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

应当说，东西方之间的往来，特别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往来，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元代时来华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算是那时有代表性的人物。据有关文献研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随父亲和叔叔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来到中国，在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他在中国生活近20年，回国后因战争被俘，被投入热那亚监狱。在狱中他讲述了在东方的游历和见闻，并由狱友鲁斯梯谦笔录成书，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是有史以来由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当然，也有人怀疑这部著作的真实性，怀疑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但书中绝大部分的记述还是与当时的情况相符合的。因此，我们仍不能否认马可・波罗的巨大贡献。

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船队及其造船技术，使阿拉伯航海界耳目为之一新，同时让来往于亚欧之间的威尼斯商人十分震惊，以致对欧洲的船舶设计产生了一种新的启示，出现了后来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奇迹。欧洲殖民者因此而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扩张，罗马教皇借助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组织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加紧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思想就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行传到中国来了。这些传教士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于1582年来华，先在澳门研习中文，次年进入肇庆，获准建筑教堂，并开始传教。他与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交往，宣讲欧洲文物和典章制度，介绍西方的天文、算学、理化知识，将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和三棱镜陈列于室内任人参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589年，利玛窦到韶州，大力结交官绅，攻读儒家经典，改穿儒服，习用儒礼，为北上进京做准备。1601年，利玛窦等人终于抵达北京，朝见明神宗，献上天主经像、自鸣钟、万国图及西洋琴等礼物，获准在宣武门内居住传教。

利玛窦在京期间，以尊儒为旗号，以所著《天主实义》为蓝本，不遗余力地进行传教活动，到他去世时已有教徒2500余人。他的传教活动注意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融儒学与天主教义于一体，因而在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流先后受洗，成为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还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李之藻则随利玛窦学习地理和历算。他们在编译科学著作过程中，交流中西学术成就，沟通中西学术传统，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路径。1610年，利玛窦在京去世，葬于北京二里沟。墓址在今北京市委党校内。其后，西方传教士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艾儒略（Giulio Aleni）、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等相继取得合法身份，先后供职朝廷，并且在徐光启的保举下参与修订历法、制造枪炮。清朝政府建立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备受信任，以外国人身份第一次出任清政府的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监正，官至光禄大夫。后来又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正，为清王朝主持制造天文仪器。有的传教士还在宫廷充当表匠、药师、画师、御医等，为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方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其根本目的，但他们为了传教，也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了解中国社会，顺应中国风俗，从而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开始向欧洲、向他们的国家，提供更真实的与中国相关的信息，介绍中国文化。利玛窦首先于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其后，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等。在翻译介绍的基础上，西方传教士又陆续出版研究性的著作，如法国人白晋（Joachim Bouvet）的《易经要旨》和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的《经传议论》等。在介绍中国典籍的同时，传教士对中国的文明史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便接连出现。最早的一本是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sales de Mendoza）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史》，接着又有意大利人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deMoyriac de Mailla）的《中国通史》等。随后法国人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Halde）编撰的《中华帝国志》，也于1735年在巴黎印行，成为欧洲人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此书的第一卷记述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第三卷介绍宗教、道德和医药等，第四卷则专门研究满、蒙、西藏、朝鲜。后来轰动欧洲的《赵氏孤儿》就收在《中华帝国志》之中。

中国这个地处远东，具有与欧洲各国完全不同气质的煌煌文明大国，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古代哲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基本原则，大大丰富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人的思想理论。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说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位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还对中西文化做了恰当的比较：“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后来的费尔巴哈也说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由此，在欧洲国家一度出现了仰慕中国的风尚。流行一时的洛可可艺术，正是吸收了中国艺术生动、优美、自然的风格；盛行于欧洲社会的中国茶、瓷器、漆器、丝绸、刺绣，也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体现；中国的人物、山水画法影响了欧洲的画家；中国园林艺术的亭台楼阁和湖光山色也出现在欧洲人的庭院之中，等等。总之，当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学术与文化带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也同时传到了欧洲。传教士当时或许只想到传教，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由他们的传教活动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促成了中国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了解和沟通。就此，人类文明史应当记住欧洲传教士的贡献，我们中国人也不应当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