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

周一良先生在《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一书中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能体现出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例子，是中国与只隔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确，中日两之间的交往，至隋唐时代达于频繁往来的鼎盛时期。这时，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先进地位，唐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而尚在“大化改新”前夕的日本，社会发展还落后于中国。因此，中日之间的交流，都是日本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文化，先后派出使团、留学生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在隋代，日本共派出遣隋使五次，特使高向玄理等人专程来华学习佛法；在唐代，从630年到834年的200余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有的资料作19次），其中有16次（有的资料作15次）到了中国。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各类工匠，来访人数由起初的250人左右增加到后来的500人左右，最多的一次达651人，船只也由两只增加到四只。那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还很落后，连利用季节风向航海的技术都没有掌握。因此，几乎每次来华使团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文献记载的遇难者达500余人，但他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锲而不舍，舍生忘死。他们来华以后，大多入国子监所辖的“六学”就读，学问僧则四处拜师，论道讲法。他们在中国学习的内容包括了文物典章制度、生活方式、社会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回国后终于在奈良时代以“大化改新”为契机，使日本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些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其中有许多成就卓著，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南渊清安、高向玄理等都是仿照中国井田制度实行班田制、促成“大化改新”的关键人物；吉备真备、空海等则是借助汉字创造日本假名字母的直接贡献者。中国的围棋也由吉备真备带往日本。膳犬丘则将尊孔仪式带回日本。有一些留学生则长期留在中国，如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为晁衡）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完成了学业，接受了科举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交厚。阿倍仲麻吕中间曾渡海回国，临行前唐玄宗、王维赋诗送行，中途遇险而还，李白以为他遇难，作《哭晁卿衡》一首，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诗成为了古代中日友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