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海“丝绸之路”

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公元前？-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往西域寻找被匈奴驱逐的大月氏人，以便与之联合，共同抗击匈奴。不料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扣留达十年之久，逃脱后，经楼兰、龟兹，翻越葱岭，经大宛、康居，终于到达大月氏，却遭到大月氏国王的拒绝。张骞使命未果，在返回途中，又被匈奴俘获，一年以后趁匈奴内乱，才回到长安复命。尽管这一次未能与大月氏取得联盟，但却打通了一条由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使汉人与西域各国都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存在和文化。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时，匈奴的浑邪王已经归汉，河西走廊畅通无阻，张骞所率的三百余人，带着大批丝绸和其他物品，出玉门关，抵达乌孙国(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此后，汉使往来不断。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也出使西域，其副使甘英还远至波斯湾。与此同时，西域的使臣与商人也东来汉疆，带来了他们的物产，换回了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丝绸之路”就这样开通了。及至唐代，它仍然是沟通中西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丝绸之路”东起汉唐的都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现在的吐鲁番、库车、喀什，南线经现在的若羌、和田、莎车，在木鹿城(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汇合，经里海南沿、巴格达，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全长7000余公里。这条丝路的开通，在古代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文化交往的桥梁，中国的丝绸、刺绣、陶瓷和其他绚丽多彩的工艺产品被运往中亚及至欧洲，而异域的核桃、蚕豆、胡萝卜、葡萄酒和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绘画也在汉唐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印度佛教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大大改变了中国原有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风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通过它传往阿拉伯和欧洲，使整个人类文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实，除了这条陆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沟通着中国与外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海上航线，是《汉书・地理志》所记的从西汉的南疆到达印度洋的海路:即从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港口出发，经东南亚抵达今印度东岸和斯里兰卡。东汉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从波斯到红海的海路。《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罗马帝国)有海路通往中国。《三国志》中裴松之注引《魏略》写到大秦“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陆路交通有所阻隔，海上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外联系从而大大加强，大秦诸国的使臣和商人通过海路来华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交易的货物主要是中国的丝绸、陶瓷和海外诸国的金银制品及玻璃。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唐宋时代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使”，负责管理海外贸易。随着海上贸易的扩大，中外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来华外国人有的就在沿海城市定居，形成所谓的“蕃坊”。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迁居传入中国，印度僧人也渡海来华传教。据文献所记，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航线是: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越暹罗湾至马六甲海峡，沿海峡向西北，经印度半岛，过孟加拉湾抵达今斯里兰卡，然后渡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宋元以后，海上航行技术提高，航行能力增强，中外海上交往空前发展，至郑和下西洋达到高峰。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许多航海人士以其亲身经历撰写著述，描绘海外诸岛风貌。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均为元人所作:一是南昌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二是浙江永嘉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先后两次从泉州起程，到达东南亚诸岛，并进入阿拉伯海。他在书中称“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周达观则是奉命出使真腊（在今柬埔寨境内），真实记录了当时已被遗弃的吴哥窟，揭示出柬埔寨历史上曾经有过灿烂的吴哥时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