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传播效果研究，指的是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研究，这为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诞生奠定的基础。并构成了它的一个主要领域。即现代传播效果研究发生于20世纪初，在传播学诞生之前。
一、早期的“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
产生的理论背景：
对子弹论的评价：
是错误的观念，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唯意志论观点。过分夸大了大众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忽视了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客观社会因素，并且否定了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能动选择和使用能力。
对传播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一方是全能的媒介，一方是分散的受众。
二、“传播流”研究与“有限效果理论”
1. 产生时间：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2. 重要特点：
（1）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的普遍应用。
（2）实证考察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与机制。
（3）关注传播过程的中间环节。
3．主要研究领域：
传播流研究、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论
传播流：指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
4．代表成果：
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1944年）、卡兹《个人影响》（1955）、罗杰斯《创新与普及(1962)、克拉帕《大众传播效果（1960）
（一）《人民的选择》
拉扎斯菲尔德 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伊里调查”。
起初是想通过这次调查为大众传播的影响提供有力的证据，但历时半年、对600名对象进行7次追踪调查的结果却表明，改变原来意向的人只占8%。经过对数据重新分析后，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假说。
１．政治既有倾向假说：IPP指数
２．选择性接触假说
３．意见领袖和两极传播：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
意见领袖
４．对大众传播效果类型的概括：无变化、小变化、强化、结晶、改变
强化：大众传播对受众既有态度的巩固与加强效果，是大众传播的最主要的效果。
结晶：使原来意向未明、态度未定者的态度明确起来的效果。
改变：使受众的立场和态度发生逆转性变化的效果。
（二）《个人影响》和《创新与普及》
卡兹《个人影响》（1955），对《人民的选择》的后续研究，目的在于验证在其他领域的适用范围。提出了中介因素的概念 。
选择性接触机制：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受众具有回避倾向。
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媒介渠道不同，效果也不同。
讯息内容：语言表达等。
受众本身的性质：受众的既有立场和倾向、社会关系、意见领袖的态度。
罗杰斯《创新与普及》（1962），对《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的补充和修正。
罗杰斯把大众传播的过程区分为两个方面：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信息流”——一级传播，作为效果或影响的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多级传播。将两极传播模式发展成多级或Ｎ级传播模式。
传播流研究的三部曲，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其间存在着众多的中介环节和制约因素，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左右人们的态度，从正面否定了子弹论观点。
结论强调了大众传播效果影响的无力性，又称“无力的大众传播观”。
（三）《大众传播效果》与有限效果论
克拉帕《大众传播效果》（1969），系统总结了传播流研究，提出了大众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
1. 大众传播通常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它只是众多中介因素之一。
2. 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倾向是对受众既有态度的强化而不是改变，且不是唯一作用因素。
3. 改变受众态度需要两个条件：其他中介因素不起作用、其他中介因素也起促进作用。
4. 传播效果的产生受到某些心理生理因素的制约。
5. 传播效果的产生还受到媒介本身的条件和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克氏观点极力强调了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被称为“有限效果论”。
（四）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
说服性传播，也称传播的说服效果，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是一种纯效果。
说服与态度改变的最早研究：“二战”期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夫兰受军方委托，在军队里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研究。
主要运用试验心理学方法，包括前后比较法和控制对照法。
此后，霍氏的心理实验法与拉氏的抽样调查法一起，成为传播效果研究的主要方法。
三、70年代以来的宏观效果理论传播流研究的效果观和理论框架整体的缺陷：
1. “有限效果论”在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效果层面上，只探讨了后两者而忽略了更早的谁知阶段――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2. 只考察了具体传播活动的微观、短期的效果，忽略了整个传播的宏观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效果。
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播流”研究，尤其是其“有限效果论”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
新的理论模式或假说：议程设置功能、沉默的螺旋、知沟研究、培养分析、编码与释码理论等等。
特点：
1. 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
2. 不同程度地强调传媒影响的有力性。
3. 与社会信息化的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70年代的强调有力性与早期的强调有力性有本质不同。前者主张的是一种无条件、无中介的绝对效果，后者是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作出的重新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