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人效果”的概念及其理论缘起

“第三人效果“理论是由哥伦比亚大学W.P戴维斯，于1983年在《公共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传播学中的第三人效果》中提出的。

图片由19编导1石洺溪小组提供

 戴维森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戴维森把这种现象或现象的机制称为“第三人效应”。

（1）该理论指的是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在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之际，人们通常会认为最大效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他人”（广义上的第三人）身上。这意味着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时存在着双重标准：倾向于“高估”媒介传播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对自己的影响。

（2）该理论是一种说服或宣传技巧。追求“第三人效果”的说服性传播，定位的致效人群并不是作为内容对象的“表面受众”，而是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

（3）该理论指的也是大众传播的现实影响的一种发生机制。在许多时候，对大众传播内容产生实质性反应的，往往不是“表面受众”而是他们的相关者。

二、对“第三人效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心理学依据

对自己盲目乐观、虚幻的优越感、自我服务式归因

（二）“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制约因素

（1）信息的性质

（2）信源的性质

（3）社会距离

（4）个人因素

（三）“第三人效果”可能引发的社会行为

视频由19编导2杨博小组提供

三、”第三人效果“理论的意义和理解时应注意的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囤货抢购的风潮，在信息匮乏，行动受限的疫情期间，媒体的报道对于“抢购”风潮的兴起不无作用。《新闻联播》等央媒如实地报道着全国各地复工复产不断推迟，城市交通网络被封锁，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等消息，受众接收到消息后，会产生一定的恐慌情绪，然后会凭借着“准统计感觉”去猜测——“我”知道国家储备充足，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会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断货的情况，“他们”可能会针对这些信息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抢购，为了掌握主动权，“我”也要囤货抢购。基于这种心理，抢购的态势越猛，加入抢购的人也就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这场风波中，于是真正的危机就形成了。

不少研究者认为，2003年“SARS”期间抢购板蓝根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后“食盐抢购风波”等事件的发生，都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信息时引发的“第三人效果”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而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与上述事件背景有着相似性。可见，影响这些受众行为的主要是“他们”的抢购，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的受众在“他们”真正地行动之前预测到了“他们”将要发生的行为，并且加入其中。但问题在于，在恐慌和抢购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第三人，但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于是一起造成了抢购这一集合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