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由19摄影1相澜小组提供）

一、培养理论的起源

时间：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背景：美国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格伯纳主持“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的培养分析课题——考察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

                         （图片由19编导1熊琪小组提供）

           （图片由19编导2李旭鹏小组提供）

二、“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

1.社会要作为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

2.提供这种共识是现代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3.“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三、“培养”理论的外围

包括三个方面：  

1.制度分析（什么样的制度取向决定了什么样的内容）

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性形成的原因。

2.讯息系统分析（各种讯息出现的比例）

大众传播的讯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画面、影响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的，这些讯息并不是符号的随意组合，而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的具有完整意义结构的系统。

讯息系统分析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媒介信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

3.培养分析

 “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例如，在对电视剧的内容分析中，格伯纳等人发现，老人不仅出场率低，而且被做了大量“非善意的”描述，如心胸狭窄、缺乏适应力、顽固、保守、迟顿、消极等。他们将电视剧中的这些倾向与社会上人们所持的老人观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而且越是电视接触量大的人，也就越倾向于对老人做出“非善意的”、否定性的评价。

                       （图片由熊琪小组提供）

  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与潜移默化之中。这就是“培养分析”的核心观点。

 他们认为，传播媒介的这种“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上”，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

•总结: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念倾向，这些倾向（在大众传播中）通常不是说教的形式培养的，而是以“报道事实”或“提供娱乐”的形式来传达给受众的；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的价值尺度与行为规范之中。这就是“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