴怀疚派吴朱哲到日本保姆养成所学习，后者于1907年学成归国后即在上海公立幼稚舍内创办保姆传习所，聘请了陆瑞清、龚杰、陆费逵等兼任教师，开设了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修身学、谈话、乐歌、图画、手工、文法、习字法、理化、博物等科目。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蒙养院时，办起保姆传习所，聘请日本人大野铃子讲授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三年间，传习所培养20多名毕业生。

2.学前教育师资专业化的开启

清末学前教育师资专业化的始于1904年2月。这一年，武昌蒙养院在开办之初，附设了女子学堂，招收15至35岁的女子专门学习幼儿师范课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学校。这所学堂的开办曾轰动一时，引起路人的争相观看。可惜，在“癸卯学制”颁布后，张之洞认为“园内附设女学堂，聚焦青年妇女至六七十人之多，与奏定章程尤为不合，……（且）必致中国礼法概行沦弃，流弊滋多”，迫于形势，1904年秋，遂裁撤了这所学堂。

1907年，清政府出于形势所迫，从制度层面上推动了学前教育师资的专业化。其重要标志是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传统中学校教育女禁终于破除。《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师范学堂旨在培养女师范生符合“小学堂教科、蒙养院保育科旨趣，使适合将来充当教习、保姆之用”，女子师范“教授女师范生，须副女子小学堂教科、蒙养院保育科之旨趣，使适合将来充当教习、保姆之用”，女子师范教育学科教课程度应“先教以教育原理，……次教以家庭教育之法，次教以蒙养院保育之法”，女子师范须附设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以供实地练习。这样，培养学前教育师资成为了女子师范学堂的办学目标，各地纷纷办起了幼师培训机构。1911年，湖南开办全省女子师范，广东、北京等地也陆续设立了保姆传习所。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女学生的数目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学幼稚教育的人数也大增了”。

随着学前教育师资培训的开展，西方学前教育的理论与专业知识还被引入到中国。1907年，顾倬编辑了《幼儿保育法》一书，该书参考了日本、德国等地的学前教育书籍，选择了保育上较重要的内容，全书包括总论、养护身体、授与知识、陶冶性情、保育事项、结论六章。1909年，上海公立幼稚舍附属保姆传习所吸收日本的学前教育办学经验，编辑成《保姆传习所讲义初集——保育法、儿童心理学》，交由中国图书出版公司发行。其中，“保育法”共16章，分别为：绪论、幼稚园之主旨、幼稚园之必要、幼稚园之教育、幼稚园与家庭之联络、保姆之资格、保育事项、论游戏、论唱歌、谈话、手技、恩物之种类、恩物之理、保育时间、入园年龄与分组法、看护术。“儿童心理学”共6章，分别为：引言、原气质之分类、快豁儿之特色、刚愎儿之特色、忧郁儿之特色、沉钝儿之特色。

（三）蒙养院制度的历史地位

蒙养院制度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学前教育制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前教育完全由家庭负担的历史终结，朝着学前教育社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清末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封建性，特别是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蒙养院制度仍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表现为：蒙养院的运转是以辅助家庭教育为宗旨的，蒙养院的地位和作用大打折扣；蒙养院利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的妇女充当教师，教育质量较为低下。另外，蒙养院在办学中还严重抄袭日本。如，许多蒙养院的教员由日本人担任，课程、玩具、教法也多参照日本，甚至课程中还开设了日语，显示出鲜明的半殖民教育的特点。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

一、学前教育制度的演进

（一）蒙养园制度

1. 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著名的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政策和改革措施等重要问题，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称壬子学制。实施一年多之后，至1913年8月，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对壬子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

2.蒙养园制度的确立

按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为蒙养园。这个学制将学堂改名为学校，蒙养院改为蒙养园。有关蒙养园的规定如下：“在下面有蒙养园，在上面有大学院，不计年限。”“女子师范学院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蒙养园，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附属女子中学校，并设蒙养园。”

从这些规定看，虽然作为“下面”的蒙养园被规定为学制体系中的教育机构，但是与所谓的“上面”大学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一样，不占学制年限，并未单独成为学制系统中的一级，而属其他教育机构的附属部分。此时期的蒙养园主要附属在小学（国民学校也属小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内。这样看来，蒙养园的地位一是仍然没有摆脱附属的地位，二是已不再设于育婴院和敬节堂内，而是纳入了真正的教育机构系列。总体上，学前教育地位已经显著提高。

（二）幼稚园制度

1．壬戌学制

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革命推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美国教育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次民主教育改革的浪潮。其中学制改革是这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要标志。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通过《学校系统草案》，11月1日，该制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行，名为《学校系统改革令》。因1922年为农历壬戌年，故称《壬戌学制》；因其是对《壬子•癸丑学制》的全面更新，故当时亦称其为“新学制”。

该制的主干学程为“6•6•4”，亦可具体表述为“4•2•3•3•4”。其升学序列和学习年限为：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大学（4年）。入学年龄定为实足6岁。

2.幼稚园制度确立

关于学前教育，《壬戌学制》规定：将蒙养园改称为幼稚园，既可单设，亦可附设；办理宗旨，依照“儿童本位”思想，侧重于“谋个性之发展”；教育对象，确定为3～6岁的男女儿童。初对保教内容无明确规定，1929年后，确定为《幼稚园课程标准》中规定的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七项。这就改变了以前学前教育机构在学制中一度没有明确规定的状况，确立了它在学制系统中作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

新学制的颁布推动了中国学前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如1922年12月在新学制颁布后不久，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第一师范学校省教育厅也要求各县自本年度起至少筹设一所幼稚园；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设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即私立南京鼓楼幼稚园。此后全国各省市的幼稚园都不断有所发展，不仅在城市中设立幼稚园，而且于1927年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还先后在南京郊区燕子矶、晓庄、和平门、迈皋桥等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乡村学前教育机构。

二、学前教育的实施

（一）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民国前期，可以信赖的学前教育统计资料极少，因而很难得到全国比较准确的学前教育机构的数据。但有几点可以明确：一是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国人自办的很少。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进行不完全的全国调查，发现国人自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仅34所。二是主要集中在城市，直到1927年，才出现第一所由陶行知创办的农村幼稚园。三是国人自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据张克勤于30年代初对上海、南京等7市幼稚园概况之调查，当时私立幼稚园明显多于公立幼稚园。四是出现了不少由知名人士创办的有较大影响的幼稚园。

 

 

民国后期的教育统计资料已较为完备，有关民国后期幼稚园的总体发展概况，可从表3-2中得到一个连续的、较为可靠的印象。

总体上讲，由于中华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极为缓慢。学前教育机构的最多年份1946～1947年也仅为1301所，对于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来说，其幼儿入园率之低可想而知。另外分析表3-2数据还可以发现几个方面信息：（1）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幼稚园的发展，大体呈稳步攀升态势。（2）抗日战争时期的幼稚园虽急剧减少，但此期所办理的保育院却收容了大量难童，并兼负起学前教育的部分职责。（3）抗日战争结束后，幼稚园恢复和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二）知名学前教育机构

 1.南京高等师范附设幼稚园

该幼稚园实名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下设的幼稚园。南京高师于1917年增设附属小学。1919年陈鹤琴、廖世承留美归国后，南京高师便在学校附小增设幼稚园。园舍位于附小中的“杜威院”。办园指导思想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因此，该园重视幼儿的自发活动，尊重幼儿的兴趣，注重生活经验和直接知识的获取，尤其注意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养成。该园共有教职员工4人，招收幼儿为3～6岁，多半系教员子女。游戏运动器具和恩物等设备齐全。在教学中以生活为中心，无显分科目，以谈话、游戏、手工、音乐为主要活动。

该园实际开展活动时并不呆板地按上表次序。每日上课约135分钟，每周上课13小时15分钟。

2.浙江大学教育系培育院。

浙江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并增设教育学系，1935年秋，时任教育系主任郑晓沧，主持创设了培育院，但实际由儿童心理学博士黄翼主持。教保人员由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担任。该院招收3岁（第二学期改为2.5岁）至4.5岁的幼儿入院，满5岁即出院。每半岁为一级段，每一级段学生仅4人。开院之初，为4个级段；第二学期，改为5个级段。学生总数为20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内迁，培育院被迫停办。

浙江大学培育院是一所兼具实习性与实验性的学前教育设施，教保人员由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担任。作为实习性的学前教育设施，供《儿童心理学》、《儿童训导与心理卫生》、《儿童心理专题研究》等课程观察、研究、实习用。培育院强调幼儿生活自由、愉快、家庭化、游戏化，尽量给儿童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寓指导于不觉之中。培育院初为半日制，后过渡为全日制。其“组织活动”的类型有：（1）“团体活动与个人活动”；（2）“领导活动与自由活动”；（3）“设计活动与随机活动”；（4）“文字教育与具体教育”。在设计作业中，所经常开展的组织活动，还有节会、旅行、放风筝、养蚕、种豆、烹饪请客、做豆浆、写信等。

3.厦门集美幼稚园  

厦门集美幼稚园为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的一部分，成立于1919年2月。陈嘉庚（1874——1961）是福建同安人，早年去新加坡习商，后来成为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事业家。厦门集美幼稚园建有西班牙风格的葆真楼、养正楼、煦春楼、群乐室等专用屋宇，设备齐全；辟有体操场、游戏场、花圃、假山、水榭、小桥等活动场所，既美观又实用。1927年集美幼稚师范创设后，改名为集美幼师附设幼稚园，以作为幼稚师范生的实习基地。

该园有明确的办园指导思想，即把幼稚教育当成立国之根本的基础，认为有了健康的儿童才能有健全的国民；教师为儿童的伴侣，幼稚教育是爱的教育；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建立在儿童需要与生活的经验上；幼稚园应成为“儿童的乐园”，幼稚教育是求孩子的解放与幸福；幼稚园教育有改造家庭教育的责任。这一办园思想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新教育的要求，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又具当代的现实意义。

4.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于1919年10月正式成立，收受因水灾而遭难的孤儿、弃婴和附近的贫儿。主办者为熊希龄（1870～1937），该院初属慈善性质。开办一年后，感到贫苦儿童中不乏天资聪颖者，于是决定开展教育工作。全院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校是婴儿教保院（出生至四岁）和幼稚园（五、六岁），第三校是幼稚师范（即北平幼稚师范学校）。

北京香山慈幼院试验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把学生分编为蒙养级、半工半读级、普通级、高材级和特殊级（为问题儿童而设）。至1924年上半年，全院学生骤增至1500余人，分设有蒙养园、小学、男子初中、女子师范、职教班和艺徒班等教育设施。在1923和1929年分别设立了香山慈幼院的蒙养园（后依制定名为幼稚园）和婴儿园。蒙养园收容4～6岁幼儿，3年毕业，学额为50名。实行寄宿制。师资均聘幼稚师范科或幼师生担任，引用欧美最新式保教方法，注重营养配方，强化律动体操，采用设计教学法，试验学生自治制。在训育方面，力求使儿童达到独立、互助、勤劳、俭朴的标准。婴儿园原则上收容1～3岁的婴儿，后拓展年龄为0～4岁。学额定为15～30人。入园后，分幼婴、中婴、大婴三类，分别制订营养配方和保教方案。

5.南京鼓楼幼稚园

南京鼓楼幼稚园于1923年春由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在自家客厅创办。同年秋，得东大教育科之辅助，聘请东大幼稚教育讲师卢爱林女士为指导员，甘梦丹女士为教师，该园便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实验园地，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实验中心。该园的办理宗旨为：“不受旧式幼稚教育之束缚，立意创造中国化的新幼稚园。” 1925年派毕业生张宗麟来园为专事研究员，协助陈鹤琴进行实验研究。该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实验性。1925～1928年，进行了几项实验研究：读法研究、设备研究、故事研究、课程研究以及幼稚生的行为习惯、幼稚生的技能练习、幼稚生生活历等多方面的实验研究。课程研究共经历了散漫期（1925年秋冬）、论理组织期（1926年春夏）和中心制期（1926年秋冬），实验研究的成果，反映在陈鹤琴于1927年初发表的《我们的主张》中。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分列了音乐、游戏、工作、常识、故事、读法、数法、餐点、静息9项。课程实验的成果，成为1929年教育部所颁行《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的基础。

6.南京燕子矶幼稚园  

1927年11月，在陶行知领导下，由张宗麟协助筹措在南京郊区创办南京燕子矶幼稚园。该园是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又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试用于幼稚教育领域的试验田。办园宗旨在于研究和试验如何办好农村幼稚园的具体办法，以便在全国农村普及。开办之初，借用的是燕子矶小学房舍，招收附近农民子女30名，实行免费入学。1928年春，新校舍落成，辟有活动室、导师研究室、图书室、清洁室等设施，幼儿增加至40名。同年秋，该园由王荆璞女士主持，并开始进行若干学前教育实验。如编制“幼稚生生活历”的实验，又如“试用生活法”的实验等。1930年晓庄学校被封后，该园停办。

7.上海大同幼稚院

1930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创办，专门收容与抚育革命同志的子女，负责人为董健吾。为了便于掩护，托人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大同幼稚院”横幅，照着漆成横匾，挂在门口。1931年冬，外界开始有人注意大同幼稚院。互济会负责人深恐发生意外，影响革命后代，遂当机立断，于1932年1月解散该院，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

大同幼稚院从筹办到解散，虽只有两年，却收容并抚育了毛泽东、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革命前辈的子女，因而也被誉为革命后代的“红色摇篮”。

8.上海劳工幼儿团

1934年在陶行知领导下，由其学生孙铭勋、戴自俺创办于沪西女工区。幼儿团招收自断奶到8岁的婴幼儿，将托、幼、小三者连成一气，因而不宜采用幼稚园名称。该团选址于沪西劳勃生路（现胶州路）工厂区，其宗旨是为女工服务，向劳工的儿童实施教育。经费来源主要靠陶行知募集和青年会的资助。入团儿童，免收学费。师资及保育人员的不足，仰赖上海女青年会派出志愿人员协助。设备因陋就简，桌凳、滑梯、跷板、木马、积木等，大多请木工自制。教育的重点是卫生健康教育，并经常带孩子到附近公园散步、观察，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1935年，因经费等问题而被迫停办。劳工幼儿团为中国第一所专为工人子女开设的学前教育设施。

三、幼稚园师资培养

（一）相关政策与法规

根据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幼儿教师的培训,被正式引入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在1912年9月公布，1916年1月修正的《师范教育令》中规定:“专教女子之师范学校称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师范“得附设保姆讲习科”。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首次对蒙养园保姆的资格做出了规定,学前教育师资由中等幼儿师范教育机构来培养的理念再次得到强化。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注重幼稚教育案》,要求各地应择适宜之地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在师范学校内开设幼稚师范科。国民政府在1932年颁布了《师范教育法》,1933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规程》中均有“师范学校得附设特别师范科及幼稚师范科”的规定。

（二）幼稚园师资培养机构

在各项相关政策和法规的驱动下，中华民国的师范教育较清末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学前教育师资培养能力的增强和学前教育机构的有所发展，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也在缓慢发展，整个民国时期，幼儿教师的数量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很大的突破。幼儿教师的数量最多年份是1936年和1946年，分别是2607人和2805人，抗战爆发，幼稚教师数量急剧滑落。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幼稚师资数量得以恢复和发展。

民国时期办理幼师培训机构较有成效者，包括公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如厦门集美幼稚师范学校（1927）、南京晓庄师范幼稚师范院（1929）、北平幼稚师范学校（1930）、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1940）等在办学方面却有各自的特色，在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1940年10月, 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江西泰和县文江村的一座松林密布的荒山上落成。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单设的幼稚师范学校,陈鹤琴任校长,该校在创设之初就附设了小学和幼稚园。1943年2月,该校由省立改为国立,同时增设了婴儿园和幼稚师范专修科。加上之前的幼师部、附属小学和幼稚园,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教育实验基地，为当时全国10所国立师范之一。该校的宗旨有三：一是培养幼稚园教师与幼稚教育的人才；二是在幼稚教育理论和教材方面的实验研究；三是活教育的实验。该校的课程分精神训练、基本训练和专业训练三项，特别注意和婴儿园、幼稚园及小学的实际相结合。教学方法强调以做为中心，采取分组讨论共同研究的方式并采用集体教学的方法。教学步骤分为观察实验、参考阅读、发表创造、批评改进四个阶段。成绩考查曾创用过“荣誉考试制”，使学生不为分数而读书。

2.北平幼稚师范学校

1931年7月，由熊希龄、张雪门正式创设于北平西四牌楼关帝庙。其前身为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科。其办学方针是为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的需要，造就忠实地为平民服务的师资。招生的对象以慈幼院女生直升者为主，也招一些外校的初中毕业生。该校学制灵活，学生每年所学课程及实际经验，均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如学完一年级课程即等于幼师速成科的标准，基本上可任幼稚园助理教师；学完两年，为幼师全科的标准，可任幼稚园正式教师或主任；学完三年毕业后，可兼任小学低年级或婴儿园教师和主任。此外，该校在教育见习、实习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采取一年级看、二年级做、三年级管的办法，每学期或每学年均有实习安排，实习次数多、时间长；实习单位以幼稚园为主并向两端延伸（婴儿园和小学）；实习内容以教务为主，扩展到家事、校务。使幼师毕业一出校门就能开办幼稚园，当称职的教师或主任，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南迁。

四、学前教育社团

（一）中华儿童教育社

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前身名为“幼稚教育研究会”，由陈鹤琴1926年筹创于南京，1927年正式设立该会。在业务上开展了“艺友制”实验，并出版发行了《幼稚教育》。1928年，《幼稚教育》更名为《儿童教育》。1929年，幼稚教育研究会更名为“中华儿童教育社”。

1929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陈鹤琴被公推为大会主席。有个人社员47人，团体社员22个。会议并通过了《儿童教育社简章》，确定中华儿童教育社宗旨：“本社为纯粹学术研究机构，以研究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家庭教育，注重实际问题，供给具体教材为宗旨。”《儿童教育》为该社社刊。教育社设常务、编辑、事务三种理事，并有总社理事会、分社理事会。为进行各项业务，设总务部、研究部、编译部、推广部、介绍部、福利部。

中华儿童教育社在1930年至1947年间共召开了12届年会，年会议题围绕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提出。中华儿童教育社还邀请当时一些国际教育界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为中国儿童教育研究提供前沿的学术成果。如1931年秋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罗格(Rogge)及夫人来到上海讲学。陈鹤琴就请罗格夫妇分别向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沪社员和工部局所属中小学教职员作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陈鹤琴即席翻译。文纳特卡制倡导人华虚朋博士（Carleton Wolsey Washburne，1889～1968）也曾受中华儿童教育社之邀，讲演《关于儿童中心教育运动》，教育社为此出版文纳特卡制专号。

 中华儿童教育社不但是国内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而且参加国际新教育联盟（neweducation  follow－ship ）及世界教育专业组织（world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的工作。《儿童教育》也成为沟通中西、调和新旧教育的媒介，是关心世界文化和国际学术思想一种必备的书报。

    （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争中，产生了大量孤苦无靠的难童。为解决难童的收容、教养问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和保育院应运而生。1938年3月，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日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另聘蒋介石、毛泽东、蔡元培、陈嘉庚、茅盾、斯诺为名誉理事。此后，全国各省市（包括陕甘宁边区）、香港和南洋群岛成立分会20余个。在各战区设立了儿童保育院53所，包括延安设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第二保育院，总共收容难童3万余名，其中包括大量的学前儿童。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设会宗旨是：“抢救民族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为抗日建国力量。”保育院的办理经费，主要由保育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另一部分，则由中华民国赈济委员会拨付。保育院除雇请专人对难童进行养护外，还选聘师资开展难童教育。游戏、唱歌通常被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形式，语言、识字、更是作为常课，劳作教育则被视为生产自救的有效方式。难童在保育院中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或被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收养，或被选送至适宜的教育机构学习。如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早期学生的主要来源，便是从各地的保育院中挑选而来的。

五、学前教育法规

（一）《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

《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于1916年1月由民国教育部颁行，后历经1916年10月和1920年1月两次修订。在《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的“蒙养园及类于国民学校之各种学校”中，对蒙养园的宗旨、保教内容和方法以及设备等作了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1）提出蒙养园的宗旨为“以保育满三周岁至入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保育幼儿，务令其身心健康全发达，得良善之习惯，以辅助家庭教育。”

（2）保育之项目有游戏、唱歌、谈话、手艺。

（3）保育儿童的方法为“幼儿之保育，须与其身心发达之度相副，不得授以难解事项及令操过度之业务。”“幼儿之心情容止，宜常注意使之端正，并示以善良之事例，令其则效。”

（4）关于蒙养园的师资，则提出：“蒙养园保育幼儿者为保姆”，“保姆须女子有国民学校正教员或助教员之资格，或经检定合格者充之”。“蒙养园长及保姆之俸额及其他给与诸费，县知事依照国民学校教员之规定，参酌地方情形定之。

（5）蒙养园的设备应设“游戏园、保育室、游戏室及其他必要诸室，室以平屋为宜。”设备包括“恩物、绘画、游戏用具、乐器、黑板、桌椅、钟表、寒暑表、暖房器及其他必要器具”。

可以看出，《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与《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相比，对于师资的规定上有所进步，提高了蒙养园保姆的资格，规定其享有国民学校教员的资格和薪俸。

（二）《幼稚园课程标准》

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在陶行知、陈鹤琴的努力下，编订幼儿园课程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9月，大学院召开中小学课程委员会会议，会上确定中小学及幼稚园课程标准的科目及制定原则等问题。会后，陈鹤琴组织郑晓沧、张宗麟等人以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试验成果为基础，正式制定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29年8月陈鹤琴主持制定的《幼稚园课程标准草案》经由教育部（1928年10月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公布颁行，定名为《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10月，教育部在对《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进行修订后，颁行了《幼稚园课程标准》。1936年7月，此标准经再次修订后重新颁发全国。

《幼稚园课程标准》全文分“幼稚教育总目标”、“课程范围”、“教育方法要点”三大部分。课程范围分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常识、工作、静息、餐点等七个课目，基本上包含了鼓楼幼稚园课程试验中的科目。

《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教育总目标为：

（一）增进幼稚儿童身心的健康。

（二）力谋幼稚儿童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三）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包括身体、行为等各方面的习惯）。

（四）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改进。

《课程标准》在课程范围部分每个科目下面列举了该科目的目标、内容大要和最低限度的要求。如“社会和自然”一项内容如下：

（1）目标

（甲）引导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民活动的观察和欣赏。

（乙）增进利用自然．满足生活，组织团体等的最初步的经验。

（丙）引导对于“人和社会自然的关系”的认识。

（丁）养成爱护自然物和卫生、乐群等的好习惯。

（2）内容大要

（甲）关于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卫生方法，以及家庭、邻里、商铺、邮局、救火组织、公园、交通机关等社会组织的观察研究，与本地名胜古迹的游览。

（乙）日常礼仪的演习。

（丙）纪念日和节日（如元旦、国庆、总理忌辰诞辰、五九、五卅、儿童节、以及其他令节）的研究举行。

（丁）身体各部的认识和简易卫生规律（如不吃担上的糖果。不吃杂食，食前必洗手，食后必洗脸，不随地便溺，不随地吐痰，不吃手，不用手挖耳揉眼，早睡早起，爱清洁等）的实践。

（戊）健康和清洁的查察。

（己）党旗，国旗、总理遗像……等的认识。

（庚）习见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和日、月、雨、雪、阴、晴、风、云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研究。

（辛）月份、星期、日子、和阴、晴、雨、雪等逐日天象的填记。

（壬）附近或本园内动植物的观察采集、并饲养或培植。

（癸）集会的演习（以培养公正、仁爱、和平的态度精神为主）。

（3）最低限度

（甲）认识自己日常生活所用的主要衣、食、住、行各项物品。

（乙）略知家庭、邻里、商铺、工场、农田以及地方公共机关的作用。

（丙）知道四肢、五官的机能作用。

（丁）认识家禽、家畜及五种以上植物，并太阳、风、雨的作用。

（戊）认识总理遗像和党旗、国旗。

（己）对于师长、家长有相当的礼貌。

（庚）有爱好清洁的习惯。

《幼稚园课程标准》的第三部分“教育方法要点”共十七条，其主要内容为：规定将各科打成一片，实行课程（作业）中心制的设计教学；幼儿园各种作业可由儿童各从所好，自由活动，但是每日必有一次团体作业，故事、游戏、音乐、社会和自然大都可由教师引导，施行团体作业；教师是儿童活动中的把舵者、儿童问题的最后裁判者，教师需细微、全面地观察儿童并作记录；必须充分利用户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注意设备要合乎中国的国情，合乎当地社会情形，要适应儿童需要和不违背教育的意义等。

《幼稚园课程标准》是中国学前教育专家第一次在总结国内试验成果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制订的学前教育规程。它的颁行标志学前教育从初期的模仿抄袭中摆脱出来，向中国化学前教育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第三节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

    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是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学前教育。在长期探索中，苏区和边区建立了独特的学前教育体制，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成为新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制度

（一）苏区的托儿所制度

中国第一个苏区诞生于1927年11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苏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1934年10月，随着长征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苏区消失。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意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学前教育作为彻底解放妇女和妇女权益获得的重要措施受到高度重视。1934年2月21日，苏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颁布了《托儿所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红色政权颁布的第一部关于学前儿童教育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确定了苏区的托儿所制度。《条例》对托儿所的目的、功能、规模、上级领导机构、儿童入托条件、作息制度、环境、设备、经费、保教人员编制标准、保教人员的职责、儿童的卫生与健康、托儿所管理等事项做了详细的规定。

1.组织托儿所的目的

《条例》指出：“组织托儿所的目的是为着改善家庭的生活，使托儿所来代替妇女担负婴儿的一部分教养的责任，使每个劳动妇女可以尽可能的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是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条例》明确提出托儿所建设的两个目的：解放妇女和保教儿童。

2.托儿所的管理和工作人员

托儿所归当地政府与妇女代表领导，他们须经常检查托儿所的工作，卫生机关经常派人检查托儿所的卫生和小孩身体的健康。并规定凡有选举权的广大工农大众的子女，年龄在1个月至5岁无传染病的儿童都入托儿所。《条例》还规定“托儿所要选择比较清洁，光线充足及空气好的地方。托儿所的用具用群众的力量设法购置，在特殊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可津贴一部分。”

《条例》规定“托儿所设主任1人，管理该所内总的一切事物，计划全所工作，并管理小儿日常的必需品和器具（如床、桌子、玩具等）；指定能脱离家庭生活的妇女专门做看护，负责管理小孩的事情，每个至少要管理三个小孩，看护人对待小儿要耐烦照顾，注意饭食、衣着及卫生。托儿所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土地由政府组织人员代为耕种。另外，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每年可给她们一些谷子。

3. 托儿所的发展

《条例》颁布后，江西瑞金率先成立了上屋子托儿所和下屋子托儿所，分别位于瑞金上州村和下州村。当时这两所托儿所共收了40多个幼儿，其中33个为红军的子女；大部分的孩子还在哺乳期.托儿所的工作人员由群众选举产生，按政府规定给予优待；托儿所的房子专用且设备齐全，有睡床、小椅子和募集的玩具。之后，江西苏区掀起了办托儿所的热潮，其中兴国县办了227所，受到《红色中华》的登报表扬。瑞金县为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秋收生产，决定建立920个托儿所，使全县每个乡都普遍设立。所设立的托儿所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长期托儿所，大多接受红军家属子女；另一类是季节性托儿所，一般在农忙季节开办，为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解除后顾之忧。

 

1934年3月8日《红色中华》还载有《托儿曲》一首，高度赞扬了托儿所为革命战争、解放妇女及培养儿童发挥的作用。

劳动妇女真热心，拿起锄头去春耕；

女儿送给托儿所，集中力量为了革命战争；

托儿所，革命的家庭，

在这里，创造着新生的人类；

在这里，养育这将来的主人；

在集体的生活中锻炼红色的童婴，

为了新的文化新的世界而斗争。

（二）边区的保育院制度

1938年7月，宋庆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在延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宗旨是“保育战时儿童”。为了更好地开展保育儿童的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儿童保育列为中心工作，并于1941年颁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决定》中要求在边区实行儿童公育制度，将学前教育进一步推向民间。同时对儿童保育工作的管理体制、保育人员的训练、建立保育院的条件、孕母及产妇的保健待遇、婴儿的保育、保姆的待遇等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保育工作组织管理

《决定》规定在边区民政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一人，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一人（暂由乡妇联兼任），专管孕母、产妇、儿童的调查、登记、统计、卫生奖励、保护等工作。各级政府的卫生工作，以进行产妇的卫生教育，保育产母及婴儿的健康为中心工作之一。这就为儿童保育工作建立了管理体制。

2.保育人员的训练

《决定》规定边区民政厅卫生处应协同民政厅保育科，办保育人员训练班。抽调文化程度较高的男、女六十人，进行短期的培训。主要讲述包括产妇卫生、助产接生、儿童保育等基本知识。训练班毕业后，派这六十名学生再到各县设办短期训练班，从而使边区每一个乡均有一个以上能脱离生产的保育员，负责该乡保育及接生的工作。

3.院所创建的要求

《决定》要求一个机关团体学校有五名婴儿以上者，就应该设立托儿所；不足五名婴儿者可和其他单位共同设立托儿所；不足五人又没有合作单位者，要设立窑洞专门安置婴儿；并对窑洞的安全、卫生提出了要求。这个时期成立的洛杉矶托儿所、延安第一保育院、延安第二保育院、渤海托儿所和华东保育院是当时比较有名的托幼机构。

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战争后期，儿童公育的制度更加明确起来；1945年，边区保育工作方针明确提出：①建立儿童公育制度，凡抗战将士及一切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一概由政府抚育，以便家长能专心致力于抗战建国大事业；②全面推进保育工作，是这个工作能普遍深入民间去，为全边区儿童谋福利。

     二、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机构保教队伍

    （一）学前教育机构保教队伍状况

苏区的保教人员，大多是农村的年龄偏大的劳动妇女，且人员不稳定。她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是文盲，不可能，也没有条件接受有关的业务训练。《红色中华》在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对于看护人的选择，要注意她们在群众中的信仰，而且年纪要大一些，不得人信仰的或者年纪轻的，群众都不肯把小孩子送来。”“七个乳母，有六个是年老的，一个还是红军家属（有小孩子并且还是小脚妇女），通过了南郊乡群众的大会决议，还请医生为其检查了身体。”

边区保育院的保教人员在文化水平业务素质上均较苏区有较大的提高。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意识到保教人员素质与儿童保育工作的好坏和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与苏区时期比较，则相对有条件对于保教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培训。另一方面则是在边区的保育院要求对幼儿开展比较规范和科学的教育教学活动。可见，此时期对保教人员的教育，边区保育院的保教人员除了政治上的“一切为了孩子”的责任心外，还有业务和技术上的一定要求。这正如徐特立在《对于边区儿童的我见》一文中提到：“我以为保育工作和儿童教育工作，应该进行科学研究，并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这一工作。也应该提高保姆的学识能力”。

（二）提高保教人员文化和业务水平的办法

在苏区托儿所，对待婴幼儿主要要求是耐烦，注意饭食、衣着及卫生，因而基本上没有开展专门的培训。边区政府则采取多种办法来提高保教人员文化和业务素质。如通过保育分会、卫生署和妇联共同举办若干培训班，培养妇婴卫生和保教工作干部；会同保育分会及有关各教育机关，设立保育工作人员培训班学期为一年，抽调大批各县保育工作人员及有志于保育事业的学员入班接受训练，课程主要有产妇科、小儿科、保育科；在保育院内，则开设保育人员短期训练班和保姆训练班，保姆训练班附设于保育院，集中了边区有经验的保姆和护士，给予特殊训练，一方面受训，一方面还可以实习。毕业后，充任保育院的保姆或满足其他托儿所及儿童教育机关的需要。另外，就是要求保教人员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提高。1941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中提到民政厅明确指出保育科需制定保育工作条例及保育须知，要求保育人员在工作中熟悉。从而多方面、多层次地提高保教人员的文化和业务能力。 

三、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机构保教活动

（一）学前教育机构的保教目标

中国共产党针对苏区和边区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具体情况，结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制定出学前教育机构的保教目标：使得战火中的学前儿童得以生命的保障和接受良好的教育，完成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和培养好革命后代的任务。1934年颁布的《托儿所组织条例》中指出“组织托儿所的目的……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照顾，在集体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1941年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提出教育目的是“增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快乐，培养其优良的习惯和行动，使成为抗战建国中优良的小国民。”

（二）学前儿童的保教内容

1.学前儿童的保育

苏区和边区托幼机构中主要收托的干部、军人、烈士的子女和难童、孤儿。因此这些机构不仅是社会教育的机构，而且要担负其家庭保教的责任。故而保证孩子的身体健康，是学前教育的首要任务。

（1）尽力保证孩子的营养。在“一切为了孩子”、“孩子第一”的思想指导下，政府曾提出要求使孩子们在一般情况下能享受与伤病员同样的优惠待遇。苏区的条件较差，而在边区要求保育所儿童平常可以吃到鸡蛋、牛奶或豆浆、肉、白面、蔬菜、水果等。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也能尽力设法保证孩子们的营养。如延安第一保育院托幼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大生产运动中，就曾千方百计地饲养家禽和家畜、种蔬菜、开磨房和粉坊、纺线织布，力求能够做到使孩子们丰衣足食。

（2）坚持合理和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为了养成儿童良好的生活及行为习惯，苏区和边区的托幼机构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季节的变更制订了合理、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以保证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表3-4是1940年在延安开办的洛杉矶托儿所的儿童生活作息表。此外，各托幼机构还建立以一系列有关儿童保育的规章和管理制度，要求各保育员、教师、卫生保健人员各执其职、相互配合，使得整个保育工作分工明确又能相互协作。

（3）积极做好疾病的防治工作。苏、边区都处在偏远地区，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很差，而且又处在战争时代经济困难，物质匮乏，所以保教机构在对疾病的防治大多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结合治疗；尽量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早恢复”，战胜种种疾病，保护儿童的健康。在边区的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还建立一套严格的体格检查、检疫、消毒、隔离、预防接种的制度，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4）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苏区和边区的保教人员还因地制宜地对儿童开展多种形式的身体锻炼。各托幼机构一方面经常组织儿童到河边、沙滩、山坡进行“三浴锻炼”；令一方面，利用现有的资源，为儿童开辟游戏场，设法安装秋千、滑梯、木马、荡船，修建沙坑，为孩子们营造锻炼的环境。此外，保教人员还坚持组织儿童做早操、上体育课，以保证每个孩子充足的锻炼时间。正是在托幼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保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苏区和边区的学前儿童保育工作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孩子们精神饱满、体格健壮、发育良好、死亡率极低。

2.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是苏区和边区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如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在实验总结的基础上曾提出了以下品德教育的目标：①教导儿童了解父母参加革命的苦心，并继承其艰苦奋斗的精神；②教育儿童认识中国革命的敌人，并培养其对敌人仇恨的心理；③教育儿童热爱劳动、敬爱劳动人民，并特别关心帮助劳苦群众；④培养吃苦耐劳、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⑤启发儿童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互助互让之优良作风；⑥启发儿童养成团结友爱，并关心团体的利益。

在实施品德教育的过程中，苏区和边区保教人员从情感教育出发，与每个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深刻、抽象的道理渗透在亲切的诱导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量实践工作的基础上，苏区、边区的保教工作者还总结出很多品德教育的原则。

第一，情感教育的原则。每个保教工作者对待孩子态度都应慈爱温和，从生活上健康上处处关心儿童，使其感到保育院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保教工作者通过感情的启发和渐次的诱导来渗透教育内容，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二，与生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保教工作者根据儿童的实际生活体验给以启发与教育，经常带领儿童走出教室，走进大自然，贴近生活，以儿童的亲身感受与体验来激发儿童的兴趣，一旦发现儿童的不良行为习惯，就及时给予教育。

第三，尊重儿童的独立性的原则。在进行品德教育的时候，保教工作者尽可能地多占在儿童的角度思考问题。为此，每个保教人员都要特别重视观察和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地对儿童进行教育。

第四，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保教工作者通过暗示、表扬、鼓励、奖励等方式对儿童的进步，即使是微小的进步都要进行及时的正面评价，以强化幼儿的积极行为，以积极的指导避免消极的限制，使儿童从积极方面去努力，减少孩子犯错误的机会，有效地抑制幼儿的不良行为。

3.智育

苏区和边区学前教育机构的智育主要包括知识教育与智力开发两个方面的内容。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对2-6岁儿童在知识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识别农作物60种，动物40种，颜色12种，形状12种；（2）会单独表演唱歌，发表心里的话，讲简单故事和担任指挥唱歌；（3）能从1数到100，并能心算“3+5=8”之类加法；（4）识字50个，并会写自己名字；（5）对各种常识发生兴趣，并能简单地知道太阳、月、雨、雪、苏联；知道谁是朋友、敌人、吃、穿、用的东西是谁创造的。在教育内容方面，基本上是以生活为教育内容，在教育工作实施过程中，把计划教育与兴趣教育并行结合起来，一方面注意儿童个性发展，培养具有特殊爱好的天才儿童，对他们的活动爱好给以保护与发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注意儿童的平均发展。

在教学模式方面基本上采用单元教育（见表3-5），以大自然和大社会为中心来设计和选择课程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加深儿童对某一问题的印象和记忆，还适合学前儿童的认知特点，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在课程进度方面，每一个中心单元进行的时间大约为两到三个星期，每研究一个单元都要进行一次复习、测验，看看儿童接受了多少，提出一些什么问题。一个单元结束后，再进行第二个。这样，半年可以完成八个教学单元的计划。

    （三）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学方法

边区和苏区保教工作人员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最基本的几种教学方法。

一是直观教学法。以实际的事物来教育儿童，使儿童获得明确观念的一种教学方法。如在中心教材为“兔子”的主题中，可借助对兔子的观察，如兔子的大耳朵、短尾巴、红眼睛、三瓣嘴等，让儿童对其形态、特征有一个明确而全面的认知。

二是比较教学法。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似的事物放在一起认识，让儿童指出他们的相同或相似的特征的一种教学方法。能让儿童对所学的东西映像更为深刻，记忆持久。如在某“鸭子”单元，通过将小鸡和鸭子进行比较，加深儿童对动物特征的认识。

三是三化教学法。故事化、游戏化、教学歌曲化三位一体。故事适合儿童学习特点，在单元教学中通过故事形式进行教育，很容易激发儿童的情感，引起儿童学习的兴趣；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游戏的方法不仅可以锻炼儿童的身体，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品质；歌曲可以陶冶儿童的性情，调剂儿童的生活，将教学内容与歌曲融为一体，寓教于乐，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工作还十分重视家庭教育，采用的形式多用，多方面与家长联系，如定期向家长报告儿童的情况，征求意见；建立星期日、假日接待家长制度；不定期与家长通信，邀请家长参观托幼机构；召开“恳亲会”、“母亲会”、“游艺会”，举办儿童作品展览，向家长宣传学前教育的方针、内容、方法和效果，以争取而家长的配合和支持。

四、苏区和边区学前教育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为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

坚持为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是苏区和边区学前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学前教育机构把若干小孩集中在一起，通过集中照看，解决小孩的安全和生活问题，为苏区和边区的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生产、生活中，参加革命战争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样，苏区和边区前方将士、后方干部和广大妇女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战、生产的第一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苏区和边区通过各种形式，办理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其明确的目标就是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

(二）贯彻依靠群众和勤俭办园的原则

苏区和边区处于条件艰苦、物质匮乏的连年战争时期，仅仅依靠苏区或边区政府去办理为数众多的学前教育机构是不可能的，主要需要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学前教育机构办理中，苏区和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高度的支持。从建院所的房屋设施、玩教具、食物、医疗、师资、掩护等，到当敌人袭击时，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孩子经常化整为零，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机构在生活和教育教学均采取因地制宜、勤俭办园的原则。如洛杉矶托儿所的保教人员为锻炼儿童的智力曾自己制造各种颜色、形状的积木。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人员和孩子的衣物鞋袜等都是自己缝制，吃的面粉也是自己研磨，柴火自己捡拾，各方面都精打细算、自力更生。

（三）实施“保教结合”，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

苏区和边区的托儿所、保育院在日常工作中把保育和教育相结合作为首要原则，对儿童实施全面的教育。在工作目标上，保教人员认识到：“儿童送到托儿所并不只是养的胖胖的不生病就够了，要使他们在智力上日渐增加，生活能力上，日渐提高。保与教是分不开的”。在业务上，保教工作人员对于保育和教育工作应全面熟悉。保育员也是教师，教师也应是保育员。保育员和教师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从而“保教合一”。根据“保教结合”的需要，边区后又结合托幼机构中保健医生的职责发展为“保、教、卫三位一体”的教育制度，要求保育员、教师和医生虽然各有分工，但要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保教任务。

（四）建立一支“一切为了孩子”的保教队伍

苏区和边区学前教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重要的经验是学前教育机构里有一支“一切为了孩子”的高素质的保教队伍。她们以“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为宗旨，把“把方便留给妈妈，把愉快留给孩子，把困难留给自己”当作自己工作的基本准则，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心血、甚至生命。她们有共同的崇高的革命理想，有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赤诚的事业心，她们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带着孩子们征服了传染病、躲过了敌人的枪炮，战胜了物质的匮乏等一个有一个困难和危险，保障了儿童生命及健康。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保教队伍一切为了孩子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当前幼儿教师道德教育的的生动教材。

总之，苏区和边区的学前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它所创造的学前教育事业佳绩,保教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将永远是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