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重生秘籍 :青铜器篇

二、青铜器

青铜是一种红铜与锡、铅、镍、磷等化学元素的合金。它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可以铸造出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种器物。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现了这种材料，用它制造生产和生活工具并替代石器，从而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显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称作“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约略可以分成形成期、兴期和衰落期。形成期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距今约5000年到4000年之间。古文献上记载当时的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1975年在甘肃省东乡林家村遗址出土的一种铜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是中国境内的先民开始使用青铜器的见证。

兴盛期大体上处于夏商两代至春秋后期，这正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奴隶制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阶段，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器时代”。1959年，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和乐器等。其铸造技术相当成熟，已不是初始形态。进入商周时期，青铜治铸技术进一步提高，制作工艺更加成熟，青铜制品种类更为繁多，以制造大量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为最大特点。迄今已经出土的大型精美青铜器大多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

衰落期始于春秋后期至战国早期，原因是冶铁业兴起，生产出了硬度更强、韧性更大、更锋利的铁器。自此中国历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青铜铸造总体上开始衰落，但是冶铁技术又促进了青铜治炼技术的提高，青铜器制作工艺益加精良，器物向日常实用方面发展。秦汉以后，青铜制品进一步减少，青铜礼器和乐器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唯有铜镜、铜佛和铜币继续流行。后来铜镜也消失，剩下铜佛与铜币，到现在只有一些铜制工艺品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多为王侯贵族所有，于是在历史烟尘中跟着它的主人藏于地下，随后又在历史风雨中接连出土。汉代已有关于青铜器出土的文字记载，汉武帝“元鼎”年号就与出土大鼎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中国古代青铜器埋藏的范围之广，数量之丰，是世界上少有的。陕西关中地带是周秦汉唐的王都所在，随帝王公卿下葬的青铜器更是难以胜数，历史上在这个区域内屡有重大考古发现，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间，就在这里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3，000余件。1976年12月在扶风县出土了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藏有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2003年1月，眉县5个农民一次发现了27件西周青铜器，其上的铭文记载了周王朝11个王的业绩，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述的周王序列惊人地一致。2005年，因盗墓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西省韩城市梁代村古墓群，出土了大量西周文物，其中仅青铜器就多达111件。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发现了铜车马两乘，经复原，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1号车为横长方形，有圆形车盖，盖下立一铜御官俑。2号车为凸字形，分前、后二室，后室有椭圆车盖，左、右、前三面各有一窗，后有门，门窗可灵活启闭，铜御官俑戴冠佩剑坐于前室。二车皆双轮、单辕，由四马驾车，挽具齐全，有的用金、银装饰。两车结构完整，装饰华丽，被誉为“青铜之冠”。更为惊人的发现是在远离关中的川蜀地区，即四川省广汉市，1980年起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仅青铜器就有三四百件，内有大型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兽面具、跪坐人像、神坛、神树等，如大型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大型兽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方形脸，非人非兽，极度夸张；神树高3．84米，上有九枝，枝上栖鸟，枝下垂果，俱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精品之作。

如前所述，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极度兴盛的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但数量众多，制作精良，而且品种丰富，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其中许多制品是用于国家大礼的重器。《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国家的公祭仪式，“戎”就是国家的军事行动。鉴于青铜器坚实、厚重和耐用，商周的奴隶主贵族把它用于这两大方面，借以表达当时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高贵。

商代前期，以酒器为主，体量轻薄，纹饰简单；到了商代后期和西周前期，成套的礼器和乐器多了起来，造型也变得厚重华丽，面且出现了简单的铭文，也就是人们所称的“金文”；周中期至春秋中期，食器的比重逐断增加，造型风格趋于简朴，纹饰以粗线条为主，其上有记裁史实的长篇铭文，内容涉及軍事、政治、经済、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是研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商周青铜器的历史价值所在。

概括说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和杂器，礼器又分食器、酒器和水器。各种器物都依据用途和等级限定有不同的造型和名称，如食器有鼎、簋、鬲、甗、簠、敦、盨、盂、梪、铺等，酒器有爵、觚、觯、角、斝、彝、卣、壶、樽、缶、罍、盉等，水器有盘、匜、洗、盆等。乐器有铙、钲、钟、鼓，兵器有戈、矛、钺、刀、剑等。礼器和乐器不能在一般的生活场合使用，而必须陈设在庙堂用于祭祀，或者用于宴飨、盥洗，因此非常神圣与隆重。这里介绍一下较常接触的几种：

鼎，用以烹饪的器具，常于祭祀或典礼时炖煮和盛放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但在商周时期却成了象征统治权威的国家重器。据传大禹立国之前，曾经铸造九鼎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以警戒世人。鼎由此成为立国与传国的重器，后来的奴隶主贵族便用它来“別上下、明贵贱”。史载西周“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鼎的基本形式有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两耳；也有其他形状的。鼎的纹饰一般装饰在口沿下、腹部和足部，铭文则多铸在器体内。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发现于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商代遗址，历经西汉，乃至魏，是用时最长、变化最大的青铜器。迄今出土的最大的青铜是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现的“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此鼎器型高大厚重，气势雄伟，纹饰华丽，工艺高超。鼎腹长方形，鼎足四根圆柱形，鼎高1．33米、重达875公斤，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迄今铭文最多的鼎是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其形状为半球腹，三足两耳。其上铭文多达499字，内容为周王为了周室中兴，命其重臣毛公忠心辅佐周王，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意铸记录此事。由于鼎在古代青铜器中的重要地位，“鼎”在汉语中组成很多成语，如“一言九鼎”“一代鼎臣”“人声鼎沸”“问鼎中原”等。

簋，盛放食物的器具，古人在宴饮时席地而坐，簋即置于席上，所以簋的下面多附有三足、四足或方座。它自商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造型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或上圆下方，两边有耳或环，常与鼎搭配使用。在西周时期，使用铜簋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鬲一样，与鼎搭配以偶数出现，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已经出土的簋很多，各地博物馆都有藏品。如1981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西周弓鱼伯簋，下部即为一个方座；1993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出土的“乍伯簋”，器内底部铭文有70余字，记述周王命南宫率人进行了一次“射”的活动。乍伯用所获赏赐作器，以纪念先祖周公，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尊与彝，都是盛酒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春秋以后少见。金文中“尊”“彝”两字联用，统指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宋代以后把大型或中型广口的圆形或方形盛酒器称为“尊”，而把形体为方形、盖为屋顶形、下边有圈足的盛酒器称为“方彝”。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也有模拟鸟兽形状的尊，如鸟尊、羊尊、牛尊、虎尊等。如1938年在湖南省宁乡县出土的商代晚期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它的四面铸有四只羊，造型精美绝伦。1923年在山西省浑源县出土的“牺尊”，是一头牛形器皿，历经劫难，现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盘与匜，盛水器和盥洗器。盘是商周时期宴飨时举行一种名为“沃盥之礼”所用的器物。“沃”是自上而下浇水，“盥”是洗手后水流入盘内。匜就是浇水用的器物。《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时盘匜是配合使用的，即用匜把水浇在手上，以盘来承接用过的污水。战国以后，随着“礼崩乐坏”，“沃盥之礼”渐渐被废，盘逐渐演变为“洗”。最早的青铜盘，出现于商代前期，一般为圆盘，也有方盘，沿口有两耳，底部有座或足。匜则形状椭长，前面可以流水，后面有把手，下面有足。已知的“虢季子白盘”是西周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一件，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形若现代的长方形大溶缸。白盘内有铭文111字，记述了周宣王西伐戎人的一次战事。此盘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曾被当地农民用来喂马，几经动荡，后被准军将领、曾任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觅得。刘氏后人为确保安全，将它重埋地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刘氏家人才将它掘出献给国家。

乐器中最突出的就是编钟，它是古代的一种组合打击乐器，大约在西周时已经出现。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依次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击打铜钟，从而发出不同的乐音。春秋战国时期，钟的数量逐渐增多。迄今发现个数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全套编钟，是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共钟架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重4400公斤，以大小和乐音的高低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斜挂的钟称“甬钟”，直悬的钟称“钮钟”，大小共65件。上面所铸铭文，都与音乐有关，说明当时已具备很高的音乐水平。

兵器中人们最熟悉的是青铜剑。史书记载黄帝时已开始铸剑：“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史称“轩辕剑”。那正是中国刚刚步入青铜文化的时期。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剑，约出现在商代早期，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镇，名为“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后来，随着商周“礼乐制度”的建立，剑的配备有了限定。据《初学记》引贾子说：“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至春秋战国时代，剑已成为步兵主要武器，而此时的铸剑技术已达高峰，史书所记的欧治子、干将、莫邪，都是当时的铸剑名匠。如越国人欧治子，曾为越王铸“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等五剑，据说都可削铁如泥。吴国刺客专诸刺杀吴王的剑正是“鱼肠剑＂。吴国人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或说吴王）所铸之剑则称“干将剑”和“莫邪剑”。1965年在湖北的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身上装饰着菱形花纹，镌有八个错金鸟篆体铭文，剑主人为“鸩浅”，即“卧新尝胆”的越王勾践，发现时依然锋刃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