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化交融的结果之一。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内地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由中亚、西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中原地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以白马驮经到达洛阳，就是经由陆路而来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也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中原的。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的。
如前所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很快的发展。4世纪，朝鲜半岛正处于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时代，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372年）派遣使者和僧人顺道送佛经、佛像至高丽，随后，又有僧人阿道至高丽。不久，高丽即建寺供顺道、阿道居住，这就是佛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开始。到7世纪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交往甚密，来华留学的僧人很多，隋唐佛教宗派也陆续东传，特别是禅宗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新罗时代发展成“禅门九山”，盛极一时。
6世纪时，佛教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传入日本。这时的日本正由分散的部族权力结构向统一的中央政府过渡，摄政的圣德太子决定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思想工具，要求全体臣民信佛。随后，便有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僧人赴日传法，日本僧人也大批来华求法，其中，扬州大明寺僧人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排除艰难险阻，六次冒死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三载（754年）东渡成功，并且在日本弘扬律宗，为中日文化交流写下光辉的一页，他自己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入华习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最澄、圆仁等，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功臣。空海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来华在长安青龙寺研习密宗与汉学，回国后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史称“东密”。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等，保留了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许多资料。最澄与空海同时来华，入浙江天台山研习天台宗，后又往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学习密法，回国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园仁为最澄弟子，来华求法，以其实地见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著作之一。到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佛教已形成不同的宗派。其中，在平安时代（781—1191年）传入的中国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都以祈祷“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为神圣使命，深受皇族和贵族的尊崇，拥有众多的信徒，史称日本的“平安二宗”。之后，在镰仓时代（1185—1333年），禅宗、净土宗、日莲宗等极度兴盛，并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佛教思想对日本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中国的僧人兴起了西行求法活动。为了寻求佛教真谛，一些僧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西行广求佛典，形成一股热潮。据统计，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其中以东晋时代的法显成就最大。法显（334—420年），晋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垣县）人，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大戒。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以62岁高龄，与慧景、宝云等人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翻越葱岭，远赴印度寻求戒律，前后经过15年时间，遍游印度北部，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渡海回国，取得经律六部，并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成为中外交通史上伟大的著作之一。
隋唐以后，仍有许多僧人赴印度求法，如妇孺皆知的玄奘和义净等，是唐代僧人西行求法的代表。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缑氏（今偃师市）人，出家后在长安、成都等地遍访名师。为了了解佛学底蕴，玄奘于唐贞观元年（627年）私出玉门关，取道西域，经葱岭，到达古印度境内，研习讲学，周游印度，历时17年，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载誉回国，主持佛经翻译，其所著《大唐西域记》详述亲所历见的各国风土人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之作。义净（635—713年），比玄奘略晚，俗姓张，范阳（今北京地区）人，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15岁即立志西行求法，于唐咸享二年（671年）从扬州出发，经广州渡海南行，抵达印度后研修佛学，兼习印度医学，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回到广州，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该书描述东南亚和印度佛教、地理、民俗及医方，其价值不在《大唐西域记》之下。其后，又有慧超等去往印度取经。慧超本新罗人，来华后经海路抵达印度、波斯、阿富汗等地，然后经陆路回到中国。到宋代，西行求法都由政府资助，因此西行僧人都采取团组的形式。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宋乾德四年（966年），由行勤组织的157人的僧团，从今天的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起程，经西域诸国抵古印度的摩竭提国。他们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并不相同，有的在数十年后才回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重要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是深刻、巨大的，是人们所无法估量的。中外佛教交往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