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其他崇尚和禁忌

在一定地域和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民俗文化，往往还包括许多其他的迷信、崇尚和禁忌，比如按照传统，中国人在方位上喜欢正南而不喜欢正北，在颜色中喜欢黄色和红色而不喜欢黑色和白色:即使是一些极 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人眼里也大有讲究。但是，由于人们对它们都已习以为常，很少探究它们的根由，因此也不曾想过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识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事实上，这许多的民族崇尚和禁忌，既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自然万物观察认识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心路历程和精神气质的一种表现。这里略述几种:

(一)十二生肖

也称“十二属相”，指用来计算年岁的十二种动物。近年在内蒙古阴山北麓乌兰察布草原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刻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十二生肖图像，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十二生肖。东汉王充的《论衡》里记载了十二生肖的名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普遍使用十生肖。南朝陈代沈炯的《十二属诗》云:“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猴粟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育悠哉。”此后，十二生肖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为什么要用这十二种动物呢?自古说法很多。一种是“阴阳说”，认为十二生肖是阴阳相合的结果。如宋代洪巽在《旸谷漫录》中说:“子、寅、展、午、申、成俱阳(即阳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虎、猴、狗皆五指，而马皆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即阴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这种用阴阳学说来解释生肖起源的理论为明代的王阳明学派所继承。但这只能说明十二生肖排列的巧合，而不能说明选用这十二种动物的原因。二是“相术说”，认为这是术家观察、选择的结果。如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术家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瞳、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人则无不足。”为什么要选用这些有缺陷的动物来代表人的生年呢?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因而解释也难以叫人信服。三是“混合纪年说”，认为十二生肖是古代华夏族纪年法与少数民族纪年法混合的结果。据有关记载，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早在尧舜时代就使用天干地支纪年，而我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因长期从事游牧活动，便创造了一种动物纪年法。到汉代，阅奴单于呼韩邪归附汉族政权，大批少数民族人民开始与汉族人民一起生乎活，两种文化互相融合，于是产生了十二生肖。但依据是什么，同样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四是“外来说”，认为十二生肖是从印度传来的。研究者认为，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原是印度十二位神将所驾驭的鼠、牛、狮(或虎)强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入中国以后，与三地支相配了用鸡代替了金翅鸟。五是“图腾与天象结合说”，认为十二生肖是远古动物图騰崇拜与天文学中的天象结合而成的。古人由于受远古动物图腾崇拜的影响，在观察星辰位置时，就习惯于用熟悉的动物去命名，因此古代天文学上常见以动物名称命名的星座。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载，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收藏了一面中国唐代铜镜，镜面图文并茂内圈为四方神像，顺时针为玄武、青龙、朱雀、白虎，分别代表北、东、南西四方；第二圈为十二生肖动物图案，依次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第三圈为八卦符号，依次为坎、艮，震、巽、离、坤、兑、乾中间隔以花纹；第四圈则为二十八宿星象图，依次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角、亢、氐、房、心、尾箕。这一铜镜，表明了八卦、生肖与二十八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近年来人们又发现汉代石刻《二十八宿》图上记载的二十八个星座是按周天分方位的，代表十二时辰(今二十四小时)，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各三宿并根据主星座的位置把二十八宿排列为东、南、西、北四组。为便于记忆，人们给每个星座配一种动物，与唐代铜镜完全相符，这就是

东方：角（蛟）、亢（龙）、氐（貉）、房（兔）、心（狐）、尾（虎）

宾（的）

南方：井（年）、鬼（羊）、柳（貔）、星（马）、张（鹿）、翼（蛇）

轸（蚓）

西方：奎（狼）、委（狗）、胃（難）、品（鸡）、毕（鸟）、紫（猴）

参（猿）

北方：斗（獬）、牛（牛）、女（蝠）、虚（鼠）、危（燕）、室（猪）

壁（瑜）

按照这个排列，根据星座所代表的时辰，绘成钟式图案，正好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免、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西鸡、戌狗、亥猪。这一种解释，似平比较科学。

（二）数字迷信

在汉语里，数字不但是记数的符号，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和其他的文化意义。比如“一＂，它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而且还表示“完全、全部、統一、专一、一样”等意思。在道家哲学里，它还代表“道”以及由“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这里，我们援引《周易・系辞上》中的一段文字来看数字在中国文化里的特殊意义，其文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大行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国。五岁再国，故再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面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面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段深的话全用数字表述，可见，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并不简单。它们的产生和运用，应当说跟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密切相关；数字中所包舍的文化意识可能是古人哲学思维的发展和表现。不妨认为，古代曾存在过数字迷信是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罢比如其表示数目这一层含义来看分奇妙自但到实际生活中体验会感到些神秘意味。以政治结构而言，古代天子以下所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称为运用奥妙无穷，甚有某公”—司马、司徒、司空(或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以下设三个上大夫之职，称为“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汉代称尚书、御史和老的办公处为“三台”，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为“三省省长官共议国政，行宰相之职。在军事编制上，国家设置上，中、下《或左，中、至右)三军，以中军统帅为全军统帅，有古话云：“军可夺外也，匹夫不可唇夺志也。”古代京师的军政设置，从汉代开始由左内史、右内史和士都尉三人掌管，称为“三辅”，因此记载汉代长安情况的书被称为《三辅黄图》到宋代，宫廷禁军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卫亲军步军等三个机435构统领指挥，合称“三衙”。在法律上，称经三讯而后判的司法程序为“刺”；规定可以减刑的情况有不识、过失、遗忘三种，称为“三宥”；规定可以赦免的人包括幼弱、老老和蠢愚三种，称为“三数”甚至京剧《玉堂春》里的苏三在最后平反时，也要经过三级官吏的共审，称为“三堂会审”。在教育上，唐代称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三学”，称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书院为“三馆”；科举考试要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试”，录取的人员又分成“三甲”，头甲之中只取状元、榜眼、探花三名。在祭祀时，要供牛、羊、猪“三牲”；敬酒要“三献”；行礼要“三跪”。在天文历法方面，天空分为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三垣”，日、月星称为“三光”：一年四季也分为三春、三夏、三秋、三冬。在文学艺术方面，把文章中的情、事辞称为“三谁”；把评价艺术水平的上、中、下(或神、妙、能)三等称为“三品”，把艺术家的诗、书、顾三种绝技称为“三绝”：把山水画的三种取景法称为“三远”(高远、深远、平远)，把绘画用笔时的三种毛病称为“三病”(腕弱笔痴曰“板”，心手相戾曰“刻”，行散不畅曰“结”)。在伦理道方面，以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为“三纲”以“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新不作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乐”以“不得闻、不得学，不得行”为君子“三患”：以“友直、友谅。友多闻为“盐者三友”，以“友便眸、友善柔，友便铵”为“损者三友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孟母教育儿子要“三迁"，刘备请孔明出山要顾”，梁山好汉攻打祝家庄要“三打”，就连唐伯虎点秋香也要“三笑”，现今我们常见的宫殿和寺庙建筑，常常是左。中、右“三座门”，前、中、后三大殿”，皇家建筑总是有上、中、下三大台基。孔子及其弟子有云“三据人行必有我师焉”，“舟日三省吾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成语云“三人成虎”“三阳开泰”；俗语云“人一条心，黄|变成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二句话不离本行”，“三脚踢不一个屁来”，“事不过三”，“火胃一文”，等等。三”的神通和类妙由此可以想见。为什么中国人对“三”这么迷信?这恐怕与古人对客观世界的原始认知有关。在远古社会，人类对自身及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极为神秘，并由此产生了对自然方物(包析人类自身的生殖现象)的崇拜。但是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升，必然在思维过程中进行选择，从而认为在自然万物中“天、地、人”是基本，天高覆万物，地厚载万物，而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因此合大、地、人为“三才”或曰“三灵”。《说文解字·三天地人之道也。”可见“三”的本义就是代表天、地、人，即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在很早就形成了对天帝后士、先祖三大神灵的信仰，并产生了祭祀天地和宗庙的三大祭礼。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还逐渐认识到，时间有苦、今、未之分，空间有上，中下之分，方位有左、中、右和前、中、后之分。似乎有“三”就能代表全部，“三”因此隐含“完全、完美”的意思在内，并且积淀为中国人的潜意识，在生活中不自觉地用“三”来总结事物，指导行动。婚礼常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文学巨著三部曲...

中国人对“四”和“五”的迷信，源于对大地的崇拜，并与五行学有密切关系。古人认为地是方的，共有东、西、南、北四面，“四”的象形字体也正好是一个方形实体。这一方向概念比较明确，东南西北很少混同。中的古代建筑如城池、官殿、庭院、寺庙，都取正南正北方向的方形(四边形)，东南西北也分得十分清楚。在汉语中，由“四”构成的词语大多与大地的方形形态有关，如“四方”“四极”“四维”“四角”“四邻”“四案”“四郊”“四商”“四海”“四读”“四镇”“四京，就连人体也按四而的结构去观察称为“四体”“四肢”。至于“四库”“四部”“四美”“四难”“四声”“四德”等与方形有无关系，我们不敢主观定论，但成语“四分五裂”“四海为家”“国生海升平”“四面楚歌”“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四平八稳”等，确实体现了“方形”这一本义。在东南西北的基础上加一个“中”，即构成“五”，可见“五的述信也与大地崇拜有关。股墟甲骨文证明，商代曾祭把四方神和因风神，高后来，周代又将四方神和四风神与四季相配，认为东为春、菌为夏、西为秋、北为冬。到春秋时代，四方神转化为四帝，并于中央增一神而成五帝。到战国末年，以五帝崇拜附会阴阳五行学说，对“五”的述信进一步加强以“五”为一组的事物，于古籍中随处可见：“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方”(东、南、中、西、北)，“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吴，颛琐)，“五佐”(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兽”(苍龙、朱雀黄龙、白虎玄武)，“五音”(角、徵、宫、商、羽)，“五色”(青、赤、黄、自、黑)，“五器”(规、衡、绳、矩、权)，“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德”(明、从、睿、聪、恭)，“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官”(耳，目、口、鼻、舌)，“五脏”(肝、心、脾、肺、肾)等，多不胜数。中国人对“九”的述信源于对天的崇拜，还可能与龙图腾有关。《说文解字·九部》云：“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有人据此考证，“九”的原始意义为九头龙。古人以天为阳，以九为阳之最，故以“九”代表天，而天与龙又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似乎不是一种巧合。由于封建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九”又成为皇家的象征数字，“九”的神秘性和崇高性因此更进一层。天有“九重”，地有“九州”，官有“九卿”，阶有“九品”，赏有“九锡”，国有“九鼎”，法有“九畴”，乐有“九韶”，诗有“九赋”，经有“九经”。大凡皇家的建筑与器物，多合乎“九”数，如明代建造的都城北京共辟九门；紫禁城的房星共9,990间半；天安门城楼分九楹：皇宫门钉横为九路，竖为九路(计81颗)，皇家大宴的菜点为9种；各地王公和官员给皇帝的贡品也必须合于“九”数。可以看出，在民俗中、“九”是一种荣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志，是一个极限，也是一个转折的开始，还是种变化和发展。与“九”相关的数字，如“三十六”(三十六计、三十六花洞天、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七十二福地，七十二地煞星，嵩山，衡山黄山皆为七十二峰)等，也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

(三)方向与颜色迷信

中国自古以南向和东向为尊，以黄色和红色为贵，贬低北向和西向，轻贱黑色和白色，甚至视白色和西向为不吉。这在中国的古代建筑、服饰、礼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古建筑中的正房、主殿、大门，只要地形允许，都是坐北朝南的。只有在表示谦恭的时候，才将主殿建为坐西朝东，如北京天坛的斋宫是皇帝祭天时的住处，因天子在天父面前不敢南向自居尊位，只好求其次朝东而居。古代有“南面称王，北面事君”的说法，《周易》也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这说明，中国传统上以南向为主位、正位和尊位。古时天子接受朝贺，必须面南而坐：死后接受吊唁，灵柩也必须停放在北边。如果是天子吊唁臣子，则其灵柩必须临时移到南边。总之，古代以南向和东向为尊，而以北向和西向为卑，尤以西向为不吉利，“西”与“死”几乎同义，所以人们说“一命归西”。颜色迷信也一样，黄色自古为帝王垄断，成为皇家的专用色。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就意味着做了皇帝而农民起义要夺取政权，也必须树起杏黄旗号召群众或头裹黄巾组织队伍。明清故宫、太庙及其他皇家建筑，一律取黄色屋顶。红色也是显贵标志，达官贵人的住宅是“朱门”，所以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他们穿的衣服称“朱衣”，古语说“朱衣点头”，意思是科举考试时文章得到主考官的认可：显贵们坐的车子也称“朱轩”或“朱轮”。红色还是喜庆的象征，在民间尤其如此：结婚贴红双喜字，新娘子以红巾遮面，过节挂红灯贴红对联，婴儿满月吃红鸡蛋，劳模戴大红花，等等。而白色期被认为是因色，多与死亡、丧事联系在一起。因而丧事也称为“白事”，坏女人则被称为“白虎星”。这些方向迷信和颜色迷信从何而来?究其根源，还是来自于古人的天地崇拜和战国末期渗入的阴阻五行观念。

可以认为，以南向、东向为尊利以红色为贵，源于古代的日神崇拜：以黄色为尊，则源于古代的地神紫拜。太阳从东方升起，至中午面处于正南它火红的颜色，炙热的温度和所居的位置颇给当时的人们以神秘莫测的感，由此，使古人产生了对太阻的崇拜。一些远古文化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日神崇拜是人类最早、最大的自然崇拜之一。我国古代祭把的东皇太一东君，实际就是太阳神，屈原的《楚辞》里就有专门描写东皇太一的篇章。学者们指出，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即太吴)也正是太阳神的化身，羲”“昊”二字均指太阳，古代所祭的“昊天大帝”也应当指太阳神。古籍记载说太昊“立春”，“位在东方”，“象日之明”，而古人又认为“东方主生”，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如前所述，商周以来流行四方神的观念，并以四季与四方神相配，构成“四帝四佐”体系：东方为春，其帝太昊，佐神句芒南方为夏，其帝炎帝，佐神祝融；西方为秋，其帝少昊，佐神收：北方为冬，其帝颛顼，佐神玄冥。阴阳五行学说流行之后，又于中央置大神黄帝佐神后土，并以五行，五色与之相配，构成“五帝五佐”的体系。炎帝主夏，位在南方，有祝融辅佐，颜色赤红。“炎”字二火，“融”字意为光照四海，均为太阳最热时的象征，以此看来，炎帝和祝融也由太阳神转化而来(也有人认为二者为火星)。古人认为，东方的苍色(青色)象征万物生长，南方的红色象征万物茂盛，因此古书对春夏二季的评价很高，如春天又叫“芳春”“青春“阳春”；春景叫“媚景”“和景”“部景”；春风叫“柔风”“惠风"：春天的时辰叫“嘉时”“良辰”。夏天叫“朱夏”“炎夏”夏天的风叫“炎风”，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对南向与东向、红色与青色产生了色属冬。古人认为秋收冬藏，秋天万物调谢，生命接近尾声和消亡，带给“素秋・秋风为“素风”“凄风”“悲风”・甚至吉代的新刑也规定在秋也不好，风为“寒风”“哀风”“阴凤”，景为“寒景”，所以黑色也不招人喜欢，与黑组成的词语如“黑帮”“黑社会”“黑名单”等都是很不好的。黄色之所以成为最尊贵的颜色，主要是因为古人对地神的崇拜。这也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古人认为，“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地者，万物之本源，请生之根苑也”。《说文解字・黄部》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也云：“黄色，土徳之色。”可见黄色崇拜确与土地有关。五行观念产生之后，土居中央，黄色成为中央之色，其神为黄帝，而黄帝又是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观念，非常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黄色因此受到历代的推紫，终于独尊于诸色之上，与其他颜色一起，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色彩序列和等级：黄、红、青、黑、白。这一序列，也正是中国古代服饰色彩的序列，只不过是在“红”前加了“紫”，在“黑”前加了“绿”罢了。

（四）避讳之俗

避讳作为封建社会特有的禁忌制度，已经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消亡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的精神已演变为某些习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依然存在。什么“避讳”？就是为了表示对封建君主和尊者的敬畏，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他们的名字而采用别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做法。它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又是家天下和尊祖敬宗的体现。它起源于西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到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讳禁制度极严，有不少人因触讳犯禁而被砍掉脑袋。讳禁之严，干此可见一既。讳有“国讳”和“家诺”两种。“国讳”是指统治者运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们为之避讳；“家讳”是指封建士大夫们为其尊者自行避讳。统而观之，历代避讳方法有三种：改字法、空字法和缺笔法。“改字法”是对涉及与帝王及尊者之名相同的字时改用其他字代替的做法，所改的名称包括人名地名、官职名、年号名、器物名、书籍名，甚至还有改姓的。如汉代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改“恒山”为“常山”；《汉书》作者班固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在书中称“老庄之术”为“老严之术”：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竟称“王昭君”为“王明君”；《后汉书》作者范畔，因其父名“秦”为避家讳，凡《后汉书》中的“泰”均改为“太”：北宋官僚文彦博，本姓章“敬”，因避赵匡胤的祖父赵敬之讳，改姓“文”唐高宗有一个年号“显庆”但到唐中宗李显时，为避讳，改“显庆”为“明庆”等。“空字法”是将应当避讳的字空出来不写，或空围“口，或作“某，或直书字的做法。了如东汉许慎在作《说文解字》时，对当世皇帝汉安帝刘祜以及上至光武帝刘秀在内的五代帝王之名，皆取空字法，只作“上讳”二字，也不解释它们的形、音，义。又如《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的群臣请汉文帝早立太子一事其中有“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的话，“某”即指汉景帝刘启司马迁为避汉景帝讳而如此称之。又如唐人在撰写史书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将隋末“王世充”写成“王充”等。“缺笔法”是对所避之字采取最后一笔不写的避讳做法，如孔丘之“丘”，清康熙皇帝玄烨之“玄”等更为糟糕的是，封建社会还有“讳嫌名”的做法。所谓“嫌名”，就是与所避之字声音相近或相同的字。遇到这类字也要避讳，即为“讳嫌名”。如唐代诗人李贺，其父名李晋肃，“晋”与“进”同音，因“讳嫌名”而不得考进士。韩愈为此愤愤不平，作《讳辩》一文替李贺辩护，文中说：“若父名仁其子不得为人平?”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便是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辛亥革命以来，避讳制已随着封建统治一起消亡，但不许犯忌和害怕犯忌的双向心理习惯并没有消除。为了避凶就吉，出于习俗或礼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各种避讳，比如阿Q秃头上有癞疮疤，他就忌讳别人说“光”“亮”“烛”明明家中的老人“死”了，却硬说“老了”“走了”“去了甚至还有“故世了”“去世了”等。在现实生活中，尊者、长者总是厌恶或者不习惯他人直呼他的名字，卑者、幼者也觉得直呼尊长者之名太不礼貌中国文化要因此中国人对父母，师长，上级均不直呼其名，这一点跟西方国家也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