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派徐福东渡，为何一去不复返？

第十七章  中外文化交流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发展壮大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需要多元因子的相互碰撞和借鉴，需要借助他种文化的积极成分，以培植文化发展的新基因。单因子的文化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单因子的文化只能是一种窒息的文化，是毫无生气和自我消亡的文化。中国文化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呈现出一种多元融合与交汇的态势；发展到今天，更是多元融合与交汇的结果，直到现在它仍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所以，文化与生俱来的特性就是与他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在交流中扬清弃浊、取长补短，以达到发展进程中的良性状态。

必须指出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即使是两种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也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不是某一方总是影响者，而另一方总是被影响者，只不过有时候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可能大一些或小一些而已。成熟的或发达的文化，可能对尚未成熟的或较不发达的文化影响大一些，反之可能小一些。但这也不是一定之规。后者对前者在特定阶段影响大一些的现象，也是可以在文化史上找到的。我们说，文化的品格应该是虚怀若谷、胸襟博大，能容纳异质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而不是居高自傲、颐指气使，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

中国文化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多元文化的成分，因此它特别具有一种厚度、强度和融合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外来文化，如犹太文化及其他周边民族的文化，都被中国文化逐渐吸收甚至同化的缘故。从另一方面来说，外来的异质文化要想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生根与发展，它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化，必须按照中国文化的生存机制逐步地改造自己，如同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一样。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化，它也必须像利玛窦那样先学习中国文化，而后才能“站稳脚跟”。若是以强势压人，甚至明火执仗、蛮横无理，都是不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长久存在的。

史料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证明，我国中原地区与其比邻的四周各地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已露出端倪。从仰韶文化开始的中原彩陶文化曾向四边广泛扩散，其西向支系由甘肃、宁夏进入新疆，上起公元前五千年，下迄公元前一千年。新疆西部的和田、皮山、沙雅和伊犁河流域，都有中原彩陶文化的影响。夏商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草原文化也有相互间的遭遇和接触。法国学者在18世纪时还指出，殷商遗民在商亡后航海到了美洲。近年来还在墨西哥发现了战国或秦末“大齐田人之墓”石碑。这都说明，中国很早就与美洲有交住。影响巨大的早期中外交住事件是所谓的“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这在《史记》和晋代汲县战国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中都有生动的记载。文字记载说，周穆王自洛阳起程，北渡黄河，出今山西北部，到达河套地区，然后往西，经由柴达木盆地，直抵昆仑之丘。在那里，他会见了西王母，与当地一些部落酋长交换了牛马、器物，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人民建立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尔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丝织物也已传入波斯等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写了下来。为了将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叙述得简明扼要，我们在这里只选择一些重要的事件来说。

一、海上仙山和徐福东渡

战国至秦汉时代流行的方术，曾使齐威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对长生不老之药梦寐以求，方士们描绘的“海上仙山”更使他们魂牵梦绕。据传说，东海中有蓬菜、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形如壶，又称“三壶山”，为仙人所居之地。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仙人则以黄金白银为宫阙。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和《封禅书》载，秦始皇东巡琅邪，刻石颂德已毕，齐人徐福(书中作“徐市”)上书，称海上有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要求带童男童女渡海求仙，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说徐福得平原广泽，而后称王不归，百姓悲痛相思。但徐福究竟去了何处，书中并没有讲明。至晋代陈寿《三国志・吴书》才说，徐福到达的是亶州，而“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州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但这“亶州”是哪儿？有的说是台湾，有的说是琉球，也有的说是日本。

唐宋以后，中日交往频繁，开始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观点。五代后周时的僧人义楚认为，秦时徐福率童男童女居于倭国，子孙皆称“秦氏”。明代的日本僧人在诗中也提到“熊野峰前徐福祠”，说明至少在明代日本已经祭祀徐福。其后，便有人撰写《徐福东渡的故事》《访徐福墓记》等，都言之凿凿地说徐福在当年渡海到了日本，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徐福是否真的到了日本？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悬案。但中日之间的交往开始得很早，这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日本的民族中，就有一支3世纪前从大陆移民过去的“秦汉归化人”。这在日本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如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云，应神天皇十四年(约2世纪)，“融通王月弓君率秦人来归”。而那时的日本人也冒着生命危险,渡海来华。据《后汉书・东夷传》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上发现了这颗金印，上刻“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委”即“倭”，“倭奴国”即“倭”的“奴国”，是当时日本列岛四分五裂的小国之一，在今日本的博多附近。可见秦汉时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甚为密切。

近年来的徐福研究，已成为中日关系史中的热点，而且考定徐福的家乡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的徐阜村。“阜”即“福”，当地在秦汉时临海，是古代的一个重要港口。在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古代航海使用的“石锚”，竟与20世纪70年代在美洲太平洋沿岸发现的“石锚”一模一样。在日本新宫市还保留着徐福及其侍从人员的墓和徐福祠，每年八月都要举行隆重的大祭仪式。徐福东渡日本的事迹未必一定要确证，也未必就是事实，但它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一个象征还是值得人们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