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

（一）早期的贵族主义观点  

  保守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观点：充满了正在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贵族阶级对崛起的大众的仇视心理和偏见。其观点并无可取之处。

  如法——勒朋用群集理论描述法国大革命众的群众行为是一种暴徒行为，会使文明遭受破坏。  

   西班牙的大众社会论者奥特伽在《大众的造反》（1930）一书中认为，工业革命和大众传播造成了缺乏历史感、自我意识和义务意识，只有强烈欲望和权利意识的平庸者的集合－大众。大众的崛起会导致对精英的压迫，引起道德颓废和国家没落。

（二）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

  1930年以后，大众社会理论开始脱离贵族主义立场，成为批判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的武器。    

代表人物曼海姆（1893－1947）的观点：随着产业化的发展，人的活动越来越变得具有功能合理性，而现代官僚制组织则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功能合理性的社会形态。但是，功能合理性却大大压抑和剥夺了一般个人的思考能力和责任能力，并把这些活动托付给居领导地位的少数精英人物。换句话说，功能合理化的结果反而降低了一般大众的“本质合理性”，扩大了大众与精英人物之间的社会差距，这使得一般大众越来越陷于异化感、不安感和绝望感的笼罩之中，容易引起他们情绪上的躁动。

  另一方面，由于“民主化”赋予了一般大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与权利，而大众传播又为权利精英提供了操纵大众的手段，如果大众情绪受到别有用心的精英集团的利用，就会引发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大众行动。曼海姆认为，德意日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就具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除曼海姆之外，雷德勒、诺曼、阿兰等不少学者认为，法西斯势力破坏所了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中间群体，使人们变成孤立的、分散的“大众人”，并通过暴力强制和宣传动员加以操纵，使他们变成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支持者。

这个时期的大众社会理论主要着眼于产业化和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制的内在矛盾，分析大众的“异化”及其社会结果，由此说明法西斯体制出现的社会原因。

（三）战后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 

 二战后，50年代开始，美国也出现了一批大众社会论者。著名的有密尔斯、李普曼、孔豪瑟等。

  密尔斯的观点： “新中产阶级”即白领，代替了“旧中产阶级”（以农场主和中小企业家为主体）。白领阶层承担着非人格化的作业 ，对政治不感兴趣 ，逃避到大众传媒提供的消遣或娱乐领域，在本质上是被排斥在统治势力之外：与蓝领劳动工人一起，构成了美国社会中的“大众”。也就是说，这种白领阶层虽然在人口中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但是在本质上是被排斥在统治势力之外的：他们与蓝领工人一起，构成了美国社会中的“大众”。大众的状态以及大众和精英的矛盾，是美国各种社会病理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李斯曼的观点：从人的社会性格或社会适应方式的变化说明大众社会的成因  

“传统型” →“内向型” → “外向型”  ，即总是顾及周围的状况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种社会性格意味着现代人的行为具有过多的“趋同”倾向，其结果便是社会成员自主性的降低和均质性的增加，成为无个性的一般大众 。

孔豪瑟的观点：现代大众社会具有双重性质，大众容易受到精英的操纵，精英人物也容易受到大众的压力和影响;他认为中间社会群体的衰退、人际关系的淡漠和孤立性、社会权利的集中性、大众传播导致的文化均一性和流动性是现代大众社会的主要特点。

（四）如何评价大众社会理论

大众社会论不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或方法。

大众社会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精英史观，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相悖。

归纳起来说，大众社会理论认为大众社会的成立有六个基本条件，即：

1、产业化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存在；

2、社会的平权化或民主化的发展；

3、大众传媒的发达和大量信息、娱乐产品的提供；

4、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5、传统的中产阶层的衰退和以白领为主的“新中产阶层”的扩大；

6、社会组织中的官僚化的发展。

     这些条件，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处于现代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我国，可以说也具备了上述六个条件。

       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大众社会理论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信息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提供被看做大众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探讨大众社会，必然会论及大众传播。正因如此，大众社会理论对传播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基于大众社会论立场的受众观。

用典型的大众社会论观点看问题，大众传播的受众无疑就是大众本身，受众具备着大众的一切特点。因此，大众社会论的受众观的核心观点：受众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个“拷贝支配”的社会，而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环境的扩大和社会生活的间接化。换句话说，环境的扩大和间接化意味着人们与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实际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拷贝”；

“拷贝”不是“实物”本身，而人们又缺乏将之与“实物”相对照的手段，也只能把它们作为“实物”的代替物；由于大众传媒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提供，现代人每日每时都处在“拷贝”的洪水的包围之中，要躲避它们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清水几太郎认为，“拷贝的支配”也会转化为“心理的暴力”，这是因为在“拷贝”制作和提供过程中存在着两条“抽象的原理”：

   第一条原理是利润原理。也就是说，“拷贝”的收集、制作和提供是作为营利活动来进行的。为了获取利润，传媒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广泛的受众需求。为此传媒通常会：一是为特定受众提供特定的“拷贝”（如报纸的专栏或专版等），二是提供满足最广泛的普遍兴趣的“拷贝”，说到底无非就是与性爱、犯罪、冲突、猎奇等有关的本能兴趣，一般人经不住它们的诱惑。

   第二条是政治或宣传原理。根据清水几太郎的定义，宣传即“使用语言或其他象征手段，将众多的人们引向某种态度或行动的活动”，大众传媒的“拷贝”制作和提供不仅受到利润原理的驱动，而且受到政治和宣传原理的制约。他认为大众传播的宣传与政府或政党的直接宣传不同，主要是通过“拷贝”的选择和加工活动来潜移默化地进行，更具有一种“麻醉”效果。

清水几太郎的观点在揭示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以及社会影响力方面具有说服力。把受众看作绝对被动的存在的观点则失于偏激。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有关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也已经放弃了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