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辞赋及其作者

辞赋是兼具诗歌和散文特点的一种文体，它不像诗歌那样可以配乐歌唱，也不像散文那样毫无韵脚，而是讲究辞藻华美，大体整齐押韵，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以抒写情志。好的辞赋作品散韵相间、抑扬顿挫，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先秦时代已经出现，至两汉而繁荣，魏晋隋唐而丰富与变化，并延续至宋、元、明、清。最早以“赋”命名的篇章是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两人一南一北，恰好代表了赋在初期的两种不同的风格。荀子的《赋篇》以四言韵语为主，杂以散文形式，显然受了《诗经》的影响；宋玉的赋则文采典雅而华美，显然受了《楚辞》的影响。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为后世历代文人所传诵。

至两汉时代，赋一跃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并且达到了鼎盛阶段。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赋作品就达九百余篇。贾谊的《吊屈原赋》、准南小山的《招隐士》以及枚乘的《七发》是早期汉赋的代表作。之后，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张衡被称为“汉赋四大家”，他们的作品“润色鸿业”，“劝百讽一”，极尽铺张排陈之能事，特别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奠定了散体大赋的体制，显示了散体大赋的风格。前者叙述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各自夸耀本国的故事，后者则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大肆夸赞上林苑的壮丽和汉天子打猎盛举的故事。此外，扬雄所著《羽猎赋》《长杨赋》、班固所著《两都赋》、张衡所著《二京赋》，都是汉代大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虽然继承了汉赋的遗风，但与汉赋相比，已发生某些变化，即由“润色鸿业”的歌功颂德转向咏物抒情，写作的题材更加广泛，语言由散体趋向骈体。建安时代的文人都擅长辞赋，其中最为人传诵的是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二者状物抒情，文笔清丽；蔡邕的《述行赋》和祢衡的《鹦鹉赋》则抒情言志，寓意深刻。左思的鸿篇巨制《三都赋》，虽然在写作手法上模拟汉大赋，但作品风格豪迈，文辞富丽，使得国人竞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由于受魏晋玄学的影响，这时的赋多谈老庄玄旨，清新质朴的短篇小赋也日渐增多，其中如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陶渊明的《闲情赋》、潘岳的《怀旧赋》，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一时期的骈体赋，对偶工整，辞藻精美，音律和谐，其中如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和庾信的《哀江南赋》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

唐代虽然以诗歌创作为主调，但辞赋也是文人学士显示文学才华的一块园地。可以说，唐代的许多著名诗人，都写过辞赋作品。如王勃的《春思赋》，抒发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张九龄的《荔枝赋》，表达了才士位卑，欲求上达的思想；李白的《大鹏赋》，则以搏击云天的大鹏自况，等等。中晩唐以后，诗人们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突破骈体赋的限制，运用辞赋反映社会问题，十分关注人生，如李商隐的《虱赋》，陆龟蒙的《蚕赋》，柳宗元的《瓶赋》《牛赋》，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特别是杜牧的《阿房宫赋》，多用白描手法，语言清新，议论鲜明，体现了赋的艺术手法的新变化。

宋代辞赋继承了前代辞赋创作的传统，继续采用古赋和骈体赋的形式，但在唐宋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受杜牧《阿房宫赋》的启示，产生了一种用韵比较自由、章法比较严谨、气象十分生动的文赋，其代表作有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些作品散韵间杂，文辞富于变化，想象丰富，说理精辟，写景状物惟妙惟肖。如苏轼《前赤壁赋》中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都是一派画境；作者在赋中所表达的旷达胸怀和乐观态度，使之成为了千古不朽的杰作。

金元以后，辞赋作品仍不断涌现，但已无法与前代相比，值得玩味的佳作已屈指可数。金代元好问的《秋望赋》、郝经的《怒雨赋》，还值得一读。明代的前后七子也作过一些辞赋，但多辞藻华丽而少寄托；清代的某些文人企图模仿汉赋，又都流于歌功颂德，因此，辞赋创作在明清两代只能算是高音余响了。