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贵花木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最喜爱的花木，并且常常在它们身上倾注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甚至还表达了人们的某种寄托和愿望。许多国家因此形成了国花、国树。由于民族发展过程和生存环境的不同，也由于民族心理和趣味的不同，各民族最喜爱的花木也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同自然的融合，把花木当作与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活物，并且常常借花木及其他万物的自然属性来比喻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某些特性因此常常与花木的某些特性相合为一，其中以松、竹、梅、柳、牡丹最为突出。

松，常与柏并称。它为中国人所喜受，主要是因为它有耐寒而又能常青的特性。这本来是一种自然特性，但中国人把它理解为一种遭遇环境变化而能保持自身不变的社会品格，理解为具有坚强不屈的精神。《礼记・礼器

云：“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贯四时不改柯易叶。”这是以松柏的秉性比喻人的品格的开始。其后，孔子等人继续发挥这个观点，认为只有经过艰苦的考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松柏就是在岁寒之后才显出它与众不同的品格的，因此《论语・子罕》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后调”，实际是不凋。《庄子・让王》也说：“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正是由于这种遇寒不凋的品性，古人才把松柏看作长生的象征，把它当作“百木之长”，从而赋予它守卫官阙的资格。《史记・龟策列传》云：“松柏为百木长也，而守门闾。”因此历代帝王、公卿及至土大夫都在自己安息的墓前广植松柏，而古代砍伐陵前松柏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甚至有杀头之罪。又据古籍记裁，晋代荥阳郡南有一石室，室后有孤松千丈，常有双鹤，绕松而翔。相传昔有夫妇二人在石室隐居，年岁数百，死后化为双鹤。这又是后世松鹤延年、松鹤长寿的来由。历代文人笔下的松，大都具有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寒暑不变的品性。“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有一首诗《赠从弟》，即以松比输坚贞的品性：“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李白《赠韦侍御黄裳二首・其一》云：“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竹，古人认为它是一种高雅的象征，其形象秀逸而有神韵，其品格虚心而能自持，故常被用来比喻人的品德高尚不俗。同时因为它生而有节，又被古人视为气节的象征。《礼记・礼器》云：“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猗猗”是美丽茂盛的样子。历代文人欣赏竹的高尚和秀美，用它比喻自己的品格和情操。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成、王戎、刘伶等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共同以竹自喻，世称“竹林七贤”。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字子献），生平爱竹，即使是临时住所，也让人种上竹子。有人问他“暂住何须尔”，他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李白、孔巢父等六人，曾隐居于山东祖俫山，以竹溪为美，诗酒相欢，世称“竹溪六逸”，竹与贤、逸相提井论也可见竹的品格是多么高尚了．苏轼更是爱竹成癖，他至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历代文人以诗咏竹、以墨画竹，作品极多。唐代张九龄《和黄门卢待御咏竹》云：“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女诗人薛涛爱竹，以诗写竹名重一时，她的《酬人雨后习玩竹》云：“众类亦云茂，虚心宇自持。”苏轼的表兄弟文同（字与可），是一位画竹能手，其《墨竹图》为传世奇作。“胸有成竹”即是他的画竹理论之一，今天已变为成语。元代的杨载《题墨竹》云：“风味既淡泊，颜色不斌媚。孤生崖谷间，有此凌云气。”这首诗同时写出竹子的四种品性一一淡泊、清高、自持、正直，这都与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相合。至清代的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把竹的品格与精神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而且将人与竹、竹与画融为了一体。他在竹子上看到的是“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他从竹声中听到的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的两首题竹诗极能反映他的“傲骨亮节”，其一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又ー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至于竹的使用，在中国文化中也颇有特色。我国书籍最初的形式就是竹简，“册”的本义就是竹书。汉武帝开始建造竹宫，竹由此用于建筑。竹与爱情也有关系，一是成语“青梅竹马”的形成，二是古代流行的《竹枝词》实际上是爱情歌谣。先秦以来代表君主权威的信物——符，使臣出使外邦的凭证一一节，都是竹子做成的。古代朝官用的朝笏是竹子的，古代的弓箭也是竹子的。“丝竹”作为乐器的代称，也表明很多乐器是竹子的，甚至连中国人特用的食具筷子（古称“箸”），最早也是竹子的。从精神文化到物质文化，竹的渗透力如此大，渗透范围如此广，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梅，古代又叫“䕩”“枬”“楳”，在《周礼》《诗经》里都有记载，。如《诗经・小雅・四月》云：“山有嘉卉，侯粟侯梅。”这说明！那时已认为梅花是最好的花卉之一。中国人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它花姿秀雅，风韵迷人，品格高尚，神行俱清；还因为它具有耐严寒、报早春、有清香的特点。古人以梅、竹、菊为“四君子”；以松、梅、竹为“岁寒三友”。古人还用梅花的五瓣来比喻寿、福、康宁、好德、善终等人生五福，因此民间常在新春之际贴一个“梅开五福”的横额。梅花从宋代开始大量在南方繁殖起来逐渐形成许多人工梅林。据范成大的《梅谱》记載，当时的梅花已有100种左右。各种梅花争奇斗艳，随风摇曳，极有韵致。正是从宋代开始，描写梅花的诗画日益增多。如王安石《梅花》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写梅花耐寒的品格。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写梅花的节操。而北宋诗人林逋(又称“和靖先生”）一生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对梅花自有别样感情，他笔下的梅花也非同一般，如《山园小梅二首》之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把梅花写得如此动人，真不愧是梅花的“丈夫”了。但也正是在宋代以后，文人雅士们对梅花的审美逐渐出现了问题，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花匠们投其所好，故意把梅加工成曲、欹、疏的病梅，以求重价，梅因此而失去了自然美。清代的龚自珍决心“疗梅”，特意买了300盆病梅，痛哭三日，把盆打碎，把梅的棕缚解去，以五年为期康复，专辟“病梅馆”贮藏，还专门写了一篇《病梅馆记》。当然，作者是以梅寓人，旨在反对压抑人才。

柳，常与杨并称“杨柳”。它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力，又早于其他树木在春天发芽，因而被认为是春的使者。在与柳的实际接触中，人们还发现垂柳婀娜多姿，风流可爱。因此，柳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并逐渐形成柳俗。如古代在送行时“折柳”，表示留别，依依不舍。究其源头，乃是《诗经・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诗句，“柳”与“留”牡丹，素有“国色天香”的美誉，又被称为“花中之王”，以其华贵雍容深得人们喜爱。但唐代以前并没有“牡丹”这个专名，那时统称“芍药”，是芍药的一种。唐代专以“木芍药”称牡丹，由此也可知牡丹到唐代才真正显露出它的丰采。唐代的王公贵族无不以观赏牡丹为风尚。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前观赏的正是牡丹，而李白所作的《清平调》三首描写的就是牡丹和杨贵妃。“国色天香”的美称，也是唐文宗和大臣们在一次牡丹观赏会上，从中书舍人李正封的诗里总结出来的，诗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白居易的《买花》则把长安富人热爱牡丹的盛况和穷奢极欲的生活全写出来了：“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后来以洛阳牡丹最负盛名，所以欧阳修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相传洛阳牡丹本在长安，一日寒冬，武则天传旨：“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次日百花俱放，唯独牡丹不开。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往洛阳。想不到洛阳水土更适宜牡丹生长。到宋代有“魏紫”“姚黄”等名贵品种。明代中叶以后，山东曹州（今菏泽市）牡丹兴盛起来，现与洛阳为两大牡丹观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